面對外敵，朱、毛忘記了前不久的內部爭論，很快確定了一個由朱、毛各帶一支部隊、兵分二路的擾敵計劃。
在蛟洋會議中，有人提議陳毅和同去上海向中央彙報，已經不是前委書記的聲稱不願意去上海住像班房一樣的亭子間。於是前委決定陳毅去上海向中央彙報工作。不去上海，陳毅又請仍回前委工作。說身體不好，同時說你們七大那個做法我不能同意，我不能隨隨便便就回去。於是會議決定由朱德代理前委書記。
會後，陳毅即在閩西特委書記鄧子恢陪同下離開紅四軍到廈門，經福建省委安排由香港去了上海。
紅四軍一下走了兩位核心人物，尤其是走了，問題就出來了。
7月29日，前委機關在新泉得到紅四軍前方部隊於25日寫來的報告，說敵“李文彬兩團到汀並有兩團續到的消息”。於是，前委於當天帶領大隊從新泉開到閩西根據地之中心區古田，並立即舉行緊急會議，討論應付當前敵情的辦法。
走了、陳毅，這次會議就實行“自下而上的民主制”了。會前前委並未準備方案和中心意見，會上意見紛紛，莫衷一是。各縱隊領導都爲本縱隊說話，爲調人調槍問題吵吵嚷嚷，爭論不休，結果討論終日誰也說服不了誰，朱德一人又調和不過來。故此，有人譏諷說前委會成了“縱隊聯席會”。
這時有人提出：敵軍三路進攻，兵力衆多，紅軍兵力弱小，固守閩西無法打破敵人“會剿”，乾脆，咱們打出閩西去。大家沒有細想，都附和着通過了。就這樣，“前委會議變更行動計劃”，即放棄了7月初前委會議制定的“堅守閩西”的正確策略，而倉促決定第四縱隊留守閩西，第一、第二、第三縱隊遠離閩西根據地向閩中出擊。
紅四軍此前從未到閩中活動過，對於閩中的黨情、軍情、地情、人情均很陌生。而閩中實際上還沒有黨領導的羣衆鬥爭，紅軍來了，家家關門閉戶，完全不能策應紅四軍的進兵。且閩中地勢險惡，山高水深，行軍消耗太大，病員劇增，逃亡亦起，衆多反動幫會和土匪也依託堅固高大的炮樓常找麻煩。紅四軍溽暑遠征，兵力疲憊，孤軍深入此無地利人和之區，實爲兵家所忌。
8月18日，前委寫信向閩西特委通報了這一計劃。閩西特委見此報告後，根據病中的的意見，致信前委說：我們以爲閩中山河險阻，防守不便，兼之難走，又無羣衆幫做偵探之困難。……過了烏龍江則敵消息靈通，運輸便利，更有受大軍包圍危險，提議前委再調四軍回閩西。
此時紅四軍在閩中已經遇到很大困難。見此信後，決定返回閩西。8月底，前委率二、三縱隊由閩中回師閩西。“閩中出擊”失利。此次去閩中，“損失三百多人、一百多槍”，外加“一門炮”。
但一回閩西就不同了。8月29日，一戰漳平，擊潰張貞部的張汝匡旅；二戰永福，再殲其一營，佔了永福，還嚇退了進佔龍巖的楊逢年。在此期間，第一、第四縱隊在閩西特委領導下（病中遙制），和廣大羣衆武裝一起，廣泛開展游擊戰爭，迫使贛敵退回長汀、連城，粵敵退守永定、湖雷。9月21日，紅軍第二、第三縱隊與第一縱隊會合，在上杭羣衆配合下，一舉攻下上杭城，取得了“紅四軍成立以來的最大勝利”。打開上杭，除掉了閩西蘇區西部的大白點，進一步擴大和鞏固了閩西根據地，紅四軍由此擴大到7000多人，每個縱隊都由兩個支隊擴編成三個支隊。三省敵軍久攻閩西不克，又見紅四軍大隊重返龍巖、上杭，誰也不願率先進攻紅軍致損實力，乃紛紛引兵退卻，各自縮回原防地。所謂“三省會剿”，隨之宣告瓦解。
七、朱德請回來，說必須打倒“陳毅主義”
“閩中出擊”失利之後，紅四軍內議論又起，思想也很混亂，許多人甚至提出離開部隊到地方工作的要求。前委代書記朱德極力想解決問題統一思想，於是召開前委會議，定在9月下旬在上杭的太忠廟召開紅四軍八大，一是希望穩定官兵情緒，整頓部隊，加強建設，以利於工作和戰鬥；二是藉此讓“光彩”地回到紅四軍來。
八大給發了通知，託病沒有來參加。
八大可以說是“民主”到了家。由於前委機關不健全，會前基本上沒有必要的思想上和組織上的準備，也沒有什麼具體成熟的意見和方案，還是“自下而上的民主”──在會上放手讓羣衆自由討論，就問題解決問題。但是，討論來討論去，結果卻什麼問題也解決不了。例如，爲了一個紅軍法規中黨代表權力到底應作何規定，會議討論了兩天仍舊沒辦法決定，結果還是決定請示中央。大會選舉前委委員，事先也未作醞釀，而是到會上來臨時推選，結果形成平均主義，各縱隊都要有人蔘加前委，結果前委成員增加到17人。一縱隊推舉的一個委員，這個委員根本未與大會代表見面，只是因爲提議他的人兩次提議說他好，此人不但被選爲前委委員，還被推爲前委常委。
這個時候，朱德和諸多同志一樣，從實踐中認識到所堅持的政治原則的可貴，紅四軍的工作的的確確離不開，確立政治領導的中心也離不開。就在會議期間，有許多支部提議請回來重新主持前委工作，朱德當即表示同意和支持，起草了一封請回來復職和出席八大的信。
然而卻回信說：我平生精密考察事情，嚴正督促工作，這是“陳毅主義”的眼中之釘。陳毅要我當“八邊美人，四面討好”，我辦不到。我反對敷衍調和、模棱兩可的“陳毅主義”。表示：紅四軍黨內是非不解決，不打倒“陳毅主義”，我不能隨便回來；再者，我身體不好，就不參加八次大會了。
朱德看了生氣地說：“我給他寫信，這說明過去的事我都收回。我們請他回來，而他卻轉移目標，攻擊陳毅……”前委立馬給了一個“黨內警告”，命令他立即回來參加會議。大家也七嘴八舌地嚷起來，認爲是擺架子。大家一吵，朱德卻冷靜下來。轉移矛盾，實際上也是避免同自己的進一步衝突。都想堅持主張，而不傷對方，這說明大家還珍惜這份感情。
兩天後，坐着擔架來了。他的的確確是病得不輕，惡性瘧疾發作起來很厲害。但心中有氣也是一個因素。
朱德等看到病成這個樣子，再想着他離開前的委屈和往日裡的親密合作的種種好處，心裡都很難受。雖然這時八大已經結束，但朱德等仍然把他留在上杭，找到上杭最好的住所─上杭臨江樓，讓他安心養病。朱德說道：“潤之，看來你身體確實需要休息。不過身體一好，你就要馬上回來，我們來接你！”毛疲憊地說：“不用接了，大家都忙，我什麼都幫不上……”
經過一段時間的精心治療，的病情明顯好轉。一個月後，還不能下牀的又坐擔架隨閩西特委轉到蘇家坡繼續休養了一個多月。這期間，敵人知道了病重的消息，傳來傳去，竟然傳成了“死於肺結核”。1930年年初，傳到共產國際那裡，共產國際爲此專門發了一個千字訃告。聲稱：“據中國消息：中國的奠基者，中國游擊隊的創立者和中國紅軍的締造者之一的同志，因長期患肺結核，而在福建前線逝世。”“這是中國、中國紅軍和中國革命事業的重大損失。”“同志是被稱之爲朱毛紅軍的政治領袖。他在其領導的範圍內完全執行了共產國際六大和六大的決議。”“作爲國際社會的一名布爾什維克，作爲中國的堅強戰士，同志完成了他的歷史使命。”
八、有“朱”無“毛”，再現窘境
1929年10月13日，紅四軍前委在長汀接到福建省委於10月6日轉發來的中央指示，要紅四軍“全部立即開到東江去，幫助東江廣大羣衆的鬥爭”。福建省委亦表示“同意中央對前委的指示”，要求紅四軍前委“堅決的執行”中央指示。
中央這個指示是正確的。當時粵敵二陳（陳銘樞、陳濟棠）正借“兩廣事變”之機而忙於爭地盤打內戰，東江地區敵人兵力空虛，而閩西卻因敵劉和鼎部進佔龍巖、金漢鼎部南壓以及周志羣部入武平而局勢日趨緊張。紅四軍倘藉此機會東進東江，收穫定會不菲。
但因爲中央從上海發信，輾轉來到閩西朱德手中，時機已經過去。隨後，實行“自下而上的民主制”進行自由討論，因多數人對“閩中出擊”受挫心有餘悸，不贊成立即出擊而要求“緩進”，前委又按“少數服從多數”原則處理，以至於到了10月19日，才決定率三個縱隊南下。
10月20日，紅四軍主力出擊東江，史稱“冒進東江”。
此時，兩廣事變已經接近尾聲，紅四軍主力出擊東江，頭兩仗很順，但犧牲了冒進的第二縱隊司令員劉安恭。10月25日，兩廣事變結束，粵敵開始集中兵力對付紅四軍。26日，蔣光鼐的3個團突襲，紅四軍倉促退出梅縣，避入豐順以北山區。如果就此退回根據地閩西，損失還不算大。但在隨後民主討論中央的紅四軍“避免深入東江”的指示中，在不清楚梅縣敵人實力的情況下，大家都嚷嚷着再打梅縣，出一口惡氣。
於是，31日拂曉，乘敵不備，包圍梅縣。一打起來，紅軍才知道梅縣之敵是兩個團而不是一個團，蔣光鼐本人就在城中，粵軍又有一大堆機關槍，火力強大。結果，紅四軍打了“七次衝鋒”，仍然沒打下來。這時，敵人的增援又來了，局勢更加不利。紅四軍被迫又一次倉促撤出，退向贛南，經平遠到了尋鄔大田鄉，住下來一查，梅縣作戰傷亡200多人，不算太多，可上杭戰鬥補充的俘虜兵卻逃亡殆盡。一結算，各縱隊減員達四分之一，“精銳損失不少，一縱隊縮編爲兩個支隊；二縱隊收編的俘虜動搖而沿途逃跑，也縮編爲兩個支隊；三縱隊縮編爲一個大隊。合計損失一千多人”，“爲四軍郴州失敗(指井岡山時期的“八月失敗”)後之第一次大損失”。
而此時領導的閩西區，卻是“風景這邊獨好”。
自10月中旬至11月下旬，閩西根據地儘管遭到敵人不斷進攻，而且紅四軍主力離開閩西“冒進東江”，但由於和閩西特委領導得當，留在閩西的第四縱隊和當地赤衛隊戰鬥不懈，根據地由3個縣擴大到6個縣，共成立縣蘇維埃205個，區蘇維埃2050餘個，鄉蘇維埃20400餘個。在縱橫數百里的紅色區域內，80萬羣衆分到了土地；黨和各種組織也不斷髮展，已有工會會員近1萬人，農會會員約70萬人，黨員7800餘人。與此同時，閩西工農武裝也不斷髮展壯大，從3月間的800多支槍發展到5000多支槍，赤衛隊員6000餘人。閩西根據地的發展進入了全盛時期。
得知紅四軍主力進軍東江失利，趕緊以閩西特委的名義致信朱德：外線作戰不宜遠離根據地，仍應堅持在閩西、湘南發展，部隊重返閩西爲好！
陳毅後來感慨地說：“蜀中無大將，廖化充先鋒”，不在，政治領導沒有確立，這過了頭的“民主”也着實害人不淺。我掛帥，的確不行。
蕭克後來也回憶：“冒進東江”失敗後，“當時的士兵幹部都有這樣的感覺，毛黨代表在時，隊伍多，工作好。想念同志，希望他回到紅四軍，這是全軍的普遍要求。”
九、周恩來、李立三高屋建瓴，驚醒陳毅夢中人
赴上海彙報紅四軍工作的陳毅，在赴中央前後的幾天裡，基本態度還是“朱毛去留問題由中央處置”，但他個人主張“毛走朱不走”。在1929年8月26日他與中央接上頭後，在向的學友李立三（時任中央宣傳部長）的彙報中，仍然是“一定要中央找一政治上強的人去”替代。
當時，黨的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主席是向忠發，中央組織部部長、中央軍委書記、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秘書長是周恩來，時任中央委員、政治局候補委員和政治局常委候補委員的李立三同時擔任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書記，具體負責農村革命根據地工作。
陳毅首先向李立三彙報了情況。在1929年8月27日的政治局會議上，周恩來聽了李立三的報告後，決定再召集一次政治局臨時會議，由陳毅出席作詳細報告。
8月29日，臨時政治局會議的參加者有總書記向忠發、政治局委員周恩來、李立三、項英、關嚮應等。會上，陳毅就第一次與李立三見面要求他寫的《關於朱德、軍的歷史及其狀況的報告》、《關於朱、毛紅軍的黨務概況報告》、《關於朱、毛爭論問題的報告》、《關於贛南、閩西、粵東江工農運動及黨的發展情況的報告》和《前委對中央提出的意見─對全事運動的意見及四軍本身問題》等書面材料，向政治局會議作出口頭報告。報告充分體現了陳毅襟懷坦白、公正無私，如實地反映了紅四軍各方面的問題，對紅四軍的戰略戰術、組織編制、政治工作、政策策略、鬥爭藝術等，都作了相當準確的敘述。
在彙報中，以及三天後的9月1日在上交政治局的《關於朱、毛爭論問題的報告》中，對朱、毛去留問題，陳毅仍然提出：中央能各派一人去擔任他兩個人的工作，則兩人同時可以離開，如不能同時派兩人去，則先派一人去任前委書記，毛可先走，朱可暫留工作。
鑑於這些問題的重要性，政治局決定由周恩來、李立三、陳毅組成委員會深入討論審議，提出決議到政治局討論通過。據陳毅後來回憶，這個討論會是“兩個月的訓練班”。
在“三人委員會”第一次討論時，周恩來開頭的一番話，讓陳毅如醍醐灌頂。周恩來說：你寫的《關於朱德、軍的歷史及其狀況的報告》我看了，這裡頭很多新鮮的辦法和經驗都是在全中國甚至全世界從來沒有的，的確別開生面。照這些辦法做，紅軍和革命根據地就很有把握髮展壯大。這是紅四軍的創造，是紅四軍對全國的寶貴貢獻。這篇材料，將在《中央軍事通訊》創刊號上發表。看來，紅四軍的作用遠遠不只影響湘贛閩三省，而且對全中國都有重大的影響。
李立三在與陳毅的討論中也稱：對比着看，城市工作舉步艱難；而凡是有紅軍有根據地的地方，實行土地革命建立蘇維埃的地方，鬥爭都在繼續，在發展。而紅四軍的經驗尤爲成熟。
陳毅當時就爲之一震。這個評價，他們自己是從來沒有想到的，或是不敢設想的。不上高山，難見平地。人們往往需要突然登上一個高得多的視點，才能看清自己走過的道路。陳毅在紅四軍時也愛紅四軍，但總覺得毛病不少，糾紛很多。而今到了上海，到了中央，從大城市、從全國的高度回頭一看，吵吵鬧鬧的紅四軍竟是那麼堅定正確地走着勝利的革命道路，氣呼呼的、朱德竟帶頭創造了這麼多寶貴的經驗！
就是前委中主張“朱毛皆離去”的那一些同志，未嘗不是出自對紅四軍部隊的一種摯愛之情─你們不是要吵麼？吵得上下不安寧，乾脆，你們上別處吵去，別爲這個廢了咱的家當。
這正是：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啊！
爲什麼周恩來會那樣瞭解和重視紅四軍的情況？“這還要感謝潤之兄的那封信。”周恩來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