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之初，陳伯達在領導下參加了《選集》的編輯工作，其中對《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和《矛盾論》的修改，獲得的首肯。看了這兩篇修改稿，曾給陳伯達寫信，說“想不到你修改得這樣快，這樣好”。通過參加編輯《選集》，陳伯達系統地閱讀了的著作。1951年中國成立30週年時，陳伯達發表了著名的《論思想—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的相結合》一文，隨後又發表《論中國革命》、《斯大林和中國革命》等政論文章。以上述諸文爲標誌，陳伯達的工作重心由反蔣討蔣轉到草擬黨內文件和宣傳思想上來，以至於到“**”時被譽爲“最善於發揮、闡明思想”的“最好的理論家”。
新中國成立之後，百廢待興，政事繁多，的秘書班子任務自然更重了。當時，黨和國家的很多社論、重要文章，有的是秘書談想法，草擬初稿，再經過目，修改定稿；有的出思想、出路子，由秘書草擬初稿，再由修改定稿；也有的是親自起草，然後徵求秘書意見，共同研究後定稿。作爲主要政治秘書、又深得信任的陳伯達，自然參與了很多重要文件、文章的起草工作。
從新中國成立到“**”前，陳伯達幾乎參與起草了所有的黨和國家的重要文獻，如第一個五年計劃綱要、第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八大報告、《論十大關係》、《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央《關於國際運動總路線的建議》（《二十五條》）、中蘇論戰若干社論、“七千人大會”上的報告、1965年的《農業二十三條》等。另外，兩次訪蘇，一次是1949年底到1950年初，一次是1957年，陳伯達都跟隨去了。
最近的一些資料表明，八大關於國內主要矛盾的表述是陳伯達提出來的。
1956年召開的八大，陳伯達和胡喬木這兩大“秀才”各有分工，陳伯達負責起草政治報告及其決議，胡喬木負責起草修改黨章的報告和新黨章。主管前者，鄧小平主管後者。八大政治報告是預先準備好的，但關於政治報告的決議是在會議即將結束時由陳伯達執筆起草的。1956年9月27日下午將要表決政治報告，陳伯達還在推敲內容。八大政治報告中沒有關於社會主義社會主要矛盾的表述，但陳伯達在起草政治報告決議草案時卻想加上主要矛盾的內容。他先是寫道：“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已經基本解決。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後的農業國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但這樣表述不夠精練，到了27日上午，陳伯達想到了列寧的一段話，於是把主要矛盾概括爲：“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
修改好的稿子已經來不及請審閱，下午就直接在大會上宣讀，並獲得通過。坐在旁邊的葉飛後來告訴陳伯達說：宣讀決議的時候，當唸到“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的時候，說了一句“這句話不好”。不過當時也沒有說應該怎樣表述纔好，可能是來不及想，也就舉了手。三天以後，1956年10月1日，在城樓上對說，八大決議中對主要矛盾的提法是錯誤的，主要矛盾仍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以後，在各種會議上多次強調了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是當前主要矛盾。
值得注意的是，在八大上，陳伯達繼續當選爲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並由七大時第47位的排名次序“前進”到第21位。
這時的陳伯達，隨着政治地位的上升和實際工作的需要，早已經擁有了自己的秘書班子，遇有重大政治任務，秘書班子有的蒐集材料，有的起草初稿，再也不是陳伯達自己單槍匹馬地爬格子了。
六、瘋狂的年代，罪惡的人
1966年上半年，正是“**”暴風驟雨的前夜。政治嗅覺敏銳的陳伯達，通過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發表姚文元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預感到一場劇烈的政治鬥爭即將來臨，於是加入、張春橋、姚文元政治批判的隊伍，參與了戚本禹《“海瑞罵皇帝”和“海瑞罷官”的反動實質》一文的修改。此文於1966年4月2日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發表。同月9日到12日，根據的指示，中央書記處召開會議。會上，陳伯達與康生一起發難，揭發批判所謂彭真從民主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在政治路線方面所犯的“一系列錯誤”。會議根據提議，指令陳伯達和康生負責起草一個“通知”。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5月16日，正式通過了陳伯達和康生起草、修改定稿的《中國中央委員會通知》簡稱《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通知》殺氣騰騰地宣佈：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等文化領域的領導權都不在無產階級手裡，在中央和中央機關、各省市自治區，都有一大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這些人物，有些已經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用，被培養爲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正睡在我們的身旁。”也就是在這次會議上，正式撤銷了以彭真爲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及其辦事機構，重新確定設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組”，隸屬於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陳伯達任組長，康生爲顧問，第一副組長，副組長張春橋，王力、關鋒、戚本禹、姚文元爲組員。如此一來，因協助推動“**”有功，陳伯達的政治地位急劇上升。
作爲“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的陳伯達，在那瘋狂的動亂年代，利用他特殊的職務，起到了別人沒有起到的極其惡劣的作用，成爲那一時期的人民的罪人。
1966年5月31日，按照的指示，陳伯達率領工作組進駐《人民日報》社，同時陳伯達負責指導新華社和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對外宣傳，控制了全國輿論陣地。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由陳伯達參與撰寫，經修改的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號召羣衆起來進行“**”，打倒所謂的“資產階級的專家、學者、祖師爺”。2日，陳伯達掌控的《人民日報》在全文刊登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人寫的誣陷和攻擊北京大學黨委和北京市委的大字報的同時，發表了他參與炮製的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宣稱當時堅持正確領導的北京大學領導班子是“反黨集團”，號召人們以“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形式，向“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等一切“牛鬼蛇神”造反。自此，各地青年學生首先響應號召起來造反，全國動亂轟然而起。
爲了維護學校的正常秩序，經主持的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通過，向各大中學校派出工作組，力圖穩定混亂局勢。但7月上旬，陳伯達派人去清華大學探望被關押的造反派頭頭蒯大富，表示對他反工作組的支持。以後又與一起，以調查“**”運動情況爲名，多次去北大、北師大等校，煽動學生“甩掉保姆，自己解放自己，踢開黨委鬧革命”。
7月18日，陳伯達、等向告、鄧小平等人的黑狀，污衊工作組鎮壓學生運動。隨後，7月25日，根據的意見，中央做出了《關於撤銷各大專學校工作組的決定》。此後，各大中學校掀起了“踢開黨委鬧革命”“停課鬧革命”的新，形勢更加混亂。
8月1日至12日，在北京主持召開八屆十一中全會。會議期間，8月7日，在中南海貼出，並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印發《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會議隨即轉入對、鄧小平資產階級司令部的揭發批判。陳伯達和等一起，對、鄧小平進行污衊陷害。第二日，即8月8日，全會通過了《中央關於無產階級**的決定》（即《十六條》），明確規定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要求人們“要敢字當頭”、“不要怕出亂子”，從而把運動推上了盲目的大規模混淆敵我和是非的錯誤道路。同樣是在這次會議上，根據的意見，對中央領導機構進行了改組。改組後的中央政治局，陳伯達成爲中央政治局常委，並從八大時的第21位，一躍而至第5位，位居、、周恩來、陶鑄之後。不久陶鑄被打倒，陳伯達自然晉升爲第4位。
8月18日，陳伯達主持了在廣場舉行的“慶祝‘**’大會”。在開幕詞中，他給冠以“偉大的領袖、偉大的導師、偉大的舵手”三個頭銜。講話說：“這次無產階級**，最高司令是我們，是統帥。”從此以後，“偉大的領袖、偉大的導師、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這一說法風靡全國，造神運動和個人崇拜很快達於極點。
從以上基本事實看，陳伯達“對**”的發生發展起了很重要的推波助瀾作用。在隨後的打到彭真、、鄧小平、陸定一，以及迫害陳毅、劉伯承和誣陷朱德、、葉劍英、李富春等老一輩革命家的活動中，陳伯達都有着一定的不可推卸的責任。
陳伯達在“**”中的另一項罪惡是一手製造了“冀東慘案”。
進入1967年，“**”進入全面奪權和全面內戰階段。經過幾個月的全面動亂，到1968年9月，除臺灣之外，全國各省市都成立了“革命委員會”，實現了“全國山河一片紅”。8月，繼隔離審查王力、關鋒、戚本禹之後，又指示進行革命的大聯合，各地形勢稍有好轉，河北的形勢也稍稍穩定下來。但是，1967年12月26日，陳伯達來到唐山，在一次大會上發表演說。他說：冀東地區組織（指解放前期）“可能是國共合作黨，實際上可能是國民黨在那裡起作用，叛徒在那裡起作用”。事實上，在抗日戰爭中，冀東是我著名敵後抗日根據地，當地黨組織領導人民與日本侵略軍進行了殊死鬥爭，鍛鍊和培養出一大批優秀幹部，他們成爲新中國成立後的幹部骨幹。作爲中央文革小組組長的陳伯達，別有用心的這一番講話，把幾十年間冀東的黨組織、冀東的黨員全部抹黑，致使包括唐山在內的整個冀東地區的新老黨員，上至領導幹部，下至村中的普通黨員，許多人被戴上了叛徒、特務、內奸、假黨員的帽子，84000餘人慘遭批鬥，2955人被迫害致死，株連到的人更是不計其數，一時冀東大地一片黑暗。這就是陳伯達製造的“冀東慘案”。
1980年審判陳伯達時，陳伯達承認自己在“**”中犯有三項大罪：批判這個問題我負有大罪；對陸定一同志，在專案組上我寫了那個三條，也是有罪的；第三，冀東的問題，我說了那些話是有罪的……。
實際上，陳伯達在“**”中的罪行遠不止於此。但即使就這他承認的三條，說他在“**”時期是人民的罪人，也已經足夠了。
晚年的陳伯達在回顧上述往事時，承認“**”“是一個瘋狂的年代”，“那時我是一個發瘋的人”，承認自己那時“愚蠢至極，負罪很多”。
七、起草九大政治報告風波，陳伯達開始失寵
1967年8月26日，王力、關鋒、戚本禹被隔離審查後，中央文革小組只剩下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還有顧問康生五個人。隨着陳伯達與、張春橋的矛盾日益尖銳，陳伯達在中央文革小組越來越孤立。位居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的和張春橋勾結在一起，反倒成了當家人。在釣魚臺的住所17號樓，成了“中央文革”的代名詞。、康生、張春橋聯合起來決定事情，有時根本不和陳伯達打招呼。同時，還到那裡打陳伯達的“小報告”。逐漸對陳伯達不滿，幾次批評陳伯達，陳伯達的政治地位開始搖晃起來。受到孤立的陳伯達，從內心裡看不上、張春橋、姚文元，乾脆經常躲在自己的家裡米糧衚衕，不去釣魚臺辦公。
1969年1月，決定籌備召開九大，並指定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負責起草九大政治報告，陳伯達爲起草小組組長，掛帥。陳伯達把張、姚甩在一邊，利用自己的秘書班子，獨自搞起了起草工作。張春橋、姚文元幾次要求陳伯達到釣魚臺去，一起研究起草九大政治報告問題，陳伯達乾脆說：你們可以搞你們的，我自己搞我自己的。
不久，陳伯達把所起草的九大政治報告第一部分和全文提綱送給審閱。陳伯達的這個稿子反映了的意見。據吳法憲回憶，陳伯達起草這個報告時，曾經幾次和交換意見。在看來，“**”運動過去之後，要接着搞經濟建設，要搞國富民強，主張九大報告可以從人民、國家的角度去講。因此，陳伯達把題目定爲“爲把我國建設成爲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並在報告中強調抓革命促生產，強調團結大多數，強調安定，還提到了“劉鄧路線”。看過後，認爲陳交出的稿子沒有把“**”的作用突出出來，對經濟方面講得太多，本末倒置，在政治上的分量不夠。同時，也不同意“劉鄧路線”的提法，說鄧小平過去打過仗，同不一樣，不要提他。陳伯達按照的意見繼續起早貪黑地起草和修改。這時，在釣魚臺的張春橋和姚文元也起草出了九大報告。
在有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參加的中央政治局討論陳伯達起草的九大政治報告稿子時，張春橋、姚文元先後發言，指責陳伯達的稿子鼓吹“唯生產力論”，是搞“調和主義”。、康生則指責陳伯達沒有把關於不要提“劉鄧路線”的意見傳達給起草小組，是“封鎖的聲音”。討論會實際上成了對陳伯達的批判會，、康生還逼迫陳伯達當場作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