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出生於1893年10月18日，比大兩個月零幾天。出生在“世代詩禮仁宦”家庭的梁漱溟，思想活躍且不斷變換。早年一度崇信康有爲、梁啓超的改良主義，算是個改良主義者；辛亥革命時期景仰孫中山並參加了同盟會京津支部，論起資格來是辛亥“老”人；隨後又熱衷社會主義，主張廢除私有財產制；20歲起忽然潛心研究佛學，經過幾年的反思，又轉而研究儒學。梁漱溟不管研究什麼，都有重大的思想成果產生。思想轉得快，成果也出得多。所以，著名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社會活動家、愛國民主人士、著名學者、國學大師、現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中國最後一位儒家”等等，一大堆稱號，都落到他的頭上。
梁漱溟學問高，名氣大，性情也狂傲。梁漱溟曾言“人有今生、前生、來生，我前生是一個和尚”。和尚打傘，無法無天，他梁漱溟沒有什麼可怕的。梁漱溟還說：“‘爲往聖繼絕學，爲來世開太平’，這正是我一生的使命。”1942年初，梁漱溟在日軍炮火下逃生，之後給兒子寫信說道：“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將爲之變色，歷史將爲之改轍。”1946年李公樸、聞一多被殺，梁漱溟在演講中激憤地說：“我要連喊一百聲‘取消特務’，我們要看看國民黨特務能不能把要求民主的人都殺死。我在這裡等着他。”
據此可見，1953年他和當衆頂撞起來，並不奇怪了。然而，梁漱溟頂撞之前，兩個人其實是相交十幾年無話不談的好朋友。
一、北大相識，延安相交，徹夜暢談，成爲摯友
初識梁漱溟是在1918年。那時，25歲的梁漱溟已經是蔡元培聘任的北京大學哲學講師，在學術界影響頗大。而與梁漱溟同庚的只是北大圖書館的一個小職員，借宿在楊開慧的父親、北京大學教授楊昌濟（又名楊懷中）家。梁漱溟到楊昌濟家串門，總是開門迎進。默默無聞的對名滿天下的梁漱溟，自然印象深刻。所以，當1938年1月，身爲國民政府國防參議員、民衆教育委員會委員的梁漱溟隻身來到延安，見到時，開口就說，“樑先生，我們早就見過面了，您還記不記得？民國7年，在北京大學，那時您是大學講師，我是小小圖書管理員。您常來豆腐池衚衕楊懷中先生家串門，總是我開的大門。後來楊懷中先生病故，我也成了楊家的女婿。”梁漱溟一聽，才隱隱約約記起來。這一開場，一下子拉近了兩個人的距離。
當日下午6點，兩人開始交談，話題是抗戰前途問題。關於抗戰前途，梁漱溟比較悲觀，但斬釘截鐵地說：“但我的看法，中國的前途大可不必悲觀，應該非常樂觀！中華民族是不會亡的，最終中國必勝，日本必敗，只能是這個結局，別的可能沒有！”當時，撰寫的《論持久戰》即將完稿。於是，把《論持久戰》的主要觀點，包括國內、國外，敵、我、友三方面力量的對比、強弱的轉化，戰爭的性質，人民的力量，戰爭發展的幾個階段，中國必勝、日本必敗的戰爭結局等，有聲有色地給梁漱溟作了十分詳盡的分析。梁漱溟聽完，大爲歎服。
這個話題談完，時間已到後半夜，兩人相約明日再談。臨別之時，梁漱溟把自己新出版的大名鼎鼎的《鄉村建設理論》一書送給。
第二天的談話，也是從下午6點開始，一直談到次日天明，整整一個通宵，欲罷而不能。這次談話的內容是建設問題，即一旦抗戰勝利，如何建設一個新的中國問題。在這個問題上，梁漱溟和分歧較大。分歧的關鍵點在於階級鬥爭理論和學說。
關於學說，梁漱溟早年曾讀過一些經典著作，但他後來根據自己對中國社會、歷史的研究，認爲階級和階級鬥爭的理論並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也不信奉學說。所以，談話一開始，就在肯定《鄉村建設理論》見解獨到之後，指出該書的改良主義性質，隨即向梁漱溟闡述了對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指出改良解決不了中國的問題，必須來一場徹底的階級革命。梁漱溟當即以自己對中國社會“倫理本位，職業分途”的分析，長篇大論、不厭其煩地闡述自己的改良主義思想。再次申述，梁漱溟再次反駁。雙方各執己見，互不相讓，反覆論說，直至天明。
此次延安之行，梁漱溟同交談了八次，每次時間都在兩小時以上，最長時通宵達旦。
48年後的1986年秋天，已經辭世10年，已經93歲高齡的梁漱溟先生在回顧這次爭論時，感慨地說：現在回想起那場爭論，使我終生難忘的是作爲政治家的風貌和氣度。他披着一件皮袍子，有時踱步，有時坐下，有時在牀上一躺，十分輕鬆自如，從容不迫。他不動氣，不強辯，說話幽默，常有出人意外的妙語；明明是各不相讓的爭論，卻使你心情舒坦，如老友交談。他送我出門時，天已大亮。我還記得他最後說，樑先生是有心之人，我們今天的爭論可不必先作結論，姑且存留，聽下回分解吧。這虛懷若谷的氣度，如果能保留到建國以後，特別是在他的晚年，那該多好呢！
1946年初，身爲民盟出席政協會議的代表，又是民盟總部的常務委員、秘書長的梁漱溟二赴延安，長篇大論地向等十位領袖陳述自己對國內實現和平後的政見，大意是歐美式的輪流執政在中國行不通，到底什麼樣的政體適合中國國情自己也沒有考慮清楚；經濟、文化的極端落後，是中國在現代世界上站不住腳的癥結所在，中國當前最迫切的事是進行經濟建設，發展現代工業，把舊農業也現代化了，使中國在經濟上接近歐美先進國家，才能談得上其他，等等。他說的這些，和其他領袖並沒有反駁他。使他震驚的是，他從延安一回到重慶，蔣介石就發動了內戰，而打了僅僅3年，中國就拿下天下，領導全國政權了。
依據以上所述，根據50年代初毛、樑兩個人的親密來往，新中國成立之前，梁漱溟和實際上是相交十幾年無話不談的好朋友。
二、解放進京，來往密切，朋友成爲座上賓
1950年1月，梁漱溟應、周恩來之邀，從重慶來到北京。其時、周恩來皆在莫斯科。3月10日，和周恩來由莫斯科返抵北京，許多人到火車站迎接，梁漱溟排在迎候隊伍中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的頭一個。立刻發現了他，大聲說：“樑先生，您也到了北京，我們又見面了！您身體可好？家眷都來了嗎？改日來我家做客、長談，再來一個通宵也成！”如視老朋友般的和藹可親的態度，使梁漱溟除了緊緊握手，竟答不上話來。11日晚公宴，梁漱溟應邀出席。見梁漱溟吃素餐，又不飲酒，便笑着說：“樑先生堅持食素，清心寡慾，定長壽也！”並當場約梁漱溟次日晚去中南海頤年堂家中做客，梁漱溟欣然允諾。
12日下午5點鐘左右，派汽車把梁漱溟接到中南海。梁漱溟進了頤年堂的院門，已在院裡等候，同在的還有中央人民政府秘書長林伯渠。在會客室彼此一番寒暄之後，詢問梁漱溟對國事有何意見。樑隨口說：“如今得了天下，上下一片歡騰。但得天下易，而治天下難，這也可算是中國的古訓吧。尤其是本世紀以來的中國，要長治久安，不容易呵。”擺擺手，笑着說：“治天下固然難，得天下也不容易啊！”又說：“衆人拾柴火焰高。靠大家，大家爲國家齊心協力，治天下也就不難了。樑先生這次到了北京，可以參加我們政府的工作了吧？”親自邀請梁漱溟“入閣”，可謂給足了面子。但梁漱溟不願從政，想到自己曾經以第三方面的身份爲國事奔走，今後大局一旦發生變化，仍需要他這樣的人站出來斡旋各方，而自己參加了新政府，便失去了爲各方說話的身份。念及於此，梁漱溟答覆說：“主席，像我這樣的人，如果先把我擺在政府外邊，不是更好嗎？”梁漱溟的答覆顯然出乎的意料，臉上稍顯不悅之色。隨後，、梁漱溟、林伯渠、一起就餐。晚餐之後，繼續交談。交談之中，建議梁漱溟到山東、河南、東北等地轉轉，看看這些地方解放後有何變化。
梁漱溟接受了的盛情，於1950年4月-9月間，帶隨員先後參觀考察了河南、山東、平原三省農村及東北廣大地區的城市、農村，所到之處，受到很高的禮遇和盛情接待。河南省人民政府主席吳芝圃和東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崗、副主席林楓等都會見了他，並徵求樑對城市、農村工作的意見。
1950年9月中旬，梁漱溟返回北京。9月23日晚，約梁漱溟談話。這一天樑另有約請，當派車來接時，樑已用過晚飯了。樑一進門，毛就讓人上菜吃飯，並說已準備了素食，樑說已用過飯了，請先吃。邊吃飯邊詢問了梁漱溟外出考察情況後，又建議梁漱溟去南方的廣東看看。梁漱溟面有難色地說：“我今年外出的時間長了，想休息一下，擠時間寫些參觀華北、東北的見聞觀感，訪問廣東就且暫緩吧。”說：“那也好。”隨後，又說：“爲使您生活、寫作更清靜些，我已讓人安排到頤和園裡邊暫住，您就在家等信吧。”不久，中央統戰部徐冰即派車接梁漱溟先生住進頤和園內石舫附近一座小巧而精緻的四合院裡。
1950年10月下旬，中國人民志願軍赴朝作戰前夕，又約見梁漱溟，徵詢他對此事的意見。此時，出兵援朝的決心已定，但梁漱溟對的決定不敢苟同。他說：新中國剛剛成立，就捲入朝鮮戰爭，與美國人直接打仗，後果會怎麼樣呢？他認爲出兵援朝絕非上策，希望再做考慮。沒想到梁漱溟對抗美援朝抱如此不積極的態度。
1951年春，梁漱溟隨中央土改工作團赴西南，考察西南地區的土改工作。8月30日返京，9月3日晚，即派車從頤和園接樑到中南海談話。談話中，梁漱溟先是肯定土改深得民心，接着談到部分地區對地主的過火斗爭，導致地主跳河自殺等，建議嚴格執行不許打地主政策，防止地主感到沒有出路，不是反抗就是自殺。解釋道：我們的土改政策是給地主出路，問題是貧僱農受苦受壓多少年了，怒火一點着，就難以控制，於是對地主非打即罵。我們應該認真貫徹執行政策，努力說服教育農民，關鍵是土改工作隊的幹部。只要他們能執行好土改政策，就出不了大的偏差。隨後談到治理四川，梁漱溟誇讚時任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的鄧小平年輕能幹，治理有方。笑着表示贊同：“樑先生看得蠻準，無論是政治，還是軍事，論文論武，鄧小平都是一把好手。”
在1953年9月之前，與梁漱溟的交往大體每一兩個月即有一次，一年有若干次，談話內容十分豐富，以上不過是較爲重要的幾次。正是由於梁漱溟與有着這樣久遠而頻繁的交往，就梁漱溟而言，不但是黨和國家的第一領導人，也是自己的知心朋友。所以，在1953年9月遭到的批評之後，覺得自己被冤枉的梁漱溟如老朋友爭論般拍案而起，和當面頂撞起來。
三、梁漱溟提出“九天九地”說，被誤解爲破壞工農聯盟
1953年9月8日，政協全國委員會常委會擴大會議在北京召開。那時，全國政協主席是，周恩來是副主席之一。當日，周恩來在會上作了黨的關於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報告。9月9日上午分小組討論，在小組召集人章伯鈞發言之後，梁漱溟即在會上發言，一方面表示擁護過渡時期總路線，一方面稱讚黨和政府能夠隨時聽取老百姓的意見解決問題，並說“只有自始至終發揚民主，領導黨又能認真聽取意見，這建國運動才能變成人民羣衆的自覺行動，其效果就能倍增”。當日下午，召開大會，周恩來請大家作大會發言，交流委員們在各小組發表的意見。梁漱溟提議，請各小組召集人把各組內討論的情形在大會上統一彙報，以避免每個人再重複自己說過的話。大會照梁漱溟的辦法，各小組輪流彙報，會議結束時，各小組彙報完畢。臨散會時，周恩來宣佈第二天繼續由個人作大會發言。周恩來在離開會場時對梁漱溟說：“樑先生，明天的大會你也說一說，好不好？”樑回答說：“好。”
梁漱溟做事認真，連夜準備第二天的大會發言。但到第二天下午，大會發言踊躍，而且許多是外地來的，講得很好。因此，會議中間休息時，梁漱溟便寫了一個條子給周恩來，說會議應該先讓外地來的人發言，在北京的人說話機會多，況且會議今天就要結束，他準備的發言可改爲書面提出。周恩來答覆說：讓大家都能充分發表意見，會期要延長一天，你明天可以在大會上發言。
在次日下午的大會上，梁漱溟根據自己前日夜間所準備的作即席發言。梁漱溟在發言中講了三個問題：第一個是經濟建設中重工業、工商業、輕工業、交通運輸業的計劃性問題，第二個是在發動羣衆依靠羣衆搞建設時注意防止鄉村黨政幹部強迫命令、包辦代替的工作作風問題，第三個是農民問題。
在談到農民問題時，梁漱溟說道：我想重點說的是農民問題或鄉村問題。過去中國將近30年的革命中，都是依靠農民而以鄉村爲根據地的。但自進入城市之後，工作重點轉移於城市，從農民成長起來的幹部亦都轉入城市，鄉村便不免空虛。特別是近幾年來，城裡的工人生活提高得快，而鄉村的農民生活卻依然很苦，所以各地鄉下人都往城裡（包括北京）跑，城裡不能容，又趕他們回去，形成矛盾。有人說，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農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這話值得引起注意。我們的建國運動如果忽略或遺漏了中國人民的大多數—農民，那是不相宜的。尤其之成爲領導黨，主要亦在過去依靠了農民，今天要是忽略了他們，人家會說你們進了城，嫌棄他們了。這一問題，望政府重視。
當時，中國正在進行工業化建設，正在制訂第一個五年計劃，在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指導思想下，主要建設資金都投在了重工業方面。梁漱溟所說的農民問題，實際上是中國在工業化建設中，也就是現代化建設中，應該怎樣處理農村、農業和農民問題。在這個問題上，通過上面的發言，我們看到，長期從事鄉村建設理論研究和實踐工作的梁漱溟，善意地提醒領導黨，工業化建設過程中要注意保障農民利益，也就是現在我們所說的，現代化不能犧牲農民。
但是，工農聯盟是中國領導全國政權的根本基礎，爲了儘快實現國家的工業化，優先發展重工業，人民生活水平，特別是農民的生活水平，暫時改善得慢一些少一些，是制訂“一五”計劃的基本原則。梁漱溟提出的農民生活在九地之下、工人生活在九天之上的“九天九地”之說，顯然容易引起農民對黨的政策的不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