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白色恐怖中的紅色中央
1927年4月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和1927年7月汪精衛“七一五分共”後，白色恐怖籠罩各地。“八七”會議後，同年9月，轉入地下的中央機關陸續從武漢秘密遷到擁有衆多租界、城市大、人口多，相對比較容易隱蔽的上海，繼續領導和開展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
鑑於國民黨反動派對於人的野蠻屠殺政策，尤其是革命隊伍內部叛徒破壞革命爲害甚巨，1927年11月上旬，中央在上海召開政治局臨時擴大會議，決定建立由周恩來直接領導的、專職負責中央保衛工作的中央特務科，簡稱“中央特科”。六大以後，爲加強中央特科的工作，中央決定成立特務委員會，簡稱“特委”。特委由三人組成，即中央總書記向忠發、中央常委秘書長兼中央組織部部長周恩來、中央委員顧順章，實際決策人周恩來，掌管日常工作者顧順章。
在白色恐怖遍佈的上海，中央潛伏其中，通過無線電臺和交通線，指揮各地的武裝割據鬥爭。周恩來直接領導下的中央特科，在保衛中央機關、營救被捕同志、懲治叛徒特務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有力地保衛了白色恐怖中的紅色中央的安全。
1931年1月7日，在白色恐怖的上海，中央召開了六屆四中全會，會議撤銷了李立三和瞿秋白中央政治局委員、李維漢中央候補政治局委員、賀昌中央委員職務，改選產生了新的中央領導機構。
新的中央領導機構由九名政治局委員組成，即向忠發、周恩來、項英、張國燾、徐錫根、盧福坦、任弼時、陳鬱、陳紹禹（王明）、蔡和森，政治局常委爲向忠發、周恩來、張國燾（4月去鄂豫皖蘇區）、陳紹禹（2月補入）。另有候補政治局委員七人，即關嚮應、羅登賢、、溫裕成、顧順章、、王克全。
新的中央領導機構主要分工如下：中央總書記向忠發，代理總書記陳紹禹（王明），秘書長柯慶施；宣傳部部長沈澤民，副部長羅綺園、張聞天；組織部部長趙容（康生），秘書長陳鐵錚（孔原）；農民部部長張聞天，副部長楊匏安；軍事部部長周恩來，副部長葉劍英；中央黨報編輯委員會主任王稼祥（兼），團中央書記秦邦憲（博古），中華全國總工會委員長項英，駐共產國際代表林育英，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米夫。
在這個領導層中，身爲總書記的向忠發與身爲7名政治局候補委員之一的顧順章，既沒有堅定的信仰，也不具備領導經驗和才幹，是在共產國際片面、單純、教條地強調出身和經歷的情況下，進入中央領導上層的。正是這兩個人的叛變，險些將在上海的中央機關一網打盡。另外，同樣是工人出身的盧福坦也在1932年12月被捕後叛變。
向忠發生於1879年，湖北漢川人，又名仲發。早年在漢陽兵工廠當工人。1922年經包惠僧介紹加入中國，從事工人運動。曾任漢冶萍總工會副委員長，武漢工人糾察隊總指揮，湖北省總工會委員長。1927年5月，在五大上當選爲中央委員。不久，在“八七”會議上被選爲臨時中央政治局委員。同年10月，去蘇聯任駐共產國際代表。1928年7月，在莫斯科召開六屆一中全會，在共產國際支持下任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主席，成爲中國第三任最高領導人。1931年初從蘇聯回國，在1月7日召開的六屆四中全會上，在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米夫的支持下，繼續當選爲中央政治局常委、總書記。由於向忠發並不具備黨的總書記的領導才能和理論水平，所以負責黨的組織工作和軍事工作併兼中央政治局常務會秘書長和中央組織部部長的周恩來，成爲中央工作實際上的主要主持者。
顧順章本名顧鳳鳴，上海寶山吳淞人，早年在南洋菸草公司的制菸廠當工頭，加入了上海灘的“青幫”，因好勇鬥狠，在江湖上脫穎而出，在工人中也頗有影響。1925年“五卅”運動時，在罷工中表現活躍而加入中國。由於顧順章本領高強，一度擔任蘇聯顧問鮑羅廷的侍衛。1926年，顧順章與陳賡等人一起，被中央送到蘇聯，在“格列烏”（國家政治保安局，克格勃的前身）短期學習“政治保衛”。經過短期培訓，顧順章在“文”的方面學會了化裝、表演魔術、操作和修理機械等，在“武”的方面學會了雙手開槍、爆破、室內開槍而室外聽不到聲音、徒手殺人等等。1927年，顧順章回上海，不久即參加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被上海市民代表推選爲執行委員和上海市政府委員。其間任工人武裝糾察隊總指揮，在黨內初露頭角。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後，顧順章轉移到武漢從事秘密鬥爭，負責制裁叛徒和特務。“八七”會議後，顧順章在上海蔘加周恩來直接領導下的中央特科，擔任中央特科行動科(三科)負責人。其時，他領導的“紅隊”(即“紅色恐怖隊”)極爲活躍有名，制裁了不少叛徒特務，顧也由此而在五大上當選爲中央委員，在六屆四中全會上當選爲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但顧順章居功自傲，不把別人放在眼裡，且利用工作的特殊性，日漸腐化，吃喝嫖賭，五毒俱全。曾任顧順章副手（行動科副科長）、時任中央特科二科(情報科)科長的陳賡曾憂慮地對人說：“只要我們不死，準能見到顧順章叛變的那一天。”
白色恐怖中的紅色中央，因爲自身組織的嚴重不純，暗藏着巨大的危機。
二、顧順章、向忠發先後叛變，紅色中央危機
陳賡的話不幸言中。
新的中央領導機構產生後的兩個月，3月下旬，掌管中央特科日常工作的顧順章和下屬董健吾受中央指派，護送張國燾、陳昌浩赴鄂豫皖根據地。臨行時，負責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來千叮萬囑，要求顧順章一定要膽大心細，嚴守紀律，任務完成後即刻返回上海。
但任務完成後，顧並未立即回上海覆命，而在漢口停留下來，並以藝名“化廣奇”在新市場遊藝場表演魔術，一演就是七天。1931年4月24日，曾是顧順章早年在武漢擔任工人糾察隊總指揮時的下屬、後來叛變的尤崇新，碰巧在遊藝場發現舞臺上表演“槍擊活人”的魔術師，竟然是大名鼎鼎的特工首腦顧順章。尤崇新暗中跟蹤盯梢，盯到顧順章的住處後，馬上報告特務機關。當日，顧順章被捕。聽說抓到了大頭目顧順章，湖北綏靖公署主任何成浚立即提審。顧順章開始大叫冤枉，說自己是江湖藝人，不是，等到尤崇新現身，顧順章知道身份暴露，很快就招供叛變了。
顧順章叛變後，向何成浚提出三點要求：一、立即送他到南京面見蔣介石，破獲中央領導機關，一網打盡首腦；二、此事千萬保密，千萬不要向南京發電報，以免泄密；三、絕對保護他的安全，他一切都交待。
顧順章之所以提出以上三點，是因爲他深知中央特科的行動效率和周恩來的厲害。周恩來安插在南京的特工只有周恩來自己知道，連他這個掌管特科日常工作的都不知道。所以，顧順章再三叮囑何成浚不要給南京方面發電報。
但何成浚邀功心切，不把顧順章的話放在心裡，連夜電告南京國民黨中統特務頭子、CC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黨務調查科科長徐恩曾，言：“要犯顧順章獲擒在押，現已招供，速來飛機接往南京，並告蔣委員長。”
何成浚給徐恩曾的電報正巧落在周恩來安插在徐恩曾身邊，深受徐恩曾信任的地下黨員錢壯飛手中。錢壯飛連夜從南京趕往上海，向周恩來報警。
周恩來得到顧順章叛變的情報後，在陳雲、聶榮臻、陳賡、李克農、趙容（康生）等協助下，迅速果斷地立即採取了下列緊急措施：
第一，對黨的主要負責人做了周密的保衛和轉移，把顧順章所能偵察到的或熟識的負責同志的秘書迅速調用新手；
第二，對一切可以成爲顧順章偵察目標的幹部，儘快地有計劃地轉移到安全地帶或調離上海；
第三，審慎而又果斷地處理了顧順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重要的關係；
第四，廢止顧順章所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由各部門負責實現緊急改變。
當天夜裡，黨中央和江蘇省委以及共產國際的派駐機關全部搬了家，同時命令陳賡等同志從各方面進行調查，以便及時採取措施，準備反擊。
據在中央特科工作並參與組織撤退的聶榮臻元帥後來回憶說：“當時情況是非常嚴重的，必須趕在敵人動手之前，採取妥善措施。恩來同志親自領導了這一工作。把中央所有的辦事機關進行了轉移，所有與顧順章熟悉的領導同志都搬了家，所有與顧順章有聯繫的關係都切斷。兩三天裡，我們緊張極了……”
在這千鈞一髮的緊急時刻，在周恩來臨危不懼、沉着鎮靜的指揮下，在陳雲等同志協助下，經過幾天幾夜不眠不休的緊張戰鬥，終於搶在敵人的前面，迅速妥善地保衛了黨中央和江蘇省委機關的安全，粉碎了敵人妄圖一網打盡中央的陰謀，使黨避免了一場特別嚴重的大破壞、大災難。
顧順章被押解到南京的第二天，就向特務機關指認了領導人之一的惲代英(其時，惲代英正被關押於南京中央軍人監獄，化名王作霖，身份尚未暴露)。結果，在惲代英經黨組織多方營救，眼看即將出獄脫險之際，卻被敵人殺害在南京雨花臺。隨後，顧順章帶領特務抓捕了另一領導人蔡和森，終致蔡慘死獄中。
屋漏偏逢連夜雨。正在周恩來緊鑼密鼓準備把中央掛名書記向忠發轉移到中央蘇區去的時候，6月22日，顧順章帶領特務捕獲了向忠發。向忠發一被捕，周恩來立即安排在滬的中央領導人轉移。當日，向忠發叛變，並帶領軍警特務到他唯一知道的中央領導人看文件的地方，逮捕了三位工作人員。幸虧向忠發只知道周恩來、鄧穎超的大致住處，只有一把周恩來、鄧穎超住處的鑰匙，說不出具體門牌號碼，周恩來、鄧穎超撤走第二天，特務才找到住所。周恩來、鄧穎超倖免於難。
三、經共產國際同意，臨時中央秘密向蘇區瑞金轉移
1931年6月向忠發被捕叛變後，六屆四中全會產生的政治局委員中，項英、張國燾、任弼時、徐錫根已經先後去農村根據地，蔡和森去南方局後不久被顧順章抓捕，陳鬱去了蘇聯。候補委員中，王克全因參加分裂活動被開除出黨，顧順章被捕叛變，溫裕成因貪污被撤銷職務，關嚮應被捕入獄，在農村革命根據地，羅登賢夏天已去東北。如此，在上海的政治局成員已不足半數，按照黨章規定不能行使職權。7月，中央由盧福坦、陳紹禹（王明）、周恩來、（7月回到上海）、張聞天等爲常委，實際決策者爲陳紹禹（王明）。隨後，因在蘇聯組織“駐共產國際代表團”，陳紹禹將飛往蘇聯；因叛徒顧順章、向忠發非常熟悉周恩來，按中央原定計劃，秋季周恩來將動身去中央革命根據地。
有鑑於此，1931年9月初，共產國際遠東局提議成立臨時中央政治局。1931年9月中旬，周恩來、陳紹禹、張聞天、秦邦憲（博古）等四人在博古家裡開會商議此事，陳紹禹提出博古進入中央負總責。又經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指定，最後決定由博古、張聞天、趙容、陳雲、盧福坦、李竹聲6人組成“臨時中央政治局”，隨後報共產國際批准。1931年9月22日，臨時中央政治局召開第一次會議。會上，博古宣佈共產國際來電，批准成立臨時中央政治局，委員共9人：盧福坦、博古、張聞天、李竹聲、陳雲、趙容、黃平、、王雲程。一個以博古爲首的臨時中央誕生了。
“臨時中央政治局”領導機構爲：
政治局常委博古、張聞天、盧福坦，博古負總責；組織部部長趙容，秘書長孔原；宣傳部部長張聞天，文化工作委員會書記李雪峰；職工部部長，農民部部長張聞天（兼），軍事部部長李富春（代理）；中央特別工作委員會委員陳雲、趙容、潘漢年、陳壽昌、楊森；中央秘書長柯慶施；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陳紹禹，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曼弗裡德，共產國際軍事顧問奧托·布勞恩（李德）。
9月25日，陳紹禹偕妻子孟慶樹從上海動身赴蘇聯，擔任駐共產國際代表。陳紹禹到蘇聯後更名王明，成爲博古推行“左”傾路線的後臺。
然而，雖然政治局的架子搭了起來，但由於熟知黨內機密的高層領導顧順章與向忠發的相繼被捕叛變，各類反動暗探、叛徒、工賊四處刺探鑽營，撒開一張張無形的大網，妄圖找到中央機關，徹底瓦解和破壞上海的中央地下活動，在白色恐怖越來越嚴酷的情勢下，匿身在上海的中央機關的安全已經成累卵之勢，工作已經很難繼續開展下去。
1932年12月，鑑於“臨時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已經無法立足，經共產國際同意，中央機關由上海陸續秘密遷到中央蘇區瑞金。臨時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博古、陳雲去蘇區；趙容去莫斯科，擔任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副團長，趙容到蘇聯後更名康生；盧福坦、李竹聲留上海，組織“上海中央執行局”，作爲臨時中央的派出機關，代表中央指導白區黨的工作，並負責同共產國際聯繫。
於是，一場事關中國革命前途及命運的秘密大轉移，就此悄然拉開了帷幕。
四、周恩來三易裝束過險關
1931年12月上旬的一個夜晚，藉助暗夜的掩護，周恩來身穿藏青色嗶嘰對襟短衫，下身穿一條藍嗶嘰中式褲子，腳蹬一雙皮鞋，頭戴鴨舌帽，看上去像廣東的普通工人，在交通員黃平的護送下，乘一輛人力車直奔上海外灘十六鋪碼頭。
爲了保密與安全，鄧穎超和母親未能送行，只在狹小的閣樓間悄悄目送他快步離去。
到碼頭後，他們上了一艘英國的小火輪。此時，中央特科的神槍手，綽號叫“小廣東”的交通員肖桂昌正在船上等候。
經過幾天的顛簸，輪船抵達廣東汕頭。當地的秘密交通站安排周恩來住進了“金陵旅社”。然而，就在周恩來二人踏入旅社後，他們卻發現在樓下拐角處的一個玻璃框裡有一張照片，那是1925年汕頭市各界歡迎黃埔學生軍大會的集體合影照，周恩來引人注目地居於照片中央。
事不宜遲，周恩來果斷起身，帶着肖桂昌立刻離開“金陵旅社”。當地交通站安排周恩來二人立即搬到該市棉安街一間小旅店去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