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聚仁從臺灣日月潭拜別蔣氏父子，十分興奮地回到香港後，即將談判情況及六項條件報告給中央。曹心想，只等北京方面同意後，臺灣方面將派代表與代表作進一步談判，如此，祖國統一大業指日可待。
然而，正當此事進行之中，“文革”爆發，一些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受到衝擊。蔣介石得知這些情況後，對的政策產生了疑慮並改變了主意，否定了與曹聚仁商妥的六項條件，由此中斷了與的聯繫。
四、李宗仁歸國，力促國共合作
1955年8月，客居美國的李宗仁在美國發表關於解決臺灣問題的具體建議。1956年4月28日，李宗仁的政治秘書程思遠應邀前來北京觀光。5月12日，周恩來在中南海紫光閣接見了程思遠。
據程思遠回憶，周恩來十分讚賞李宗仁的建議，但有一點周恩來不能同意。周恩來說：臺灣不能像李先生所說的那樣非軍事化，祖國統一以後，臺灣還需要那裡的駐軍維持地方治安嘛！周恩來還對程思遠說了一番重要的話：我們主張愛國一家，和爲貴，團結對外。我們歡迎李宗仁先生和所有在海外的國民黨人士都回來看看，保證來去自由。
周恩來的這番話，由程思遠帶給了李宗仁，使李宗仁動了迴歸之念。
於是，1965年7月20日，原國民黨第二號人物的李宗仁攜夫人郭德潔歸國。26日上午，主席在中南海接見歸國的李宗仁一行。說：“跑到海外的，凡是願意回來，我們都歡迎，他們回來，我們都以禮相待。”李宗仁在談話中深以臺灣問題久懸不決爲慮，說：“李德鄰先生，不要急，臺灣總有一天會回到祖國來的，這是不可逆轉的歷史潮流。”
當日下午3時，李宗仁在全國政協禮堂三樓舉行盛大中外記者招待會，發表講話說：“1949年1月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曾派人對我說，蔣介石挾軍隊逃往臺灣，臺灣地位尚未確定，因此對蔣介石很不滿。1955年美國共和黨派人找我，要我出山，取蔣介石而代之。我告誡臺灣當局要小心，以免步南朝鮮李承晚後塵。我與蔣先生共事幾十年，意見相左，但並無仇恨，如果蔣先生願意和平解決臺灣問題，我宗仁赴湯蹈火在所不辭。蔣先生目前處境尷尬，望國民黨同仁好自爲之，望臺灣同仁和海外各方人士認清民族大義和大勢所趨，不要一誤再誤，毅然奮起，率相來歸，爲祖國最後統一作出貢獻！”
11月5日，時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的程潛和夫人郭翼青設宴歡迎李宗仁和夫人郭德潔。故人重逢，感慨萬端。在歡迎李宗仁的宴會上，程潛發表講話說：“再過幾天，就是孫中山先生誕辰99週年紀念日了，李宗仁先生回到祖國，親眼看到孫中山先生的革命理想，不僅已經成爲事實，並且遠遠超過了。應該說，宗仁先生所選擇的道路，是合乎中山先生的願望的，是正確的。毫無疑問，宗仁先生這一抉擇，正是臺灣和海外國民黨人效法的好榜樣。我認爲，我們當年服膺中山先生革命理想的老一輩人，遵守中山遺教，就必須‘適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羣之需要’，丟掉包袱，從頭學起。只有這樣，我們的所作所爲，纔會合乎中國革命歷史發展的規律，纔不會爲時代所擯棄。今天，我們借歡迎宗仁先生回國的機會，寄語臺灣和海外國民黨人，以祖國爲重，以晚節爲重，從速醒悟，毅然歸來，到那時，我願意再度舉行宴會，像今天設宴歡迎宗仁先生一樣來歡迎他們！”
李宗仁歸國，以及李宗仁的講話和程潛的講話，在臺灣引起極大震動。
五、第三次密談：章士釗再度赴港帶信，蔣介石密約訪臺
“文革”的爆發，打斷了國共兩黨之間的聯繫。蔣介石聽到大陸方面發生的一些極端的事情，對的疑慮又加深了。1968年，他聽說一些紅衛兵鬧到了他的老家溪口，並炸燬了慈庵，十分氣憤。他曾囑咐兒孫：“永記此仇，十艮不忘，爲家爲國，建立大業，光先裕後，以雪此家仇國恥也。”但是，他不久又聽說周恩來親自出面，保護了他家在溪口的一切房產和祖墳，遂在心裡對高層十分感激。因爲他心裡清楚，他和他的部下曾經挖了很多領導人的祖墳。
但是，蔣介石此時與方面的對立情緒並未完全消除。1972年3月，已屆86歲的蔣介石出任第五屆“總統”。他在宣誓時說：“只要毛共及其叛國同黨一日尚存，我們革命的任務不會終止，縱使我們必須遭受千百挫折與打擊，亦在所不惜，決不氣餒。”但此後的三年，蔣介石只公開露面三次，並沒有進行大規模的“復國”工作。
晚年的蔣介石又想起了他在大陸的日子，想到了與大陸溝通的問題。他想起，就在他出任第五屆“總統”之前的一個月，即1972年2月21日，在會見美國總統尼克松時，把他稱爲“老朋友”。這個消息在美國和香港已經傳了很久了。蔣介石注意到，對尼克松說：“實際上，我們同他的交情比你們長得多。”對說的這句話，蔣介石思考了很久。
此時的蔣介石十分孤立。在國際上，的活動空間越來越大，而臺灣的國際活動空間則越來越小，連美國總統、日本首相也都訪問了大陸。在這種情況下，蔣介石有些猶豫。
正在蔣介石猶豫之時，方面採取了一系列主動行動。
在大陸，恢復了“二二八”紀念活動。廖承志發表講話，重新強調“愛國一家，愛國不分先後”，歡迎“臺灣各方面人員來大陸參觀、探親、訪友”，並保障“他們安全和來去自由”；1975年，方面又特赦了國民黨數百名戰犯和特務，還給他們安排了工作，願意去臺灣或者香港的，來去自由。
蔣介石得到這些消息後，心中讚佩胸懷博大。但他還是沒有采取任何行動，原因主要是他沒有找到合適的溝通人選。原來的曹聚仁已於1972年逝世，在臺灣方面，實在是找不到一個像曹那樣能與大陸順利溝通的合適人選了。
就大陸而言，進入70年代，在國民黨代表被趕出聯合國、中美發表《上海聯合公報》、中日關係改善的有利形勢下，和周恩來又把和平解決臺灣的問題提到了議事日程上。
國共兩黨重開談判，仍然需要一個在兩方面都說得上話的人居中聯絡。於是，90歲高齡的章士釗再度請纓赴港與國民黨方面聯絡。
周恩來得知章士釗的想法，感到十分爲難。因爲章士釗幾年前從病牀上摔下來造成骨折，一直行動不便，只能靠輪椅代步。如此情況，怎能做長途旅行呢？於是，周恩來便向彙報了此事。
反覆權衡，認爲章士釗的作用是其他人無法替代的，於是提出：“如果準備得好一點，是不是可以去呢？比如說派個專機去。”最後，在徵得章士釗家屬同意後，中央決定派章士釗到香港。
經過周密安排，1973年5月，章士釗從北京乘專機起程赴港，周恩來親自到機場爲他送行。章士釗到香港後不到一個月，因頻繁的活動、過度的興奮及對香港氣候的不適，加之年事已高，到6月下旬便一病不起。
周恩來得知章士釗病重的消息，即派醫療隊緊急赴港，指示盡一切辦法穩定病情，然後護送回北京治療。然而，當醫療隊趕到香港時，章士釗已於7月1日病逝。
章士釗雖然“出師未捷身先死”，但他在香港的活動卻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由於中國多次發出和談建議和邀請，也出於對臺灣的前途的考慮，蔣介石又動了與重開談判的念頭。
1975年春節期間，蔣介石將這一使命交給了抗戰前曾主持過國共兩黨秘密談判的國民黨元老陳立夫。陳立夫接受任務後，即通過秘密渠道向中央發出邀請到臺灣談判的消息。
得到這個消息十分高興。但此時的身體也已經很不好了，周恩來也重病在身，兩人都不可能親自赴臺。於是，找來鄧小平，親自向他交代：你可以代表我去臺灣，兩岸可以以此爲契機，儘快實現“三通”。
陳立夫得知打算派鄧小平來臺灣的消息後，十分高興。爲了配合這次溝通，陳立夫還在香港發表了一篇題爲“假如我是”的文章。文章說：“歡迎或者周恩來到臺灣訪問，與蔣介石重開談判之路，以造福國家人民。”他還寫道：希望“以大事小，不計前嫌，效仿北伐和抗日國共兩度合作的前例，握手一笑，開創再次合作的新局面”。
但是，正當陳立夫積極努力尋求與大陸溝通之時，蔣介石卻因病於1975年4月5日去世。一年半之後，1976年9月9日，也與世長辭。
海峽兩岸的溝通再次中斷了。
六、兩岸關係撥雲見日，峰迴路轉
新中國成立後到20世紀70年代，雖然國內外形勢風雲變幻，臺灣海峽兩岸也一直處於緊張的軍事對峙狀態。但黨的第一代領導人從未放棄和平統一祖國的努力。他們關於爭取和平解決臺灣問題，實現國共第三次合作，關於保留香港資本主義制度，使之繼續發展，關於爭取祖國和平統一和發展祖國建設事業的一些原則性設想和探索，他們努力爭取到的有利於祖國和平統一的國內外形勢，是他們對祖國統一的歷史貢獻，爲“一國兩制”構想的形成作了必要的準備。
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以鄧小平爲核心的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根據世界的現實、歷史的狀況和中國的實際，適時地調整祖國統一的方針，在“一綱四目”的基礎上，創造性地提出“一國兩制”的構想，並將它確立爲具有法律效力的基本國策。
以爲核心的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運用“一國兩制”理論，成功處理港澳問題，實現了香港、澳門迴歸，結束了海峽兩岸軍事對峙的局面和兩岸同胞隔絕38年的歷史。
進入新世紀，以爲總書記的黨中央，遵循“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方針和現階段發展兩岸關係、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的八項主張，堅持一箇中國原則決不動搖，爭取和平統一的努力決不放棄，貫徹寄希望於臺灣人民的方針決不改變，反對“”分裂活動決不妥協，牢牢把握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主題，真誠爲兩岸同胞謀福祉，爲臺海地區謀和平，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維護中華民族根本利益，增進了解，共同繁榮，促進了兩岸“大三通”的實現，兩岸關係邁進和平發展新時代。
兩岸關係，撥雲見日，峰迴路轉。實現兩岸統一、結束骨肉分離這一符合歷史潮流的良好願望，一定會在不久的將來變爲客觀的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