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天炎熱後，一陣細雨帶來微涼的夜。遲遲未入睡，竟是和人討論富士康的十二跳，以及小道消息傳來的十三跳，還有人坐等十四跳。多數人無法接受高達三十六萬的撫卹金成爲誘發跳樓自殺潮的激勵因素，也有友人認爲這是對家庭的愛和自我的肯定。活着需要目標嗎？死需要目的嗎？思考功利之於中國人的生命價值，似乎是個哲學題。
而當逃離這樣的旋渦中心，去閱讀被稱爲“洋雷鋒”和“現代版白求恩”的德國人盧安克的故事，又是另一番滋味。這個在鄉村志願執教十餘載的老外，在《面對面》訪問時，被柴靜問到：你不喝酒，不賭博，不戀愛，不吃肉，那你爲什麼生活？他答道：有更大的樂趣，比能表達的更大的樂趣。
我們製造着高樓林立，車堵人忙的繁榮表象，卻從未逃出“人爲財死，鳥爲食亡”的原始宿命。一個德國人把自己的命運和留守兒童聯繫在一起，十餘載未取分文收入，翻譯書籍的收入亦捐給慈善機構，在鄉村吃着紅薯葉，穿着破舊的衣裳，甚至因車禍脊柱受損，從未放棄自己的理想和“樂趣”；而另一邊，年輕人把老人和孩子留在農村，背井離鄉，打工賺錢，不堪每天十幾小時的高壓工作，選擇縱身一躍告別生活的折磨，“樂趣”對他們而言，完全是一種奢談。
我想，我們正身陷價值危機的時代，以至失去了沒有目的的幸福感。爲什麼生活？被簡化成了生存利益。而幾乎所有人，被趕到了這條沉重的大船上，或者擠上去。插播一件有意思的事，最近我經常和85後混，某天夜裡，一個堅持理想主義愛情的小女孩，忽然感慨，她的表姐明天要提車了，是輛奔馳，這是表姐混跡北京工體一帶的酒吧，釣到一個富二代的成果。表姐教育還在守着收入微薄的男朋友、只要單純的愛情和幸福的她說：多爲自己和孩子的未來着想沒有錯。小女孩糾結了起來：要是兩年後，男朋友還在爲沒有錢而不肯結婚，我也去釣個富二代。
沒有目的，便是這樣被有目的打敗。沒有目的分文不取的盧安克，初到農村時，曾被懷疑成特務，懷疑成拐賣兒童的老外，當他十年如一日堅持下來，取得村民和孩子信任和愛戴時，卻又在接受媒體採訪後，被某些人懷疑爲“戀童癖”，甚至一些爲了心裡的玫瑰的女粉絲去農村找他，想嫁給他，也被稱爲動機不純，想上牀。而最後，沒有目的的盧安克選擇了關閉博客，選擇沉默。
我們被迫有目的，被目的奴役，並且打擊沒有目的的人，彷彿被“沒有目的”傷害了自尊。這是怎樣一種畸形的自我保護，還是心之牢獄裡的惺惺相惜，在這個年代，做一個沒有目的的人，竟成了另類，以至要被剝奪自由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