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早在蘇共二十二大之前，在1961年7月底，赫魯曉夫將“三和兩全”的新黨綱草案，也就是赫魯曉夫自鳴得意的“現代的宣言”，送交中國黨徵求意見的時候，就在9月份召開的一次會議上指出：現在的問題是，赫魯曉夫到底代表什麼階層？代表高薪階層。而他代表的階層與帝國主義代表的階層實際上是相同的。高薪對低薪，因此反對他的人都是低薪的普通工人、農民。這和一年之前對胡志明所說的赫魯曉夫代表現代資產階級修正主義路線是一脈相承的，表明已經把赫魯曉夫歸入資本主義代理人了。
蘇共二十二大結束後，把對赫魯曉夫的上述認識，向蘇共二十二大會後路過北京的亞洲國家黨的領導人公開了。對印度尼西亞總書記艾地和越共總書記胡志明等人說:赫魯曉夫這個人什麼事都可以做出來。蘇共二十二大指桑罵槐，明裡罵阿爾巴尼亞，實際上是罵中國。現在，赫魯曉夫、肯尼迪、鐵托、尼赫魯，都搞在一起了，東歐和西歐的也都在點名罵我們了。我看赫魯曉夫是一個反面教員。
在黨內，講道：馬克思領導過巴黎公社，後來失敗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創立第一國際，後來分裂了。恩格斯又建立了第二國際，這是一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黨，但第二國際後來也變質了，變成修正主義伯恩施坦主義的政黨。那時，天好像要垮下來。但是，列寧同伯恩施坦進行了堅決的鬥爭，打敗了伯恩施坦主義，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列寧建立了第三國際代替第二國際，並且在俄國取得了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在列寧的故鄉蘇聯，出現新的伯恩施坦主義，蘇共變爲修正主義，這是完全可能的。但是，是否因此天就會垮下來呢？不會的。過去天就沒有垮過嘛！今後也不會有天垮下來的可能。現在時代和過去不同了。世界上百分之九十的人民要革命，要反帝，蘇共絕大多數黨員和蘇聯人民也要革命，要社會主義。儘管斷言蘇共已經變爲修正主義，但在1961年和1962年，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造成的空前嚴重的經濟困難面前，在發生了成千上萬農民餓死的天災面前，中央始終是強調中蘇團結，避免把蘇聯推向自己的對立面的。所以，蘇共二十二大之後一年多的時間，中蘇兩黨全都剋制着，避免發生更大的衝突。
但是，在這期間，對現代修正主義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在看來，像蘇聯那樣的社會主義國家之所以變爲修正主義，是因爲舊的資產階級的殘餘尚沒有消滅乾淨，新的資產階級又開始產生，赫魯曉夫的修正主義就是資產階級在蘇聯內的表現。赫魯曉夫與的分歧的根本問題是全世界除社會主義國家以外的三分之二的人民要不要革命的問題，屬於社會主義國家三分之一的人民要不要繼續革命的問題。赫魯曉夫就是代表資產階級，不要繼續革命，不要。“三和兩全”就是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的一整套理論。既然社會主義國家中還有資產階級殘餘和產生新的資產階級的危險性，那麼，社會主義就會有激烈的階級鬥爭。赫魯曉夫變爲修正主義，中國也有修正主義的因素，中國國內的右傾思想就是中國的修正主義。
正因爲如此，在1962年9月召開的八屆十中全會上，再一次批判了所謂“單幹風”、“翻案風”、“黑暗風”，並在講話中把上述“三風”所定性的“右傾機會主義”等同於“修正主義”。嚴厲地說：中國的右傾機會主義，看來改個名字好，叫做中國的修正主義。從北戴河到北京的兩個月的會議，是兩種性質的問題，一種是工作問題，一種是階級鬥爭的問題，就是馬克思主義與修正主義鬥爭的問題。工作問題也是與資產階級思想鬥爭的問題，也是馬克思主義與修正主義鬥爭的問題。這時，“修正主義”這個概念已經根植在的思想裡了。會上，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號召。全會根據的觀點發表的公報講道：“在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整個歷史時期，在由資本主義過渡到的整個歷史時期，存在着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存在着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條道路的鬥爭”，“這種階級鬥爭是錯綜複雜的、曲折的、時起時伏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這種階級鬥爭，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黨內來。國外帝國主義的壓力和國內資產階級影響的存在，是黨內產生修正主義思想的社會根源。在對國內外階級敵人進行鬥爭的同時，我們必須及時警惕和堅決反對黨內各種機會主義的思想傾向。”這樣，導致“**”發動的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的階級鬥爭理論初步形成了。
中國黨關於現代修正主義的理論以及對蘇共“現代修正主義”的抨擊，導致追隨蘇共的社會主義陣營其他和工人黨的批判。從1962年11月初至1963年1月下旬，保加利亞、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意大利、東德的統一社會黨，分別在各自的黨代表大會上批評。其中意大利領袖陶里亞蒂在黨代會上指責相比其他國家更甚，同時陶里亞蒂的觀點與赫魯曉夫的“三和兩全”最爲接近，爲此，決定以陶里亞蒂作爲反擊的突破口，批判陶里亞蒂的現代修正主義論點，其實也是批判赫魯曉夫的修正主義論點。這個策略當時形象地稱爲“敲山震虎”。曾說：陶里亞蒂做了一件好事，如果他不公開攻擊我們，我們就不好公開回答，現在是非回答不可了。
1962年12月31日，《人民日報》發表中國黨的反擊文章《陶里亞蒂同志和我們的分歧》，就戰爭與和平、對核武器和核戰爭的態度、“紙老虎”論斷、和平共處等問題，表面上批判陶里亞蒂，實際上批判赫魯曉夫。
文章見報後，赫魯曉夫當然受到相當大的觸動，並組織文章進行反駁。1963年2月21日，蘇共中央突然致信中央和，提議停止公開論戰，建議中蘇兩黨舉行高級會議。23日，接見蘇聯駐華大使契爾年科說：赫魯曉夫一方面說停止公開論戰，一方面自己又公開批判中國黨。最近你們批判中國黨的文章有四篇，現在有幾十個黨公開指名攻擊我們了。對於這些批判，我們都要回答，有來有往。你們可以罵人，我們可以回罵。實際上拒絕了蘇共的和解請求。
1963年3月1日和2日，《人民日報》連載發表《再論陶里亞蒂同志和我們的分歧》。文章就這一次各國論戰的性質問題指出：由於現代修正主義者向馬克思列寧主義者進行挑戰，目前國際運動中，正在理論問題、根本路線問題和政策問題上展開一場大規模的論戰。這場論戰將關係到全世界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整個事業的勝利和失敗，關係到全人類的命運。從馬克思主義在工人運動中佔統治地位以來，馬克思主義者同修正主義者、機會主義者已經經過了多次的鬥爭，其中最有歷史意義的大論戰有兩次，目前正在進行第三次大論戰。隨即就當代世界矛盾、戰爭與和平、國家與革命、兩條戰線上的鬥爭等問題，依然表面上批評陶里亞蒂，實際上批判赫魯曉夫。
此後，中蘇兩黨雙方不再保留任何餘地，“撕破臉皮”，公開點名相互批判，終於導致中蘇兩黨大論戰，兩黨關係徹底破裂。不久，兩黨分歧很快波及到兩國關係，並最終導致兵戎相見。中蘇兩國“同志加兄弟”的友好關係蕩然無存。
十三、中蘇兩黨關係破裂原因及歷史教訓
關於中蘇兩黨關係破裂的原因，當事人和鄧小平都有過分析和論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