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都會議上，還當場指定由陳伯達擔任《紅旗》總編輯。
同年5月25日，八屆五中全會正式決定：“由中央主辦一個革命的、批判的、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雜誌，定名爲《紅旗》，每半月出版一次。”會議同時決定由陳伯達擔任《紅旗》雜誌總編輯。
作爲總編輯的陳伯達，利用自己的首席政治秘書之便，請爲《紅旗》題寫刊頭，那是最自然不過的事情。對於陳伯達的要求，大力支持，一共題寫了二十多個刊頭供陳伯達選用，還說明“如不能用，再試寫”。最終陳伯達選用了大家熟知的《紅旗》上的“紅旗”那兩個字。
1958年6月1日，《紅旗》雜誌創刊，雜誌上正式標明是“中國中央委員會主辦”。著名的《介紹一個合作社》一文，就是在這一日的《紅旗》創刊號上發表的。此後，《紅旗》雜誌和《人民日報》一樣，成爲重要文章或社論的刊發和傳播陣地。
從《紅旗》雜誌創刊這個事情上，或者說至少在《紅旗》雜誌創刊這個問題上，從談到陳伯達的詼諧語氣中，可以看出，對陳伯達這個在八屆一中全會上已經當選爲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的首席政治秘書是相當滿意的，兩人的關係也是非常好的。
此後，陳伯達的政治地位繼續躥升，到1966年8月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陳伯達被選爲中央政治局常委。此次經過調整後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爲、、周恩來、陶鑄、陳伯達、鄧小平、康生、、朱德、李富春、陳雲，共11人，爲主席，爲副主席。任中央文革小組組長兼中宣部顧問的陳伯達，因爲配合發動“**”有功，竟然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一躍升至中央政治局常委，並跨越、朱德、鄧小平、康生、李富春、陳雲等人，從八大報告時的第21位躍居第五號人物。幾個月後，陶鑄被打倒，陳伯達便順理成章地成爲僅次於、、周恩來的第四號人物。
陳伯達作爲中央主席的政治秘書，在人才濟濟的高級幹部隊伍中，能夠躍升至中央第四號人物的高位，必有別人所不能有的“過人”之處。
四、“他人懷寶劍，我有筆如刀”
據師哲回憶，陳伯達成爲秘書並擔任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期間，與當時延安的許多高級幹部的關係都不是很好，但陳伯達“筆桿子還可以”，“他只顧自己寫文章，還利用研究室的同志替他蒐集資料”。同時，陳伯達利用自己的秘書這一特殊身份，經常閱讀專供黨的高級幹部閱讀的“限制範圍”的內部資料，並經常違反“書報簡訊社”不準將內部資料帶出閱讀的規定，將沒有看完的書報帶出室外閱讀。師哲在回憶中雖然對陳伯達諸多貶抑，但也承認“陳伯達的書本知識確實豐富，需要時，信手拈來”。“除了讀書和寫文章之外，再也沒有其他生活內容”。“他的屋裡臭烘烘、亂糟糟，桌子上、牀上、地上堆滿了書，根本無處下腳”。他的第一個妻子因爲和他無法生活，到延安不久就和他離婚了。陳伯達發表《評〈中國之命運〉》後，一個抗大女學生仰慕他的大名，接受了他的追求，但一起生活了一段時間，實在無法忍受，很快跑掉了。之後，在延安陳伯達還有一次婚姻，時間更短，也是女方實在不能忍受他的生活方式，跑掉了。另據的貼身衛士李家驥回憶：延安時期的陳伯達，“生活樸素，不講衣着，甚至到了埋汰的程度；待人熱情，說話和氣，但不擅談，講福建話，不好懂；聰明好學，受人尊敬”。
陳伯達“除了讀書就是寫文章”的單調生活，是典型的舊式知識分子生活方式，正是因爲他的這種勤快和才能，使得他在當時延安衆多的“秀才”之中，能夠遇有機會，脫穎而出。
1943年3月30日，共產國際解散後，根據蔣介石的授意，由漢奸陶希聖代筆而成的《中國之命運》一書出版。全書十餘萬字，共分八章：（一）中華民族的成長與發達；（二）國恥的由來與革命的起源；（三）不平等條約的影響之深刻化；(四)由北伐到抗戰；（五）平等互惠新約的內容與今後建國工作之重點；(六)革命建國的根本問題；（七）中國革命建國的動脈及其命運決定的關頭；（八）中國的命運與世界的前途。該書提出“中國從前的命運在外交，而今後的命運，則全在內政”。而內政在於實行“一個主義”、“一個黨”。一個主義即三民主義，一個黨即國民黨。只有國民黨救中國，只有三民主義救中國。三民主義是“國民革命不變之最高原則”、“民族復興唯一正確之路線”。中國國民黨是“領導革命建設國家的總機關”，“永爲中國唯一的革命政黨”。而其他黨派應當放棄各自的主張，統一於國民黨和三民主義之下。書中爲國民黨“一黨獨裁”進行粉飾，公開提出反對和自由主義，暗指中國領導的武裝力量和敵後抗日根據地是“新式封建與變相軍閥”。《中國之命運》的出版，是蔣介石分裂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動新的摩擦的輿論準備。《中國之命運》出版後，國民黨中宣部把它列爲“必讀之課本”，通令國統區各機關、團體、軍隊、學校都要閱讀。故此，國統區各地紛紛印製，有的版本署名蔣委員長著，有的署名蔣中正著，《中國之命運》迅速傳播開來。
在延安看到這本書後，立即部署反擊。笑着對身邊的幾個秀才，包括陳伯達、范文瀾、艾思奇、齊燕銘等，說：“蔣介石給你們出題目了，叫你們寫文章呢！”上述秀才立即動手寫反擊文章。陳伯達一口氣寫了三天三夜，寫成了一篇《評蔣介石先生的〈中國之命運〉》的文章，寫完後立即交給審閱。
在陳伯達的原稿上添寫了許多諷刺挖苦和尖銳精彩的句子，並署上陳伯達的名字。據師哲回憶，之所以署上陳伯達的名字，是表示對蔣介石的輕蔑。曾得意地說：“讓陳伯達把他評了”。這個“他”，指的就是蔣介石。改好後，交給陳伯達，並讓陳伯達轉給周恩來過目。隨即，中央還召開了一個小型會議，討論這篇文稿，會議決定題目改爲“評《中國之命運》”。1943年7月21日，署名陳伯達的《評〈中國之命運〉》首先在延安《解放日報》發表。當天，中央宣傳部還發出《關於廣泛印發〈評《中國之命運》〉的通知》，要求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各區黨委對於陳伯達同志之《評〈中國之命運〉》一文，除在當地報紙上發表外，應即印成小冊子，使黨政軍民幹部人手一本（陝甘寧邊區已印17000本），並公開發放。一切幹部均須細讀，加以討論。一切學校均定爲“必修之教本”。南方局應設法在重慶、桂林等地密印密發，華中局應在上海密印密發。其他各根據地應散發到淪陷區人民中去，一切地方應注意散發到國民黨軍隊中去，趁此機會做一次對黨內黨外的廣大宣傳。同日，還致信時任中央南方局副書記兼宣傳部部長、統戰部部長的董必武，要求把《評〈中國之命運〉》一文設法秘密印譯成中、英文小冊子，在中外人士中散佈。
《評〈中國之命運〉》一發表，猶如一枚重磅炸彈，給蔣介石以致命一擊。蔣介石趕緊發了一個內部通令，嚴禁讀這個小冊子。陳伯達由此一夜成名。當時，延安的另外一些“秀才”也寫了一些批判蔣介石《中國之命運》的文章，如范文瀾寫了《誰革命？革誰的命？》、艾思奇寫了《中國之命運—極端唯心論的愚民哲學》、齊燕銘寫了《駁蔣介石的文化觀》等，但其影響與陳伯達的《評〈中國之命運〉》無法相比。後來重印《評〈中國之命運〉》時，上述三篇文章一併收入《評〈中國之命運〉》書中，但封面只署陳伯達一個人，爲“陳伯達等著”。
新中國成立以前，除《評〈中國之命運〉》之外，陳伯達還撰寫發表了另外三篇影響巨大的政治著作，即1945年出版的《竊國大盜袁世凱》、1946年出版的《中國四大家族》、1948年出版的《人民公敵蔣介石》。
1945年出版的《竊國大盜袁世凱》，共分七章，即出賣“百日維新”、竊取革命果實、討袁戰役的失敗、御用國會的興亡、從總統到皇帝、從寶座上跌下來、“袁世凱”的復活。陳伯達撰寫此書，也是適應當時的政治需要而爲的。當時，抗戰剛剛勝利，在建國問題上，蔣介石企圖一黨獨大，實行國民黨獨裁統治。陳伯達此書借袁世凱影射蔣介石，尤其最後一章“袁世凱”的復活，直斥蔣介石爲當代“袁世凱”。此書一出，各地紛紛印製發行，整個解放戰爭時期，有數十種版本之多。國民黨當然明白此書的“春秋”之意，立即查禁此書。同時，在1946年，國民黨出版發行《偉大的蔣主席》一書，配發給公職人員，爲蔣介石歌功頌德。1947年5月，國民黨再次查禁《竊國大盜袁世凱》一書，繼續向公職人員配發《偉大的蔣主席》。上海《文匯報》以“《袁世凱》要查禁，《蔣主席》必須讀”爲題，把兩條消息合在一起編髮，成爲令國民黨政府甚爲尷尬、新聞界引爲笑談的著名報道。
1946年出版的《中國四大家族》，寫於蔣介石發動內戰之後，正式出版前曾經從1946年11月13日起在《解放日報》連載，連載之後立即以單行本出版。陳伯達寫這本書當然也是爲了配合反蔣鬥爭的政治需要。爲了寫這本書，他的幾個助手夜以繼日地忙了三個多月，爲他蒐集了大量資料。
從1927年以後國民黨政府的歷史來看，官僚資本問題日益嚴重是顯而易見的，抗戰時期孔、宋兩大家族“官商不分”、大發國難財也是國人皆知的“秘密”，並且受到國民黨內部和民主黨派的抨擊，蔣介石對他們也是不滿的（1948年蔣經國上海打虎就是準備收拾孔、宋的）。至於蔣介石和陳果夫、陳立夫，雖然屁股上未必乾淨，但與孔、宋卻又不同。陳伯達在書中把蔣、陳和孔、宋並在一起，合稱“四大家族”，通過大量的數據，將國內外所有與蔣宋孔陳有點關係的公私工商產業都歸入他們名下，指控四大家族以“官商”形式，獨佔金融、商業、工業、農業、地產、新聞出版事業等各方面財產。當時抗戰結束經年，國力遠未恢復，而蔣介石發起的內戰已經數月，再次使中國陷入戰亂之中，百姓民不聊生，民族工業生存艱難。本來已經怨聲載道，陳伯達此書火上澆油，指斥蔣宋孔陳四大家族利用公共權力，控制中國政治、經濟命脈，損國家肥自己，將國家資財大量納入自己囊中，總數達兩百億美元之多。這個數字未必準確，但一下子打到了蔣介石的要害，完全否定了蔣介石集團統治中國的合法性。
這本書印行後在國統區廣爲傳散，並且一版再版，一時洛陽紙貴，此後多年，各種版本紛紛涌現。有人說此書成爲瓦解蔣介石統治集團合法性的一枚超級原子彈，或許有些高估，但說是成爲在道義上和政治上打垮蔣介石的一顆重磅文宣炮彈，一點也不爲過。
陳伯達的《人民公敵蔣介石》，寫於1947年下半年，1947年底完稿，1948年4月初版印行，此後一版再版，廣爲傳播。
《人民公敵蔣介石》一書共分六章，即“中國人民的第一號公敵”、“從假革命到反革命”、“代替北洋軍閥而起的封建買辦新王朝”、“抗戰失敗主義和繼續與人民爲敵”、“窮兇極惡，日暮途窮”、“消滅蔣介石，打碎蔣家小朝廷的全部統治機構”。每部分又分成若干章節。
書中從大革命時期開始說起，一直講到書稿截止前，先給蔣介石定性爲帝國主義的大走狗、中國人民的第一號公敵，接着把蔣介石與慈禧太后、袁世凱、段祺瑞、曹錕、吳佩孚、汪精衛等封建軍閥和賣國賊並列，歷數各個歷史時期蔣介石反革命反人民的滔天罪惡，包括大革命初投機革命、中山艦事件、1927年血腥屠殺革命志士、建立法西斯反動統治、圍剿紅軍打內戰、不抵抗主義出賣國家、抗戰失敗主義亡國論、熱衷於東方慕尼黑、不抗日搞摩擦、搶奪人民抗戰勝利果實、撕毀停戰協定、發動反人民的反革命內戰、簽訂賣國條約出賣國家利益等，說明蔣介石一步一步淪爲人民公敵，最後說明蔣介石已經陷入全國人民的革命浪潮中，號召全國人民團結起來，消滅蔣介石，打碎蔣家小朝廷。
此書一出，各地大規模印製散發。僅在山東解放區，在1948年內，就先後兩次印製此書，總計35000冊。在國統區，地下黨秘印秘發，國民黨禁而不止，成爲各界人士地下“讀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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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書出版正是人民解放戰爭進入戰略進攻之後，此書文辭犀利，如刀槍匕首，實際上是討伐蔣介石的動員令。
此書影響之大超出國內。1949年底，陳伯達隨同訪問蘇聯，斯大林曾當着等衆人的面對陳伯達說：“陳教授，我曾讀過你的《人民公敵蔣介石》。”說完，斯大林拿起酒杯說：“爲中國的歷史學家、哲學家陳伯達同志乾杯！”
陳伯達在“**”期間犯了重大錯誤，或者說成爲人民的罪人，那是事實。但是，在民主革命時期，特別是在抗日戰爭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陳伯達爲打敗蔣介石，爲建立新中國，作出了重大貢獻，特別是起到了言論號角、輿論宣傳的作用，也是事實。有人說靠“兩杆子”打天下，一個是槍桿子，一個是筆桿子。從歷史事實看，陳伯達在“筆桿子”打天下中，是立了汗馬功勞的。
五、重要文件的起草者
作爲的政治秘書，陳伯達和胡喬木等人爲歷史上重要文獻的誕生都作出了很大的貢獻。
早在新中國成立前，陳伯達和胡喬木等就參與了一些重大文獻的起草工作。其中，七大的政治報告《論聯合政府》，大部分是陳伯達起草，後經改定的。朱德的軍事報告《論解放區戰場》，是由陳毅起草，陳伯達修改，陸定一審閱定稿的。《論員的修養》一書，陳伯達也曾參與整理工作，書中引用孟子“天將降大任”一段，即爲陳伯達所加。新中國成立前夕，陳伯達還參與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的起草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