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善工聽着嘖嘖稱奇，沒想到高仿居然也能登上大雅之堂？
“這算什麼？”王老邪擺擺手，笑道：“民國35年裡，仿製明清官窯瓷器有多少？其中珍品也不下萬件！誰能鑑別其真贗，當時只有兩個人，孫會元和師弟耿寶昌。這段仿製的歷史，他們是親身經歷，是真是假，用手一掂，一敲，就知道！”
耿寶昌！
魯善工大吃一驚，孫會元沒有聽過，可耿寶昌老爺子是誰？故宮最權威的瓷器鑑定大師，可謂一言九鼎！
書畫當年有幾個鑑定權威，徐邦達、啓功、謝稚柳，號稱三大鑒定流派。
首席鑑定專家謝稚柳創造性地提出性格說，認爲鑑定的標準，是書畫本身的各種性格，即它的本質。
一個畫家可以產生水準高的作品，也會產生低劣的作品，問題不在於標準高低、寬嚴，而在於對書畫本身的各種性格的認識，性格自始至終貫穿在優與劣的作品中。
老爺子本身也是知名畫家，用他的話來說，鑑定就是望氣！看書畫的精氣神！
徐邦達特別注重考證，諸如題款、題跋、印章、紙絹綾、裝潢形制、著錄等等，用極其嚴謹的科學態度，對書畫作品進行客觀的研究。
如果說謝稚柳的望氣具有可意會不可言傳的特色，那徐邦達的鑑定手法則具有系統性、可傳授性，後世稱爲技術鑑定。
啓功的書畫鑑定又另闢蹊徑，以學問支撐鑑定。作爲中央文史研究館館長、師範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他對古典文學、文獻學、目錄學、版本學、考據學、歷史學、音韻、訓詁、書法等有很深的造詣，他在歷代書法碑帖的鑑定和文獻考據方面，具有過人之處。
當時有三位老爺子在，加上一羣高手，故宮書畫鑑定可謂人才濟濟。可對於瓷器領域來說，高手不多，除了耿寶昌，還有過世的孫瀛洲，堪稱大家。
“說起耿寶昌老爺子，那也是咱們琉璃廠出來的人才！”
王老邪得意道：“當年只有14歲的耿寶昌來到京城，機緣巧合進入孫瀛洲的敦華齋做學徒。孫瀛洲也來自農村，白手起家創立敦華齋，珠寶翠玉、金石、書畫、文玩都做，逐漸發展到全國。”
“學徒試工期最少三年，中間不能回家，任何事情都要做。孫瀛洲對學徒要求嚴格，要求一定要把兩隻眼睛搞準，別把兩隻眼睛搞窮。”
“他時常給大家發紙條，考鑑定，考試不及格，該走的就走；強調立論準確，認定的就是認定的，必須三問不更色。”
“當時人們往往把明代器物誤認爲清代，比如明代有名的永樂、宣德青花瓷器，卻被標爲雍正。遍地都是一摞摞的雍正款，天天有人給孫瀛洲推銷，十一二塊錢，比其他盤子貴兩塊錢。”
魯善工聽完長嘆口氣，可惜自己沒有趕上好時候，那時候官窯遍地是！
“學成後耿寶昌和幾個師兄弟離開敦華齋，堂兄開振華齋，耿寶昌擔任經理。後來因公私合營，敦華齋、振華齋都被迫關門。一時間文物市場蕭條，孫瀛洲受聘於故宮，專門從事古陶瓷的研究和鑑定，耿寶昌則轉行去摺紙盒子。
“後來經孫瀛洲、徐邦達等前輩推薦，耿寶昌纔有機會進故宮工作。孫瀛洲花十年工夫，陸續把自己多年收藏的3000多件文物捐給故宮，就連院長都說：故宮有兩大恩人，一是捐贈瓷器的孫瀛洲，二是捐贈字畫的張伯駒。”
“耿寶昌初進故宮，百廢待興，大批文物等待清點。先進入修整組，即現在的科技部工作。大量從各地蒐集來的文物需要修復，粘的粘、補的補。”
“每個工作組都有指標，陶瓷藏品三十五六萬件，每人每天得整理250件左右。”
“那時候就算在故宮，官窯還是哥窯，往往也會看錯。官窯、哥窯都產於兩宋，前者一般是產自國都附近窯場的御用瓷器，後者則指龍泉窯場的產品。受歷史條件所限，先輩們定級時可能並不嚴格，有時只是憑個人愛好。”
“計劃經濟時代，一級品被用來創匯。那時候沒別的東西，只能靠工藝品出去換錢，所以又成立鑑定組。沒有固定標準，全靠老前輩決定。”
“當時有外國公司訂貨，就組織鑑定組，鑑定完把東西收藏送庫，好的不許賣，全憑個人業務水平來取捨文物。”
“後來國家的文物商店制定出口標準：1795年，也就是乾嘉年間及其以後的文物，纔可以出售。不過這個標準也有彈性，以瓷器爲例，一般民窯能出口，官窯只准在國內流通。個別有紀念意義、特殊意義的文物，即便符合標準，也不準出口。”
魯善工聽的津津有味，時不時給老爺子斟茶遞水，這種見聞可不容易知道，最能瞭解整個時代變遷。
王老邪擺擺手，笑道：“說跑題嘍，回到後掛彩，當年內務府管理着北城瓷器廠，那裡積存着歷代剩下沒上釉沒上彩的素瓷器胎。後來被古董商發現，開始在素胎上做文章。從景德鎮請來繪畫填彩焙燒技師，架起小窯，大量燒造舊胎後掛彩官窯瓷器。”
“所謂後掛彩，其實就是在官窯瓷器的素胎上繪畫出各種圖案，填上各種彩色。燒成青花瓷或是青花釉裡紅，青花瓷器上掛黃彩等等。”
“後掛彩的技師要求手藝好，技術高，一專多能，會畫會填彩還會燒窯，可謂最尖端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