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軍的潰敗再次引起了國內外的震動，清軍佈置的失策，官兵的畏戰無能，革命軍戰力的提升，革命軍官兵精神意志的高漲，都是勝敗的原因。
如果說之前清軍的圍困還顯示出一些對峙和平衡的話，此次反攻則使很多人相信革命軍不是沒有實力，而是有意放緩軍事進攻，以完善政務、經濟方面的政權架構。
而按照此次反攻的戰果，很多評論家認爲革命軍完全能夠擊敗三倍到四倍，甚至更多的舊式清軍。即便是面對新軍，擁有實戰經驗的革命軍，在相同數量的戰鬥中，也會佔有一定的優勢。
“南方的政府軍顯然已經無法壓制或消滅革命黨的部隊，武器裝備的差異幾乎不存在，決定戰爭勝敗的關鍵便是官兵的意志和精神。在這一點上，舊式部隊完全落於下風，數量不多的新軍也無法起到應有的作用。如果清政府想徹底撲滅革黨，就只有調動中國最精銳的北洋新軍，纔有勝利的希望……”
陳文強放下報紙，摸着下巴，陷入了沉思。
這個洋鬼子說得很客觀，判斷也沒有什麼大差錯。革命軍壯大的速度確實很驚人，自己的資助很重要，廣西兵的悍勇也是關鍵，充斥於其中的堅定、無畏的革命者更是起到了中堅的作用。
到目前爲止，放眼全國，確實也只有北洋新軍能夠對革命軍構成威脅。當然，如果清廷調集南方的全部新軍，也同樣能拼湊出一支能與革命軍作戰的部隊，但這也只是從人數和裝備上考慮。
戰爭從來也不是這麼簡單的數字遊戲，要考慮到天時、地利、人和等各種複雜的因素。
從這方面來說，南方其他地方的新軍。或者北洋軍南下，革命軍作戰倒還有主場作戰的優勢。氣候、水土、地形、地勢等都對革命有利，遠道而來的新軍未必能佔到什麼便宜。
如果能在西南重挫敵人。對以後的革命形勢將有很大的影響。或許——這會是一個相當好的契機，爲革命的和平過渡創造良好的條件。
對於陳文強一貫以來的革命思路。哪怕暫時妥協退讓，也儘量避免大規模內戰，以最快的速度進入相對和平的國家建設，這倒也不失爲一個策略。
使敵人知道革命軍的厲害和強大，日後纔有可能坐到談判桌前。如果沒有實力，誰會與你討價還價，直接就用武力掃平了。
勝算很大呀！陳文強盤算着革命軍現在的實力，以及吳祿貞和他手中的兵馬。如果不超過兩鎮北洋軍，革命軍完全能夠抵擋；如果超過兩鎮，那就需要他和吳祿貞突然襲擊毫無防備的北洋軍了。想到這裡，他不禁嘴角上翹，露出了狡黠的笑容。
雖然不必過於擔心清軍的再度來攻，但陳文強還是要爲革命軍的強大再出些力。革命軍的弱點也很明顯，那就是火炮數量少。這在與舊式清軍和同樣火炮不多的湖北新軍作戰時還看不太出來，但要與北洋軍較量，就必須要加以彌補了。
本來陳文強還有些擔心給革命軍補充得太快，容易招致懷疑。但現在他的勢力已經穩固。又有辦法進行遮掩，管清廷信不信呢，反正目前肯定是不敢輕易動他的。
作爲地方實力派。陳文強能走到這一步，也全是清廷自己的失算，或者說是迫不得己的道路。從太平天國運動後，清廷放鬆財權的舉措使得地方要員成了既得利益者，清政府後來雖幾經努力，但再難回收此權。
而洋務運動得以開展和維繫的重要原因便是由於清廷原有的權力結構的變化。當時，實際操辦洋務的還是一些地方大員，比如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張之洞等等，這些人之所以能夠掌扛起洋務運動的大旗。除了他們的思想認識外，還因爲19世紀50年代開始出現了地方權力的極度擴張。中央權力的下移使得擁有實權的地方官員可以利用自己的職權和威望去實現自己的主張。
庚子事變後，地方獨立自保的狀態更使中國被明顯地分割爲以某個地方大員爲首的勢力範圍。擁有單獨財政收入和由自己掌控的軍事力量，幾乎可以不用理會中央政府，特別是政府的號令侵蝕了地方利益的時候。
雖然當時李鴻章、張之洞等地方大員掌握着實權，但由於他們篤信綱常名教，所以對清朝並沒有十分跋扈的表示。但後來，隨着中央政府勢力的絕對弱化及帝制時代忠君思想的喪失，地方漸而飛揚跋扈，不受中央節制，最終發展成爲軍閥割據的局面。
現在雖然還沒有達到那麼嚴重的程度，但跡象已經日益顯現，地方督撫與中央政府的衝突時有發生。圍繞着厘金、稅賦、關稅、軍費等等，當中央政府的舉措侵害到地方當局的財源和地方要員的利益時，這樣的衝突便顯得激烈起來。
而藉着西南戰事的影響，陳文強緊抓住兵權，還不斷地招兵買馬，雖然不是督撫，卻架空、挾制了總督袁樹勳，對清廷的態度也是最跋扈的一個。不僅如此，他的勢力還在湘、鄂兩省施加着影響，藉着編練新軍，是越來越大。
但陳文強與李鴻章等地方實力派還有很大不同，區別就在於李鴻章等地方實力派的狹隘和自私並沒有隨着地位的不斷升高而弱化，他們“主要關心的是使他的區域力量基礎比任何潛在敵手都要勝過一籌，保持足夠強大的力量以與虛弱的中央政府分庭抗禮，同時又爲充當這個政府最尊貴的大臣而竊喜。”
這就造成了地方的獨立自保，除非涉及到自己的切身利益，否則他們是可以完全不聞不問的。例如在改變中日國際格局的甲午戰爭中，由於地方大員的自保之心，甲午戰爭儼然成爲了一省保衛戰。到了庚子事變時，這種態度和行爲愈演愈烈，終於擺到了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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