證明了那個時候的“憲政派”暫時性的取得了貴州的部分兵權，不然的話，他們也不會如此的對“自、治社”進行這樣毀滅性的行爲了，不過雖然何麟書等人謀劃完備，且又由何麟書親自掛帥，但是當他的部隊與“自、治社”的隊伍在銅仁，正式接火之後，何麟書發現自己這一次的勝利的可能，幾乎已經完全喪失了。
自、治社之席正銘率軍與何麟書在銅仁激戰七日，將何麟書部幾度圍困，就在何麟書敗局將定的時候，幸被滇軍所救，但是何麟書請求滇軍將領幫助其“剿滅”席正銘部以及自、治社控制下的所有軍隊的時候，卻被滇軍將領拒絕，其理由是滇軍救援何麟書部完全是爲了國家軍隊建設考慮，他們不能夠眼看着國內的部隊，因爲一些所謂的“大事”而相互間消耗各自的力量，因爲貴州與雲南相同，地理位置特殊，所以他們不能夠因爲貴州的局勢發生改變，同時在外晦不明的情況下，就消耗貴州的軍事力量。
但是之所以拒接何麟書的請求還是因爲滇軍畢竟是雲南的軍隊，而且這一次何麟書部與席正銘部的交鋒也是因爲貴州內部內政的問題所引發的，而滇軍如果過度的介入的話，那麼將會在政、治上引來不必要的麻煩，所以滇軍在救援過何麟書部後，便不能夠在參與到兩派之間的政、治鬥爭之中，當然了，滇軍也不可能因爲他人的鬥爭，從而從根本上消耗自身的實力。
憲政派因爲何麟書的戰敗，從而使得其在貴州的政、治舞臺上，失去了往日的色彩，雖然在貴州內，尚有一定的決策權，但是之前好不容易千方百計才得來的部分權利，白白的交還到了自、治社的手中。這樣的局勢下，雖然憲政派沒有就此一蹶不振，但是其在貴州的影響力上，發生了質的改變，而且如果能夠給自、治社足夠的時間的話，那麼憲政派或許就真的退出歷史舞臺了。
但是讓人沒想到的是，就到這樣的局面逐漸形成的時候，劉顯世竟然突起異軍，一下在將貴州的軍、政大權獨攬於手中，並且將兩派之人，重新拆分打亂，直接的將兩派之根基混於一潭，並且告誡他們亦或者是說通過一些途徑從而使得兩派之人清楚地知道，現在貴州的政、權兵權已經與他們無關了，而且劉顯世還明確的告訴他們，希望他們能夠從這個時候開始，同心協力的輔佐他，畢竟此時貴州的第一把交椅，是在自己的屁股下面。
劉顯世的話雖然看似平常，但是對於他們這些專門研究政、治的人精來說，這些“平常話”已經足以告誡他們應該如何了，所以可想而知的，他們會如何的選擇，畢竟在生存面前其餘的一切，都顯得無力，更何況，如果連生存都無法保證的話，那麼一切還不都是虛幻的嗎？
所以兩派人自然而然的歸附到了劉顯世的麾下，而且劉顯世這個人怎麼說那，也是懂得如何用人的，這從劉顯世的一系列行爲中就能夠看得出來，劉顯世在政、治上倚重何麟書、郭重光、熊範輿、張協陸等人爲首的“耆老會”成員，這一系列的成員也被稱之爲“老舊派”。
而在軍事方面那，他則是倚重其外甥、黔軍總司令王文華及手下將領袁祖銘、張雲漢、何應欽、谷正倫等人，以及部分耆老會與憲政派的部分有用之人，組成軍事建制，從而徹底的將貴州的軍權以及政、權實際的且完整的掌握在自己的手裡。
耆老會的衆人，在思想上頗爲老舊，趨於保守，主張“黔人治黔”和“保境安民”，抵制民國其它勢力及思想染指貴州，奉行地方保護主義。此前，何麟書在銅仁被困時，孫文先生曾派代表二人前往調解。兩代表調解未果，赴貴陽途中，在凱里爐山被害，而至於到底是什麼將這兩位不辭辛勞，前來調解的要、員棄屍荒野卻不得而知，成了所謂的“無頭公案”。
何麟書從此即背上“瓜田李下”之嫌。民國政、府基於貴州“耆老會”所持政治態度，主觀臆斷貴州“舊派”有害兩代表之動機。當然了，這是不準確的，但是基於一些早已存在的的事實，所以他們這樣看待老舊派的問題，也無不可。
而“舊派”之人雖百口難辯，但貴州邊遠省份，民國政、府權力難至，而起又兼當時全國局勢動、蕩，國內烽煙四起，所以對於貴州之老舊派僅只口伐而已。
不過倒是讓蓄勢欲動的“新派”王文華等得到了發難的藉口一個藉口；耆老會的存在，表示着貴州政、權的經歷與過往，而且耆老會中人也確實多額給貴州的政、權在穩定上帶來了一些效用，這個所謂的效用，不能單單從爭奪、擾亂上來看，對與錯，都是人爲，且勝利者或許即便是錯的，也能夠被其抹白，所以如果僅僅以此就完全的否認耆老會在貴州的作爲以及功績是不準確的，而，雖然如此，可是耆老會，確實也做出過令人難以接受，甚至於是髮指的行爲，那就是頗爲有名的“二二事件”！
所謂的“二二事件”，其實說到根本上就是一場對於自、治黨、的屠殺。一九一二年二月二日，由劉顯世、任可澄、郭重光等憲政黨、耆老會人刨制的二二事件，是一場血腥的政、治屠殺，而且從形式上來說，與之前所發生的有何麟書等人與自、治、黨之間到最後所發生的暗殺到決戰，實際意義上是沒有區別的。
二二事件前，由耆老會、憲政派等衆人，經過嚴密的謀劃，同時逐項逐條的實施，採取步步蠶食的方式，一步步腐蝕自、治、黨內部的結構，同時挑撥其成員之間的關係，並且利誘威逼等等若干手段並行。終於使得自、治、黨內部結構出現縫隙，人與人之間不再相互信任，意見相左，甚至是直接的相悖而馳，也是常有的事，這樣的局面沒有持續多長的時間，到最後，自、治、黨內部竟然出現了分、裂，這個派系之中，分爲若干個小團體，爲了各自的利益以及相悖的理念，而與其他小團體之間發生爭鬥，忙的不可開交，自然而然的也就對於耆老會等人疏於提防，從而使得他們得到了可乘之機。
原本當時的自、治、黨因爲一些關係，在加上他們的政、治理念，使得他們掌握有貴州的主要政、權，雖然他們與耆老會以及憲政派是政、敵的關係，可是出於大局考慮，自、治、黨衆人雖然對於他們打壓，但是卻也有一個限度，這也就給了耆老會、憲政派衆人已喘、息之機。
而也正是因爲自、治、黨的仁慈，從而使得另外兩派人得到了休養生息的機會，而且必須要說的就是就是，雖然另外兩派人沒有“戰勝”自治黨，但是實際上來說，其實兩派人中，有能力的人非常的多，而且就說耆老會吧，雖然他們當中多是老朽，但是這些老傢伙，老倒是真的，可是卻未必就真的那麼腐朽，畢竟他們中多人都是前清的大員，無論如何，清朝是否已經傾覆了，但是他們既然能夠在前清作爲一方大員，就足以說明，他們中必然大部分都是擁有真才實學的。
雖然耆老會的人，年齡偏大，但是他們其實體力包括身體素質並沒有什麼問題，之所以稱之爲老，還是因爲他們的思想上，有一些跟不上，但是處理一些當地的事務，恐怕那些自治黨以及憲政派的人，未必就會比他們處理的出色，而且也絕不能說，就一定的能夠比他們更能夠造福一方。
所以即便是自治黨掌權，在一些事務上，還是交由耆老會中人去自行處理的，而之所以會有後來的二二事件，實際上就是因爲但是自治黨的一項決策上出現了錯誤，那就是他們保留了耆老會與憲政派的名頭，這也就等同於承認他們還是合法的存在，當然了，當時自治黨的想法應該是希望兩家 之間能夠相互掣肘，相互制約，相互吞併，從而不斷地消磨兩家的實力，到最後讓他們來一個兩敗俱傷的局面，而後再由自治黨，將他們一舉收拾掉，做到一箭雙鵰。
想法是好的，而且這也不乏爲是一個最爲適當的方式畢竟無論是耆老會還是憲政派，只要保留了他們的名頭，也就表示承認了他們的合法權利，那麼既然合法的情況下，就沒有任何的理由能夠讓自治黨一口將他們吞併，但是讓人沒想到的是，事態並沒有按照他們的預期所發展。
耆老會、憲政派兩者之間非但沒有相互的制約，兩家掣肘，反而他們貌離神合，表面上做出一副老死不相往來，而且時不時的與對方該發生一些衝突的局面，但是實際上，他們在暗地裡卻是相互之間不斷地溝通，儘可能的將兩家的政、見形成一致，而後進而由政、見上的“不謀而合”進一步形成兩家兵合一處將打一家的局面，當然了，這一切都是在私底下完成的。表面上的兩者，還是老死不相往來的。
而之所以兩家之間能夠形成這樣的局面，實際上跟一個詞是息息相關的，那就是“妥協”。什麼叫做妥協，正解爲以獨、立爲前提、以底線爲原則的適當讓步。而因地制宜，就事論事的話，亦或者是參考不同的利益關係等等若干的層面來看的話，適當的讓步，也可以繼續下降爲無限制的讓步，只要能夠形成統一，那麼就可以無限制的讓步，當然了，則必然是存在於雙方之間的，如果僅僅只有一方如此，而另一方卻依舊不肯鬆動的話，那麼這樣的所謂“妥協”將會是永遠不可能出現的局面。
雙方的妥協再一次加大了兩家之間的合作關係，而且他們的演戲的功夫也真的到家，不然的話，自治黨人中那些用於監視他們兩派之間關係的人，也就不會因爲他們的“所作所爲”而認定他們之間的關係已然破裂，到了不死不休的程度，而要不是這樣的“不死不休”的程度，由怎麼會出現後來的，“兩派爲求生存，從而相繼的開出各種各樣的條件，希望自治黨能夠支持自己方面，打壓對手”的局面那？而要不是這樣的局面的話，那麼到後來，他們又是如何的將利益關係滲透到那個密不透風的自治黨內，是他們之間因爲不同的利益目標而出現間隙，到最後分崩離析的那？
一切都是因果關係所導致的，而且說起來，兩派之人爲了重新奪回政、權，可謂是煞費苦心，但是他們的付出到最後使得他們得到了回報，那麼這就是值得的，假如要是他們安排佈置一番，用盡了自己的力氣，反而非但沒有達到自己的目標，而且還陷入了自治黨的全套的話，那麼恐怕他們就要悔恨着死去了，那些耆老會的老傢伙恐怕也會被氣的一口氣上不來把自己悶死！
一九一二年，二月二日，也就是憲政派、耆老會最終確定對自治黨人動手的那一天，由雙方組成的隊伍兵分三路，開始了對自治黨的誅殺！
第一路由譚德驥派數十人攻張百麟住宅，張百麟逃走，殺死了彭爾坤。在那之後，張百麟帶陳蘭生營到貞豐，又被西路巡防軍劉顯潛部預爲堵截、而後擊敗，張百麟不得以而走廣西，赴南京晉見孫中山先生。張在貞豐時住彭家，除彭顯丞隨張同走倖免外，彭考丞父子、家人全被劉顯潛殺害。
第二路由唐燦章率領，僞稱押匪犯到總統部，乘機把巡防總統黃澤霖刺殺、並且殘忍的將其分屍。耆老會、憲政派爲酬謝唐燦章等，給銀三千三百兩，後又委唐爲紫雲參將。
第三路兵去刺殺張澤鈞，張逃走，寓居的客人田有光被殺。
值得一說的就是，當二二事件發生的時候，其實自治黨人是有機會扭轉戰局的，亦或者是說，他們的失敗，其責任，完全可以歸結於自治黨內部，說起來也是他們主動地給耆老會、憲政派提供了可乘之機的，如果當時自治黨人沒有因爲政、見不和而按兵不動的話，恐怕就有可能呈現另一番的局面了。
當時二二事件發生的時候，整個自治黨內，竟然僅北路統領李立鑑帶兵馳援，不過李立鑑卻被被胡景棠營所阻。最終釀成了二二事件的慘劇。
二二事件發生以後，貴陽秩序一度混亂，不少的自治黨人退出軍、政、府，有的流落外省。以此來保全自己以及自己的家人，因爲這一次兩派聯手發動的二二事件其血性程度實在是叫人側目，而且說起來，但凡是二二事件中被擬爲目標都是自治黨的核心人物，由此可見，此次的二二事件，其目的在於將自治黨內部核心首腦人物一網打盡，而後直接消滅其根源的，毀滅性事件。
不過雖然如此，可是奈何當時的自治黨在貴州權利太大，這樣的一番血腥殺戮，雖然動搖了部分根基，當時卻說不得這是對於自治黨的毀滅，自治黨餘衆，仍然把持着貴州的大部分軍、政、權力。憲政黨、耆老會的勢力與自治黨相比，無論政、治、軍事力量都不足。所以如果就此下去的話，在經過一段時間的修養之後，恐怕自治黨就會同自己一樣，再一次崛起，而且到時候自己需要面對的，也絕不會是二二事件這樣的個情況，這麼簡單。
說他們決定，先下手爲強，。經過秘密策劃，劉顯世、郭重光等派周沆、戴戡等到雲南，效秦庭之哭，乞師平“黔亂”。蔡鍔偏聽偏信，不顧自治黨人的反對，藉口假道援鄂，派唐繼堯率滇軍入貴州，對自治黨人、新軍、哥老會分子和貴州人民進行鎮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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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二年二月二十九日，唐繼堯率軍趕到貴陽，打出在貴陽休息三天、繼續北行的幌子。
於三月二日，乘黔軍不備，攻佔各機關。而後由劉顯世帶兵佔領都督府，軍、政、府代理都督趙德全隻身逃走。唐繼堯的狼子野心，路人皆知。可惜自治黨人內部分、裂，意見不一，沒有進行有組織的保衛政、權的戰鬥；僅北路巡防統領孿立鑑率部據黔靈山抵抗，因力孤勢弱，戰鬥了一天，三月二日夜李敗逃。三月三日，唐繼堯自稱貴州臨時都督，革命果實落入其手。這便是貴州人民稱之爲“亡黔”時期。
而且在這段時間之內，唐繼堯在貴州的表現，其的所作所爲，也真正的顯示了他這個人的脾氣秉性上的兇殘，同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