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當初來的時候所遭遇到的那場風浪之險，回程的路途就要風平浪靜的多了。
因爲相對於在比景港先行一步出發滿載人員和物資的大船隊；周淮安帶領部分精銳人馬走的是另一條海上大運河線；也就是南起海門鎮（今越南海防附近）北至欽州的白藤江口（廣西防城港市月牙灣附近）的潭蓬運河。
因爲這條河道大部分是從內陸貫穿數片海岸線而過，所以幾無風浪之險也沒有激流涌潮的麻煩。而在既寬且深的蜿蜒河道中，如今已經滿是絡繹往來的大小民船和商舶；
其中既有帷帽戴笠的黔中（今貴州北部）和嶺南商旅，也有纏頭對襟的土族男女，甚至還有一些螺髻錫坦或是赤膊筒布的真臘、南詔等外夷的客旅。讓人不由感嘆金錢與貨殖的魅力，直接超脫了這個時代民族和國家的藩籬了。
行船在其間，除了往來形形色色客商旅人和沿途多種多樣的土族風物之外，也欣賞到了婀娜秀麗多變的中南半島風光。
有的時候可以見到，一邊是碧波萬頃的海面上浪涌如潮而濤聲依稀，而一邊則是並行的內陸運河上和風旭日之下的平靜無波；然後這種一動一靜的鮮明對比，有時又在某處短短的出海口重新匯合起來，而變成涇渭分明又青綠相間過渡遠去的水天一色。
有時候是起伏綿恆的滿眼丘陵、如黛遠山和星星點點其間的村落、居邑，有時候卻是迴腸跌宕的奇峭山壁與近在咫尺的嶙峋高崖；有時候又會豁然開朗的在狹隘與山勢橫斷折轉處，呈現出一片溪流中橫的寬敞谷地或是桃花源一般阡陌衆橫的原野來；
有時候，又在是柳暗花明式在頗爲隱秘的山勢裂隙當中，突然奔流出一道河面波旋譁然的急流滾滾，或又是疊嶂而下的高瀑深溪流淌淙淙，而凌空揮灑出如雨如霧的點點溼潤來。
有時候在蒼莽森森或是鬱林叢叢之中，又會與那些日夜間活動不息的猿猴豹象之類野生生物，不經意的隔河相望而面面向覦，然後是大呼小叫的喧聲嘈雜，或是熟視無睹的淡然之中相互目送着遠去。
在中途的河口漁村附近停泊休息時，周淮安還特意到被稱爲“天威遙”、“仙人壠”的那處，曾在河口阻道的亂石灘去觀摩和勘探了一番；只可惜見到的只有被水沖刷的殘斷石棱，以及錐斧鑿擊過的明顯痕跡，卻並沒有發現能夠證明運用火藥的痕跡和線索。
至於那些大石上明顯煙熏火燎的痕跡，則是歷代途經此處的行人客商，已經附近居邑鄉民參拜和祭告此處遺蹟，所留下來結果。最後，倒是在當地改道後露出來的舊河牀石灘上，周淮安發現了好些類似古生物化石的東西，算是途經此次的某種手信和留念了。
不過這番發現也勾起了他的一番心思。其實一直以來周淮安還有些猶豫另一件事情，就是要不要把自己所知道的後世航海技術給放出去一部分；
比如經過大唐開國以來近三百年間的對外大交流，這個時代的唐人，其實已經有了水羅盤作爲方位導航，還有阿拉伯人傳入的牽星板，輔助古代的星宿定位法；來確保航行的方向和定位。
而在開元年間重訂天下曆法而測定黃道子午線時，更有大名鼎鼎的天文家兼古典科學家——僧一行所發明的“復矩”；可以利用仰測兩地北極星的高度來確定南北距離變化的大地測量術。
還有利用沿途地理座標物編制的地文導航法。就是李淳風等人所註釋的《海島算經》裡，通過利用勾股定理和相似三角形對應邊成比例的原理，運用兩次觀測計算的“重差法”測量陸標。
此外，唐人已初步建立起了與信風相關的航海定量概念，不僅掌握了季風來臨的規律，而且能準確推算出東北季風來臨的時間；而制定及時遠航的週期。
而到了前代名相賈耽時，甚至在這些基礎上編撰出《海內華夷圖》、《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皇華四達記》，來分具體的描述從廣州乘船出發，抵達波斯灣和崑崙諸國所在的東非地區，沿途所經過的具體情形和所需時日。
而在怛邏斯之戰當中被大食俘虜，而輾轉游歷了歐亞非大陸的阿拔斯王朝、東羅馬帝國、法蘭克王國、埃及、努比亞到埃塞俄比亞的阿克蘇姆王國在內許多國家，最終從殊奈國（今東非索馬里南部地區）的E馬薩瓦港乘船回國之後，所留下一部可比玄奘《大唐西域記》的《經行記》，更是給唐人打開了一扇瞭解萬里之遙外域的窗口。
此外，還有諸如船體的龍骨結構，桐油石灰密封的水密隔艙技術，銅皮覆底的船殼，銅版製作的原始海圖和星位圖。用長繩系砣測量海深，從砣底所粘附的海底泥沙判斷航行位置及情況。利用信鴿作爲海上交通工具。並已能用魚膠和鋸屑進行水下修補船隻防止滲漏致沉。
等等一些系列足以吊打全世界絕大多是文明和國家的造船和航海先進技術。
就像是後世的鄭和寶船一樣，這個時代也有一種遠洋巨舶叫做“木蘭舟”，號稱可載六七百人而持續航行半年多。因此常見於許多唐詩當中；唐代詩人賈島的《寄韓潮州愈》就有曰“此心曾與木蘭舟，直到天南潮水頭。”。
在這種情況下，可以用來觀測太陽位置的方解石和後世測量某一時刻太陽或其他天體與海平線或地平線的夾角的六分儀什麼的，就顯得不是那麼十分必要了。反而是一些大航海時代的帆船設計，和操縱性更好的帆布製造工藝，繩纜滑輪組等看起來更有用處一些。
多股線織造粗帆布（密織）和細帆布（細織）的，在這個時代其實都沒有什麼技術難題；早古羅馬時代就有所類似應用到的原型；只是在水力紡織機誕生之前，製作起來要多費些人工而已。
而這一切的種種萌芽，都將經歷五代戰亂中經歷了漫長倒退和遺失之後，才重新在南宋代恢復和發展到了極致；所以自己要不要扮演一把幕後推手的角色，讓其在另一條道路上走得更遠呢。
懷着這種猶然的心思周淮安抵達欽州的白藤江口，又從當地重新換乘了出海的大船；也再次得到了來自官府方面的最新消息。
比如留守司果然還是採納了他的建議，而組成了許多的武裝徵收隊，對着治下各處寺觀宗教場所進行清查和徵收活動；雖然在短時間內迅速羅括到了許多錢糧物用，但也由此激起了許多反彈和牴觸；
那些城邑里寺觀倒還好說，無非就是破財消災或是非暴力不合作而已，但是地方上那些廣佔良田而佃客衆多的寺院，就沒有這麼好說話了，甚至在一些地方上再度出現了以寺院爲號召的新土團，來對抗留守司的徵收隊；這些蜂起而動的局面，倒也讓留守司一時之間有些應接不暇而無力他顧了。
而且在這些徵收隊的活動之下，不出意外的從這些寺廟當中隔三差五的解救出許多婦女，抄出許多的有悖出家人身份的珍玩器物，甚至是官府也要明令禁止的甲仗兵械來；而這些被隱匿的女子當中，有些是被私底下霸佔的佃戶妻女，有些是被劫奪而來的受害者，有些則是乘世道動亂給買來或是人牙子販賣的；
可以說除了沿海開化度比較高的地區，還是有一些真正苦修和弘法傳道的大的之外；這嶺外內陸寺廟的藏污納垢情況，其實不比內陸那些活該被滅法的“大師們”好過多少；甚至還有過之。因爲地處偏僻的緣故，有些山中寺院乾脆就淪爲了披着出家人僧袍的強盜窩和變相的土豪壘子。
本來這些寺院周淮安是打算留到最後，待到義軍在各方面站穩腳跟之後，再溫水煮青蛙式慢慢收拾和炮製的肥羊；現在就只能先拋給留守司作爲某種替代方案和誘餌了；
這也是一個堂堂正正的陽謀手段，不由急於滿足前方所需的留守司，不去努力對付和謀劃一番。不過出這個主意的人日後若是被泄露出來，無疑也是某種意義上的“外道佛敵”的名聲跑不掉了。
至少在周淮安所見的安南之地還是好一些的，起碼是佛道並舉而儒家同樣擁有相應的影響力；寺廟的存在更多是對土蠻進行傳教和歸化的重要助力，另一方面也沒有那麼多廣佔良田的積累，所以在周淮安的處理序列當中相當靠後，而只是勒令捐獻了一些東西助軍而已。
但是相鄰的林邑（佔婆王朝）國和陸真臘國（吉蔑/高棉王朝）的上部座小乘佛門，那簡直就是另一個極端了；僧人在當地就是一個天然的特權羣體和階級，只要穿上袈裟就被視爲不可侵犯之人，不稅不役，有司不可拘拿，而以寺廟爲核心廣聚土地和奴婢，享受上下不餘遺力的供養之。
像林邑國深受南天竺婆羅門遺風作祟，上至君王貴姓大戶，下至黎庶百姓，勿論官私民間都有直接把女子施捨給寺廟的傳統，名爲“佛供”的一部分；而真臘國就更牛逼了，富貴人家的女孩7到9歲，貧苦人家之女最晚不超過11歲，必須令僧人去其童身，稱之爲：“陣毯”。
“陣毯”當日黃昏，要敲鑼打鼓把僧人接到家，此夜僧與女同居至天明離開。此後，主人家還要再用布帛爲女孩贖身，否則女孩將終身爲此僧所有，不能嫁給別人。在“陣毯”之前女孩與父母住在一起，以後則無所拘束。（見後世的《真臘風土記》）
所以周淮安在打下這些地方之後，就順手送他們去阿鼻地獄裡找地藏王菩薩去報到了，然後引用漢地的和尚取而代之，也算是另一種方式的弘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