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師的趙記茶樓是一家多年老店，已在京師開了三十餘年，歷經父子兩代，是整個宣武門附近生意最好的茶樓。趙記茶樓開在大時雍坊的正西，其南面是象房，北面是燕山左衛衙門和含飯寺，西北面是大理寺，西南是王恭廠，可謂位置極佳。
這一日，正是高務實正式回到京師的次日。
借住在王恭廠邊承恩寺的劉顯父子二人，這日用過早餐之後，便在寺中知客僧的介紹下來到趙記茶樓“聽報”。
所謂聽報，“聽”指的是茶客們聽茶博士念報，“報”指的是朝廷邸報。“聽報”是趙記茶樓在京城獨樹一幟的特色項目，其於嘉靖末年開始試行推出，名聲大振於海瑞上疏罵皇帝那次事件。
京城百姓，可能因爲生活於天子腳下，歷來喜歡議論朝政，甚至到了後世也是如此。
大明朝廷對於民間的各種議論似乎看得很開，無論其荒唐離奇到何種程度，只要沒有達到“蓄意煽動百姓、意圖謀反”這個層次，朝廷就都是完全放任自流的。
邸報古已有之，是古代的一種官報，屬於原始意義上的新聞傳播媒介，據說肇始於漢，濫觴於唐，發展於宋，繁榮於明清。
明代邸報以記錄時事新聞爲職志，是朝廷下達政令、發佈政情的主要載體，也是各方官員瞭解朝廷動向的重要渠道。通過邸報，不僅可以傳知朝政，溝通中央和地方的訊息，而且明廷可以藉此控制官方輿情的出版和傳佈。
大明的邸報，其編輯發行主要通過通政司、六科和提塘三個機構。
這其中，通政司是一個溝通內廷與外廷、皇帝與臣民的中央行政機構，主要掌管章疏、封駁之事。百官章奏除了極少部分由宦官和鴻臚寺官員代收外，絕大部分由通政司遞進。“凡六科每日接到各衙門題奏，逐一抄寫成冊，五日一送內閣，以備編纂“，書成之後，“俱經通政司轉行”。
六科爲吏、戶、禮、乓、刑、工六科的簡稱。六科各設給事中，輔助皇帝處理政務，監督各部運行，略有些類似於後世各部委內部的紀檢部門，但因爲在理論上直屬於皇帝，因此權力更大。六科官員的一個重要職責就是每日到會極門領取御批章奏或諭誥，並由內閣發至六科，供各部門逐日抄錄編輯成冊，稱爲“六科綸音冊子“，供各部門參考，此物也就是邸報的藍本。
提塘官，是各省巡撫、總兵派往京師處理文書、抄發邸報的官員。他們從六科抄得文報後，經過篩選和複製，由驛站每五日派遣驛卒接力傳送到各督撫、布政司輪流傳看。然後由各府、州、縣派駐省城的官員僱用書吏“各取所需“，摘抄邸報有關內容，再經驛站傳遞至各級地方官府。
在邸報的傳抄、發佈過程中．京官每日派書吏到通政司抄傳，故他們能較早知曉天下政事；而地方官員則需藉助驛站，僱用驛卒將邸報送至各督撫、布政司、府、州、縣衙門。由於邸報是層層傳遞，加及驛站傳遞需要時日，故地方官員不能像京官那樣先睹爲快，收到邸報的時間也有先後。大抵距京城、省府近者，收到邸報的時間早，反之則晚，而如川陝、遼東、雲貴等偏遠之地，官員往往數月才能獲悉朝廷新政。
其實若在早些年，區區一座茶樓是拿不到朝廷邸報的，也就是因爲嘉靖末年，皇帝迷信道教，一心只想長生不死，放任嚴嵩父子胡作非爲，才導致朝廷很多制度都變得鬆鬆垮垮。
早年間，大明朝廷就認識到“邸報爲國事所關”，所以除了對邸報傳送時間有所限定外，對邸報的抄錄也有嚴格限定，“非奉旨邸報不許抄傳”。
尤其是成化以前，對邸報的傳抄控制還非常嚴格，後來則日漸鬆散，經過嘉靖末年一折騰，再到隆慶，雖然提了好幾次要“禁科抄之報”，但邸報的傳抄實際已經呈現出控制不住的局面了。甚至一度出現了“抄傳邸報，刻錄盛行”的情形，甚至有些訊息在見諸邸報前，已在報房傳播開來，“近閱邸報，則有未及進呈而播之報房者矣”、“近日都下邸報，有留中未下先已發鈔者”。
除此之外，一些有地位的文人名士也可隨意傳閱邸報，但與本書關係不大，這裡就不多舉例了。
劉顯父子在這舉目無親的京師之中，總得給自己找點事做，不能光呆在寺廟裡養膘，反正說到底，他們都要等高務實那邊落實了之後纔好決定行止，因此今日便聽了知客僧的推薦，來趙記茶樓聽報，畢竟多瞭解一下朝廷動態總是好的。
劉顯此人不比戚繼光，他們兩個其實都經常想方設法撈錢，但戚繼光撈錢之後全投進了軍伍之中，而劉顯雖然也往自己的軍伍之中投了不少錢，卻還記得給自己留了一小部分，所以對比戚繼光而言，他還算得上宦囊頗豐。
不算很缺錢的劉顯父子二人在趙記茶樓二樓點了個小雅間，等着聽茶博士讀邸報。原本若只是乾巴巴的讀，其實也沒什麼意思，但趙記茶樓想客人之所想，除了讀之外，還會稍加分析和點評，這就引得不少京中閒人趨之若鶩。
當然，肆意品評邸報可能出現一些麻煩，這就是茶樓所需要自行把控的了。好在隆慶皇帝是個仁厚之君，所以至少到目前爲止，趙記茶樓的東家還沒有被請去任何衙門喝茶的記錄，這和滿清時代“莫談國事”相比——嗯，也沒什麼好比的。
劉顯父子坐下沒多久，剛剛端起茶盞，還沒開始喝呢，就聽到大堂當中，如說書人一般坐在一張紅布長桌後頭的茶博士一拍驚堂木，大聲說道：“昨日邸報第一事：順天巡撫報呈內閣，言有前狼山總兵官劉顯，借高氏家丁數百，出剿百里峽羣盜，百里峽盜匪攝於天威，舉手投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