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間哪有真情在，只要是妞我都愛。
這是古惑仔之《友情歲月》中從山雞嘴裡嘣出來的一句話。就是這麼一句不是名言的話，卻刺痛我心許久，那一刻，忽讓我有種莫名的心痛與酸楚，臉上卻還帶着傻傻的笑容。我已麻木不仁我已心灰意冷我已無牽無掛我已了無生趣了，對於這麼一個行將就木、如行屍走肉的人來說，確實有沒有愛、有沒有前途已無所謂。
懷念是傷，不止一次我掩面而泣，淚水流過我青春的臉龐，流進我的嘴裡，好澀好苦好難嘗！有時候，我總在想，老天爲什麼不經意會在20世紀80年代時讓我這麼一個人降臨到世上？人活着究竟是爲了什麼？喜歡鑽牛角尖的我，一步入這個圈子，就很難再磨出來。不過不管我能不能想開，我都要頑固地活下去，因爲不管生活過得是有意還是無意，我都不是一個具有自殺勇氣的狂熱分子！
詩人徐志摩先生曾說，愛情的成功就是人生的成功。如此說來，我的人生是失敗的，起碼到目前爲止是失敗的。我也喜愛愛情，也向往愛情，也想要愛情，問題在於，我找不到我想要的感覺，找不到我想愛的人！年少時雖然也曾輕狂地接觸過甚至愛過一些女孩，可如今回想起來我十分懷疑他們到底究竟屬不屬於愛情的範疇？
擡腿看看腳下，腳下始終是一片走不出的愛情荒漠，我在這條路上已走得太遠太遠了。不僅父母已對我有了成見，有時夜深人靜的時候連自己都指着自己的頭說：“怎麼搞的？一向自負天下、恃才狂傲的你怎麼連一個女朋友都找不到？”難道我真的沒本識，還是長得太難看了？仔細地反省一下，我覺得兩者都不是。我是一個有大志向的人，我總認爲人年青時不應急着早早地結婚生子，這是毫無意義的事情！然而，步入現實之中，我卻不知道自己該幹什麼？連自己的位置都找不到。我感到活着沒有多大意思，又不想死，於是就只好這麼遊離失所地逛蕩着。
我是怎麼走到這一步的？換句話說，曾經純真、善良、血氣方剛的激情少年是如何一步步地走到今天這種地步的？提起這來，就不能不說一下我的過去。儘管常人都說“好漢不提當年勇”，可我不是什麼好漢，而且當年也並不怎麼的勇！
只記得我19歲時，在縣城一所新建的高中讀二年級。學校裡既有高中班，又有師範班、幼師班，還有電大班，而我的高中班就是在這所師範進修學校的基礎上組建的。
而今想來，那時的我與我們學校在現代文明的生活中都顯得貧瘠而落後。儘管是新高中，可畢竟那是一所七十年代建在城鎮郊區的農村師範學校，幾十年的風吹雨打，使校園裡的一切都那樣破爛不堪，像二次大戰後的歐洲戰場。雖說辦新高時修建了一下，可變化還是不太大；畢竟資金有限，硬件上投入不夠。
操場西邊的足球場，成了學生們談戀愛專用的草坪，幾個球架剛好可以做單槓，算是沒有被浪費掉。而我的落後絕不亞於我們學校，我沒有談過戀愛，不知道什麼是美女，還常猜想着女孩子的**到底是方的還是圓的；沒玩過電腦，不知道什麼是“鷹兔兒”“伊妹兒”；還總以爲“四大天王”就是黃藥師、歐陽鋒、段智興與洪七公，以至於經常被那幫故作可愛，其實令人嘔吐的小女生們痛罵。我那時最大的悲哀就是不知道自己的愚，竟還常嘲笑同窗許鋒把蘇軾、蘇芮、蘇永康列爲唐宋八大家裡的“三蘇”。
有一次考試的時候，許鋒用那段時間流行的“愛到心破碎，也別去怪誰……”去回答政治問答題，教導處的李校長就開會點名批評道，“有些學生回答問題連歌詞也用上了，什麼‘愛到心破碎……’”自此，大家見到許鋒的時候就問他：“怎麼，心又愛到破碎了？”
當時最令我羨慕的就是老董，她的成績在我們班裡是一流的，每次拿獎學金她都要拿最多的那一份。而老董的學習刻苦程度，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據說，她每天晚上都要挑燈看書到12點以後，有幾次還差點失了火，在當時我們學校面臨覆滅的學習風氣中能夠堅持這樣，絕對是一個奇蹟。
天地良心，其實我纔是我們班讀書最辛苦的一個，這一點老王可以作證。然而我看的那些書，畢竟都是些不務正業的歪門邪道，上課的時候看起來就得防着點老師，即使這樣，還是常常被收繳。一次我看江沙先生寫的《死屋》，因爲上課的時候看，要注意上面講課老師的行蹤，所以看得斷斷續續，一會兒說曉欽是楊軍的老婆，一會兒說是小余的老婆，又一會兒變成了劉老師的夫人，後來又成了許雲的情夫，真讓人糊里糊塗的。
正看得起勁兒，忽然一隻大手從後面伸過來，要拽走我的書，我當然不幹，於是忙伸手捂住，擡頭一看，原來是剛剛還在講課的政治老師。他拉着書的一角，冷冷地道：“潤之，鬆手吧！”我扯住書的另一角，苦笑道：“老師，放我一馬吧！”他大怒，竟跳了起來，頭正巧撞到搖搖欲墜的電燈，馬上便起了個血包。他捂着頭，一把抓住我，憤怒地道：“你最好能夠搞明白，現在你面前有兩條路，第一，把手鬆開；第二，出去看。”政治大人這一點很令我感激，不管什麼時候，他都不忘給我出一道選擇題，而這時，我總是很感激地說：“我出去看，老師大人，謝謝！”
那時，我的運氣極差，剛出門便碰上政教科科長老譚。老譚是官場上的暴發戶，從一個平凡的講師，一下子被提拔爲科長，所以老譚的官就當得很有官味。當然，誰也不能說他被認命爲科長，是因爲他那口可以挺起來的“官肚”。老譚的肚子挺得很有特色，像有了八個月身孕的中年婦女。做了科長以後，他那圓圓鼓鼓的肚子上就掛了個黑色的手機套；但裡面到底有沒有手機，我沒敢拉開看。老譚碰見我被老師趕出來的時候，總是一副兇狠狠的表情。我討好地對他笑笑：“科長，饒命吧！”這時，他就一把奪過我的書，憤然道：“潤之，你給我當心點！”老譚能一下子奪走我的書，並不能說明我不畏懼政治老師而懼怕他，這隻能說明他奪我的書的時候速度比較快，令我防不勝防。因爲我的書常常被收繳，所以除了學校強制賣給我的課本之外，我就沒買過正版書。我買盜版的習慣就是在那時候形成的，便宜且不怕被老師收繳，所以，那些暢銷書的作者雖賣得暈頭轉向，卻沒從我這兒賺走過一毛錢。
那時候，我們班主任姓趙。他的名字我記不太清楚了，就姑且稱他爲趙老班吧。趙老班常告誡我們說，“果子還青沒成熟的時候千萬不能隨便摘了吃，又苦又澀！”當時我信他的話爲真理，就沒再吃過青色的蘋果或是其他任何水果。
高一時的班主任姓張，剛畢業的小夥子，由於初來乍到，人生地不熟，就常被班裡的女生們欺侮。欺侮歸欺侮，欺侮過來欺侮過去，班裡一名叫潘蕾的女孩子就告訴我說，我有點兒喜歡咱班主任。按照當時她說話的口氣，這裡的喜歡並不是有好感，而是男女之間的那種喜歡。那是我第一次見識到現實生活中的“師生戀”傾向，但後來的情景，卻沒向我想象的那樣發展下去，潘蕾只是告訴我她喜歡班主任，具體怎麼個喜歡法，她沒告訴我，我對此也沒有太大興趣，就沒有作進一步的瞭解。
沒過多久，潘蕾又糾正她從前對我說過的話，她說，“我差點兒喜歡上班主任，差點兒。”這時，我就對她的話進行懷疑了，我認爲一個經常修改自己說過的話的人，說出的話肯定水分充足，就再懶得搭理她，更沒問她所強調的“差點兒”中的那個“點兒”是多少！
然而不管怎樣，我們班裡的學生，沒有人告訴過我有喜歡趙老班的傾向。趙老班的老婆是個嘴巴特別大的女人，聽說在家的時候常被趙老班痛揍，有時，也互相揍。但若有人問我怎麼個揍法，誰出的招式高明，我沒親眼見過，也不敢妄加評論。後來我想，趙老班揍自己的老婆，肯定也是有明確的理由的。
說趙老班喜歡揍老婆，並不是提倡大家要發揚揍老婆的精神，這與我們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不相符，再說，有些人能躲得過被老婆揍的厄運，就已經感覺自己很幸運了，更不用說反過來讓他去揍老婆了。
趙老班教我們《勞動技術》課，不知別的學校有沒有開設這樣的課目。開始的時候講怎麼種樹、花、草，後來講種玉米、小麥，再後來教怎麼養雞、豬、牛，最後是講怎麼醃鹹菜。開始我們都聽得興致盎然，後來不行了，因爲他N次帶領別的班去外地幫農民伯伯摘蘋果，一次也沒帶我們去過。於是大家很憤怒，就把《勞動技術》簡稱爲“勞技”，再轉變爲“老妓”，然後擴展成“老年妓女”。自此，趙老班去教室傳達一些思想或是下達些命令的時候，學生們就紛紛小聲說：“老妓來啦，老妓來啦！”
事實證明，趙老班教我們醃鹹菜不但教得好，做得也好。有一個星期天，我們幾個一塊去他家吃飯，把他醃的整整一罈鴨蛋吃個精光，邊吃邊叫好，吃完最後一個的時候，大家還都露出沒吃過癮的表情。這時，趙老班就安慰我們說，“你們沒吃過癮已算是好的了，我兒子從我把鴨蛋放進罈子的那一天起就開始等，等一個月了，都還沒吃上呢！”
只記得19歲那年，我在一所新辦高中讀二年級。如果在我的腦子裡放一個搜索引擎，有很多事都會在二年級的那段時間被搜索出來。的確，我所經歷的大部分事都發生在高二，而且沒有辦法不發生在高二，我的高一混混沌沌是一片空白，高三是零。
高二的時候我19歲，19歲是個奇怪的年齡。對我來說，最重要的並不是到了19歲，就可以大搖大擺地走進電影院看標有“兒童不宜”的電影了，而是19歲的時候找女孩子談戀愛在我的意識裡已不再是早戀的年齡。雖然趙老班還是不斷地給我們講，“果子還青的時候千萬不能亂摘了吃，又苦又澀。”然而，過了早戀的年齡並不表示就能談戀愛，談戀愛的標準條件必須是一男一女。當然，如果你不是同性戀的話。但當時我並不具備這樣的條件，我只具有其中的條件之一：一男。所以早戀的年齡過了很久，我的戀愛都還沒有開始。
高二的時候，我想做一份文學小報，當時學校裡雖有文學社、書法協會、記者團等一個個聽起來鏗鏘有力的團體，實際上卻什麼也沒做，名副其不實。可我做小報的想法並不源於這些，具體怎麼回事，我已記不太準確了。我記得當時我把自己的想法說給趙老班聽的時候，只是想聽聽他的意見，同意則已，如果不同意，我只好一意孤行。然而令我想不到的是，他非但立即表示大力支持，而且願意出做小報所需要的所有費用。
在後來做報紙的時候，趙老班並沒有出所有的費用，所有的費用是我們兩個湊夠的，他只負責把我做好的樣報拿去印成報紙，但只這些，已讓我感激直至現在。當時我做報紙的時候，什麼也沒得到，而趙老班卻不一樣，他不但因此被評爲優秀班主任，評定職稱的時候，還順利過關。期末的時候評選優秀團員，名單由各班班主任自己隨便擬定，即使這樣，趙老班也沒有選中我的名字。然而，我那時候注意的卻不是這些，只要他每一次能把我做好的樣報印成報紙，他就是我的活菩薩啦。
原先我做小報的想法，是想號召大家來研究研究杜拉斯，爲什麼老得都走不動了還能勾引到身強力壯的大小夥子，把研究結果公佈給所有的女生，讓她們看後都來搞文學；再研究研究海明威，爲何一身傷疤還經常能搞到美若天仙的女明星、女畫家、女雕刻家，把研究結果公佈給所有的男生，讓他們看後也來搞文學。
但後來我的朋友王朔告訴我說，千萬不能這麼做，即使想這樣，也不能帶有“文學”二字，衆所周知，現在還有膽子口口聲聲搞“文學”的，只有那些臉皮極厚的流氓了，當下流行的一種公式是：流氓=作家。我聽後，怕被人誤認爲是流氓，也怕有故意誤引他人入歧途的嫌疑，就沒敢表示有讓大家來搞文學的意思。我只是告訴趙老班說，跟隨着學校正大力推行的素質教育活動，咱做一個小報，這叫響應學校號召。
趙老班對於我提出的做報紙的想法表示大力支持，令我很是感激。趙老班問我，能做好嗎？我回答說，絕對一流。當時我的口氣是大了點，但後來想了想，我做的第一期報紙還真是“一流”，意思是“我一個人寫、一個人編，然後一個人流動着到各班級給大家發送”。
我這人天生就有民主意識，所以當時在決定報紙叫什麼名字這一重大問題上就沒自作主張。我召集全班同學說，大家每人說幾個名字，然後公開投票競選，得票最多的是什麼，咱報紙的名字就叫什麼。選中誰提出的名字，就在上面給誰發兩篇文章，還要加五分操行積分。後來選中一個庸俗不堪且已被人用過的名字，“知音”。但沒辦法，這是投票選中並被大家普遍看好的，既然選中了，知音就知音唄。
我想說的是，如果另一個《知音》聽到有一份小報的名字也叫《知音》，千萬別一張狀紙把搞報紙的傢伙送上法庭，因爲打贏了官司你也得不到賠償，他爸爸是個地地道道的窮光蛋。再說，這是大家民主選中，大家的意思，所以叫“知音”就天經地義。如果這麼理論，另一個《知音》就會很委屈地說，要是照你說的那樣投票，那麼大家提出些像“中國日報”“中央電臺”這樣的名字，選中了就理所當然天經地義地用，行嗎？但若另一個《知音》真的不聽勸阻，執意要把他送上法庭，我在這裡還要提醒他們一點，當初提出辦報紙的人可能打死都不承認自己曾辦過《知音》報。或者，他爲了讓別人炒作自己，正到處燒香拜佛巴不得誰來告他一狀呢！
而接下來，我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怎麼樣把樣報做出來給趙老班看。做報紙的必要條件是要有稿子，所以在決定好小報的名字以後，我就大張旗鼓地在班裡班外蒐集稿件。雖說搜索的面積比較廣，但能找到的稿子卻比較少，加上我看稿的時候戴着有色眼鏡，所以能用的就更寥寥無幾。
我去學校組織的文學社問他們社長要稿子，社長非但不給，還戳戳有理地說，“你辦小報怎麼不先徵求我們文學社或是我的同意？”
我聽後不禁一愣，忍不住問他：“你辦過報紙？”
他說：“沒。”
我又問：“你感覺自己是個做報紙的天才？”
他回答：“感覺不太像。”
我再問：“你組織過黑社會。”
他又回答：“沒。”
這時我鬆了口氣，笑笑說：“那麼我爲什麼要徵得你的同意？”
社長嚴肅地回答我說：“因爲我們是正宗的文學社！”
沒徵得我們學校正宗文學社的同意，我的《知音》小報稿件照樣湊夠了。本來只有幾篇，後來我嫌跑着去問人家要稿子太麻煩，就幾個半夜沒睡覺自己唰唰寫夠了。但我的稿子太多了也不妥當，於是我就生一妙計，問大家誰願意把名字貢獻出來，寫在文字作者一欄裡面？本來我以爲大家會不屑一顧，誰想大家竟紛紛慷慨捐贈，最後我的名字一個也沒留住，全被分掉了。不管怎樣，小報搞得有模有樣，第一版是新聞，第二、三版爲文學作品，第四版爲大綜合。
我們班有一個名叫什麼飛的同學，一時想不起來，我也不願在想他的名字上費太多腦子，他的名字現在對我一點兒用都沒有，就索性叫他阿飛。叫他阿飛並不是沒有根據，後來我寫的一篇稿子，就署了他的名字，沒寫他的全名，署名“阿飛”。趙老班把印好的報紙拿來，被他看到後，就大發雷霆，痛斥我說，“什麼阿飛，多難聽，像個流氓。”
那個什麼飛是個極正派的人物，從小受做教師的爸媽正派思想的薰陶，是個正宗的人民教師的好苗子。當時阿飛拿了我的報紙，要給我火葬，我就對他循循善誘地解釋說，“老兄，你說得對，就是像個流氓，現在這個正時髦，文學事業就是流氓事業，你名字起得不流氓人家還不看你寫的東西呢，像什麼淹死的魚啊，說我愛你啊，林夕青心啊，安妮寶貝啊，多了去啦。”
我說到這兒，阿飛懷疑地看着我，然後我接着給他認真講解道，“老兄，阿飛這名字起得恰到好處，不太流氓，又有點流氓味，以後你若堅持用這筆名，準保你走紅，這名字，絕啦！”這時，阿飛已有點感激涕零的意思了，說“那謝謝啦，謝謝，下次還寫阿飛”！我心裡鬆了口氣，胸口拍得啪啪響地說，“沒問題！”
事實上，在後來阿飛每一次拿到報紙，都屁顛屁顛地跑來問我，這期怎麼沒“阿飛”的名字？我就一本正經地回答他說，老兄，現在“阿飛”不流行啦！當然，這都是後來的事。
當時我花了很大工夫，第一期的稿子纔算是湊夠了。接下來要做的就是打稿子，我們學校是在“東風吹，戰鼓擂”“趕烽火，學大賽”的時候建起來的，因爲當時大家都比賽看誰最能吃苦，於是出主意修建我們學校的那傢伙就說，“我最能吃苦，爲了充分體現這一點，我建議把學校建在最窮困的城鎮郊區，地處偏僻，想不吃苦都不行。”因爲那傢伙的這個想法，我們每一次放假回家或是從家來學校，都要幾經轉車，有時候等不到車，就要從下車後的公路徒步走到學校，累個半死也是常有的事。我說這些是想告訴大家，當時我們學校周圍沒有任何商店或是打字社，只是些河溝或是莊稼地，而我也從沒見到過學校哪個辦公室裡有可以打字的地方，找地方打報紙的稿子，就成了一個問題。
後來正急得不行，忽然看到一個姓黃的老師招收電腦培訓班學員，就跑過去湊熱鬧。果然，她那裡電腦、打印機一應俱全。見到黃老師的時候我發現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黃老師雖姓黃，可面目絕不是標準的黃皮膚。人盡皆知，王潤之的皮膚比較黑，但潤之是男孩子，皮膚就算黑點兒對本人的形象問題也不會造成太大的負面影響，黃老師卻是貨真價實的女性，就容易被喜歡以貌取人的傢伙將她與潤之相比，貶低形象，還好，她已經有老公了。然而這並不是我所關心的，我所關心的是，她同不同意爲我打稿子！再說，並沒有誰站出來規定姓黃的就一定要長得面色發黃，就算有人站出來規定，那麼我們村有好些經常趿拉着一雙破鞋流着鼻涕到處溜達的人都還叫富貴、發財、有金、聚寶呢，是不是還要規定讓他們都必須家財萬貫？
我把想要黃老師幫忙打印稿件的意思說給她聽的時候，黃老師說：“自己動手，豐衣足食，就算我現在能幫你打稿，也不能每一期都幫吧？在我這兒學電腦吧，以後就可以自己打了，學得了一技之長，又能把報紙搞得紅紅火火，一舉兩得！”
當時是1999年的夏天，如若用現在的眼光回頭看，那年月的電腦，的確已不能算是什麼新鮮玩意兒。但那時候的電腦對我來說，還真是沒大玩過。在那以前，在我表哥家看他玩過遊戲，有一回他出去有點兒事讓我幫他“戰一會兒”，於是我就興致勃勃地上陣。半分鐘之後，表哥回來看了看電腦，對我只說了兩個字，我表哥說：“死啦！”那就是我唯一的一次電腦遭遇。所以當時黃老師慫恿我去她那裡接受電腦培訓的時候，我就欣然表示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