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煦通過了一場並不光彩的政變，奪回屬於他的權力，但朝堂局勢錯綜複雜，恰似一盤亂局亟待他來梳理。
高太后此前長期把控朝政，他雖貴爲天子，卻在很長時間裡處於權力邊緣，空有其位而難施其政。
高太后的統治手段強硬且專斷，朝堂之上諸多決策皆出自她手，趙煦不過是個被擱置一旁的看客。
然而，隨着趙煦年歲漸長，以及蘇允在西北的快速發展，趙煦對權力的渴望如熊熊烈火般在心底燃燒。
他不甘心再做那有名無實的皇帝，奪回屬於自己的權力成爲他內心最爲迫切的訴求。
在這一場暗流涌動、充滿驚險與博弈的政治較量中，趙煦成功地以一種近乎“造反”的不光彩方式，打破了高太后對朝政的嚴密掌控，一舉奪回了本就屬於自己的權力。
當權力重新回到趙煦手中，他深知朝堂之上各方勢力盤根錯節，要想穩固統治，推行自己的治國理念，用人一事至關重要，且必須慎之又慎。
章惇與蘇氏兄弟等人，因與蘇允有着千絲萬縷的關係，趙煦對他們心存顧慮，不敢輕易任用。
蘇允在朝堂上曾有諸多複雜糾葛，其相關勢力也因此變得敏感。
章惇雖有一定才能，但趙煦忌憚其與蘇允的關聯，擔心任用他會引發朝堂上一系列不可控的連鎖反應，對自己的統治造成潛在威脅。
蘇氏兄弟，蘇軾與蘇轍，他們在文壇聲名遠揚，在朝堂也頗具影響力，可同樣因蘇允的緣故，趙煦在是否啓用他們的問題上猶豫不決，最終選擇了擱置。
至於呂大防與劉摯等人，在政治立場上搖擺不定，猶如牆頭之草。
他們在高太后掌權時期，爲求自保，在諸多政策和事務上迎合高太后，而對於趙煦這位皇帝的態度卻顯得曖昧不明。
趙煦親政後，對他們的忠誠度產生了極大的懷疑。
在趙煦看來，朝堂大臣必須對自己絕對忠誠，方能委以重任，而呂大防、劉摯等人的立場問題，讓趙煦果斷地將他們排除在覈心權力圈之外。
而呂惠卿其人，野心勃勃，猶如一隻時刻覬覦着更大權力的猛虎。
他在過往的政治生涯中，爲達目的不擇手段，其行事風格與趙煦所期望的臣子形象大相徑庭。
而且在趙煦派出程頤求助之時，呂惠卿的態度還是十分曖昧，所以趙煦深知，若任用呂惠卿，極有可能引狼入室，讓朝堂陷入無休止的權力爭鬥之中。
因此，儘管呂惠卿有一定的能力和政治經驗，趙煦也只能忍痛割愛，將其棄用。
在對這些朝堂舊臣進行一番審視與考量後，趙煦深知，要想真正掌控朝政，打造屬於自己的權力班底，必須啓用一批新人。
而此時，程門的年輕人進入了他的視野。
程門有八子，個個才華橫溢，在當時的學界和士林之中頗具聲名，可謂是一時之選。
趙煦認爲，這些年輕人尚未被朝堂上的腐朽風氣所沾染，且他們對程門學術的尊崇，使得他們有着相對一致的價值觀和政治理念，易於掌控和引導。
於是，趙煦開始有條不紊地對程門八子委以重任。
倪詠志被授予樞密院都承旨這一關鍵職位，成爲樞密院首席事務官。
樞密院作爲掌管全國軍政機要的核心機構，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倪詠志負責軍政機要文書的傳遞，在樞密院內部各個部門之間協調內外事務，並且常常能夠參與到軍事決策的討論之中。
他直接對接樞密使這一最高軍事長官，掌握着大量的軍情機密。
趙煦通過任用倪詠志，成功地在樞密院安插了自己的心腹，得以對樞密院的一舉一動了如指掌，從而牢牢把控住國家的軍事大權。
薛嘉怡則被授爲三司判官，分管三司（鹽鐵、度支、戶部）的具體事務。
三司主管着國家的財政經濟命脈，鹽鐵關乎國家重要資源的管控與收益，度支負責統籌國家的財政收支，戶部掌管着全國的戶籍、土地和賦稅等事務。
薛嘉怡憑藉這一職位，實際上操控着國家的財政收支和賦稅政策。
趙煦任用薛嘉怡，讓自己對國家財政有了直接的掌控力，爲後續推行各項政策提供了堅實的經濟基礎。
尹之賢被任命爲首都開封府推官，擔任開封府的司法、行政副手這一要職。
開封府作爲北宋的首都，是全國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其地位特殊且重要。
尹之賢主管開封府的司法審判工作，負責審理各類重大要案，同時還肩負着管理京畿地區事務的重任。
趙煦將尹之賢安排在這個位置上，既能確保首都地區的司法公正和社會穩定，又能通過他及時瞭解首都及周邊地區的民情政情，加強對京畿地區的管控。
除了以上三人，程門八子中的另外幾人也分別被授予重要職位。
有的被授爲御史，御史作爲監察百官的重要力量，能夠對朝堂上的官員行爲進行監督和彈劾，確保官員們奉公守法，維護朝堂的清正廉潔。
還有的被任命爲走馬承受，他們負責向皇帝直接彙報地方上的軍事、民政等重要事務，成爲皇帝在地方上的耳目。
就這樣，趙煦通過對程門八子的精心任用，逐步在朝堂的各個關鍵部門安插了自己的勢力，成功地組建起了屬於自己的權力班底，爲他親政後的一系列改革和政策推行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便在趙煦緊鑼密鼓鞏固自己的權力之時，此時的高太后被強行奪回權力之後，又是驚懼又是懊惱，竟是第二天便臥病不起了，而且在半月之後便去世了。
這一消息如巨石投入平靜湖面，在朝堂上下激起層層漣漪。
雖說高太后掌權時手段強硬專斷，可她畢竟主政多達七八年時間，在朝中也不乏舊部。
這些人聽聞太后去世，心中五味雜陳，既有對往昔權勢的追思，又對未來局勢充滿迷茫。
趙煦得知高太后離世，表面上維持着天子的莊重肅穆，可內心深處，那壓抑許久的複雜情緒悄然涌動。
高太后長期壓制，曾讓他備受煎熬，如今太后逝去，他既感到一種前所未有的解脫，又隱隱擔憂太后舊部趁機生事。
朝堂之上，大臣們對高太后的離世反應各異。
那些曾在高太后羽翼下獲得利益的官員，紛紛收斂神色，生怕因情緒表露不當而觸怒新掌權的趙煦。
而一些曾被高太后打壓，或是一心擁護趙煦親政的臣子，則暗自欣喜，期待着新皇能大刀闊斧改革，開啓全新的政治局面。
與此同時，關於高太后的死因，坊間開始流傳起各種小道消息。
有人私下議論，說太后是因權力被奪，心中鬱憤難平，才一病不起；也有人猜測，太后之死或許與宮廷鬥爭中的隱秘手段有關。這些流言蜚語，像無形的風，在京城的大街小巷中肆意傳播，攪得人心惶惶。
趙煦深知，此時必須儘快穩定局面，否則流言越傳越廣，極有可能引發朝堂動盪。
於是，他迅速下詔，以國喪之禮厚葬高太后，喪葬規格極盡隆重。
在葬禮上，趙煦帶領滿朝文武，身着素服，神情哀傷，盡顯孝子賢孫之態。
他的這一舉動，一方面是向天下彰顯皇家的孝道與寬厚，另一方面，也是借葬禮之機，向朝堂上下表明，即便與高太后曾有權力之爭，但他始終敬重太后的身份地位，以此安撫太后舊部。
葬禮結束後，趙煦並沒有放鬆警惕。
他深知，要想徹底消除高太后舊部可能帶來的隱患，還需從長計議。
於是，他開始不動聲色地對朝堂官員進行新一輪的調整。
對於那些高太后舊部中，有明顯反抗跡象或是心懷不軌之人，趙煦巧妙地找藉口將他們調離京城，外放至偏遠之地任職，削弱其在朝中的影響力。
而對於一些願意歸服自己，且有真才實學的原太后舊臣，趙煦則選擇恩威並施，加以籠絡，使其逐漸融入自己的權力體系。
在處理完這些朝堂事務的同時，趙煦也沒有忘記繼續鞏固自己新組建的權力班底。
程門八子在各自的崗位上，逐漸發揮出重要作用，他們對趙煦忠心耿耿，積極爲其出謀劃策。
倪詠志在樞密院，將軍政機要事務處理得井井有條，爲趙煦提供了諸多有價值的軍事建議；
薛嘉怡在三司，通過一系列合理的財政舉措，充實了國庫，爲趙煦後續的改革計劃提供了雄厚的資金支持；
尹之賢在開封府，公正執法，將京城治理得秩序井然，百姓安居樂業。
隨後趙煦重用程頤、曾布，並且召回蔡京兩兄弟委以重任，在將政事堂、樞密院徹底掌握之後，趙煦對高太后的態度終於真實顯現出來。
他很快將呂大防等後黨貶謫出京城，並且展現出對高太后政治清算以及情感疏離。
隨後，他立即更改年號，恢復青苗法、免役法等熙寧新政，甚至要廢掉高太后“宣仁”諡號。
朝堂之上，這一系列舉措如同一場劇烈的風暴，瞬間將原本就波譎雲詭的政治局勢攪得更加混亂不堪。
呂大防等後黨骨幹被逐出京城，他們多年經營的勢力網絡在趙煦的雷霆手段下開始土崩瓦解。
這些被貶謫之人，心中滿是憤懣與不甘，卻又無力反抗，只能在悽風苦雨中踏上前往偏遠之地的路途。
而對於恢復熙寧新政，朝堂大臣們的反應截然不同。
那些支持變法的官員，心中卻是重新燃起了希望之火。
他們認爲，趙煦此舉是撥亂反正，有望讓國家重新走上富強之路。
程頤、曾布等人積極響應，在朝堂上慷慨陳詞，力陳新政對國家的諸多益處，主張大力推行，儘快讓新政的成效惠及四方。
然而，反對者也不在少數。
他們擔憂新政的恢復會打破現有的利益格局，給社會帶來不穩定因素。
一些保守派官員紛紛上書，言辭懇切地勸諫趙煦，歷數新政在推行過程中出現的種種弊端，懇請皇帝三思而後行。
但此時的趙煦，改革的決心已如磐石般堅定，對這些反對之聲置若罔聞。
在是否廢掉高太后“宣仁”諡號一事上，朝堂更是陷入了激烈的爭論。
部分臣子認爲，高太后雖曾長期攬權，但畢竟對皇室有養育之恩，且主政期間也並非毫無建樹，廢掉諡號此舉過於決絕，恐寒了天下人之心。
然而，趙煦心意已決，在他看來，高太后多年來對他的壓制，是他心中難以磨滅的傷痛，如今他大權在握，勢必要將這份壓抑多年的怨憤宣泄出來。
就在朝堂上圍繞着諡號問題爭論不休時，宮外的民間輿論也悄然發生了變化。
起初，百姓們對趙煦親政後的一系列舉措多持觀望態度。但隨着新政的逐步推行，一些實惠開始顯現出來。
青苗法的恢復，讓許多農民在青黃不接之時能夠獲得官府的低息貸款，解決了燃眉之急；
免役法的重新實施，使得百姓不必再爲繁重的勞役所累，可以安心從事生產。
漸漸地，民間對趙煦的讚譽之聲開始多了起來，百姓們對這位年輕皇帝的改革充滿了期待。
到得紹聖元年春節時候，大宋朝已然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元祐年間的執政大臣在朝堂上已全然不見蹤影。
趙煦端坐在那巍峨的龍椅之上，俯瞰着煥然一新的朝堂，心中滿是壯志豪情。
此時的他，手中緊握大權，身邊圍繞着自己精心挑選、培養的心腹，已然準備好要在這大宋的歷史長卷上，揮毫潑墨，書寫屬於自己的輝煌篇章。
春節的京城，張燈結綵，熱鬧非凡。
然而，在這喜慶祥和的氛圍之下，卻暗藏着諸多政治暗流。
趙煦趁着這佳節之際，也並未放鬆對局勢的把控。
他在宮中頻繁地召見程門八子、程頤、曾布以及蔡京兄弟等人，與他們深入探討新政的進一步推行策略以及朝堂的後續佈局。
程頤，作爲理學大家，時常從儒家經典和道德倫理的角度出發，爲趙煦分析治國理政的要義，強調新政推行過程中應注重教化與民生，以仁義爲本，讓百姓在享受新政實惠的同時，也能受到良好的道德薰陶。
程學儼然有了當年蘇學在京城之中流行的盛況，尤其是在程頤被召入政事堂之後更是如此。
曾布則憑藉其豐富的政治經驗，爲趙煦梳理朝堂各方勢力的潛在關係，建言在繼續打壓舊黨殘餘勢力的同時，也要巧妙地平衡新黨內部的權力分配，防止出現權力過度集中而引發的內部矛盾。
蔡京兄弟在此時充分展現出了他們的長袖善舞與辦事能力。
蔡京對新政的條款爛熟於心，能夠迅速且精準地制定出詳細的推行計劃，從地方官員的選拔任用，到政策執行過程中的監督考覈，都安排得井井有條。
蔡卞則利用自己在文壇和官場的人脈關係，積極爲新政進行宣傳造勢，將新政描繪成拯救大宋於積弊之中的良方，在士大夫階層和民間都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和討論。
到得此時，趙煦終於能夠騰出手將眼光看向西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