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格爾笑了，他一開始只是不明白志願者活動爲什麼和皇室子弟找老婆能聯繫起來，但是等李昭瑢解釋了後，他就已經全然明白了其中的門道，因爲他的不歸奴組織在最早期，他本人還是一位學生的時候，就參與、組織了大量的志願者活動。
年輕人尤其是沒有工作的學生，都喜歡參與志願者活動，因爲這顯的自己高尚，有奉獻精神，可以成爲吹噓的資本。但並不是所有人都真的參與其中的，大浪淘沙，時間長的志願者活動完全可以把那種虛榮、濫竽充數的傢伙篩選出去。
但並非堅持參與的學生都是合格的，志願者活動本身就爲了服務和奉獻的，但其中也有投機者存在，這些投機者參與並且長期參與是有目的的，無外乎名聲、利益和某個人。
巴格爾解救不歸奴的組織之中就有大量這樣的人，其中一些潛伏的很深，還是與裕王接觸的時候，理藩院、安全局給出的名單，其中一個副手，一直以奉獻無私的面貌出現，卻在十一年的時間裡貪污了超過七萬元的組織經費。
而放在李昭瑢所說的這件事裡就沒有這麼惡劣了，學生一般不是爲了貪財，就算是，也就是一些小便宜。有些人是爲了名聲，而巴格爾認爲這並不多麼過分，付出就應該有回報，志願者活動得到的回報不可能是錢，而適當的鼓勵、表彰是可以的。
但是學生都處於情竇初開的年紀，哪個少女不懷春，哪個少年不多情呢。所有有些能長期參與志願者活動的人並非是爲了活動本身，而是爲了某個人。在學生時代，巴格爾就知道，如果能說服一個漂亮女孩加入活動，就能帶來很多男孩子加入。帥哥同樣對美女也有吸引力。
這樣的人也好甄別，那就是隨機且週期性的編班分組，不能靠近自己想親近的那個人，自然也就會退出的。
至於爲什麼要有責任心卻不許有事業心，其實也很簡單，有事業心的女子就算與皇室子弟有了感情，當表明身份、談婚論嫁的時候，也很難成功。雖然自李明勳時代起，帝國就一直循序漸進的推動男女平等，但問題在於，皇室的地位是特殊的，皇室女眷能從事的工作也是有限制的，一般都是公益性的。這對一個有事業心的女子絕對是懲罰。
巴格爾想起自己的妻子司徒蘭，當年就是一起參與志願者組織的同學。兩個人磕磕絆絆多年，終於走到了一起，卻沒有得到司徒家的公開承認。不免以過來人的身份提醒李昭瑢：“王爺，感情這種東西是最不可預料，也是最難以控制的。愛情火花的點燃，先被燒光的是理性，其次是智慧，最後是原則。”
“但願我也能找到一個讓我瘋狂讓我不顧一切的女子。這樣我也就解脫了。”李昭瑢說道。
“是嗎，這是爲什麼？”巴格爾問。
李昭瑢：“皇室秘密，不可明說。”
當初巴格爾被關押在詔獄的時候，李君威曾經帶着幾個皇室子弟去看過他，還詢問了很多問題。巴格爾當時和納亞等朋友討論，認爲這是皇帝、裕王對皇室子弟的一種考察。事實上那確實是一次考察，只不過並不特別重要。因爲所有去的孩子年紀都太小了，心性未定的他們在考察之中表現出來的東西，並不具有決定性意義。
而皇室對於皇室子弟最大的考察其實是公開的，這一點李君威對唯一一個接近成年的侄子李昭瑢說過，這個考察就是婚姻。李明勳倡導了皇室婚戀自由，實際也是一種考察。
皇室第二代之中，在婚姻上表現的各有千秋。長子李君度與沈有容的結合並不是因爲愛情，雙方之間有好感，但更多的是一種政治聯姻。
沈家在明朝就是名門望族，到了新朝是南洋大富豪，而當時沈有容面臨着長輩決定婚姻的情況，在所有選擇之中，李君度是最好的選擇。而李君度當時有意皇位繼承，想要藉此得到帝國新興資產階級的認可。之後李君度獨立門戶，婚姻就更簡單了，無論和李昭瑢的母親迪麗古麗的結合，還是現在的後宮，全都是政治聯姻。
而幼子李君威對於婚姻的態度很隨意，裕王妃與裕王的結合確實是因爲愛情，但李君威也不是一個專情之人。他的身邊從不缺少女人，以至於李君度曾經評價，自己的弟弟像收集郵票一樣收集女人。李君威有過很多女人，但娶回家的只有八個，這八個全都是太后、太妃和皇帝在李君威不在國內期間送至他身邊照顧的女官，出身都不高。
這些女人有兩個共同點，第一就是漂亮，第二就是虛榮、貪婪。她們都因爲貪幕李君威的財富而被選中，李君威可以輕易得到她們，在拋棄她們的時候也沒有心理負擔。
在李君威的晚年，他這樣評價自己的婚姻：我控制不了自己的慾望，但我能控制我的感情。
但是李君威又是理性的人，所以縱然他是兄弟之中擁有女人最多的一個，但從未在這方面出過問題，也從未因爲女人壞事。
而兄弟三人之中，皇帝的婚姻最爲曲折，皇后是大明遺孤、忠嗣團成員，這種出身的女子與皇室子弟結合原本是最不被允許的，雖然在這方面，李君華瘋狂了一把，但是在後來的處理上，他表現出了足夠的理性和智慧，讓他在皇位競爭中，婚姻成爲了加分項而非減分項。
這就是帝國皇室對於婚姻的看法，兩代皇帝都認爲，皇帝的婚姻最好有愛情，連愛情都沒有人，人性是不充分的，是不適合當一個皇帝的。但愛情亦不能成爲全部，也不能爲愛情而瘋狂，太重感情的人也做不了大事。這也就是李昭瑢爲什麼說，找到一個讓他不顧一切的女子就能解脫。
只要李昭瑢表現出對感情的瘋狂，他就自然被踢出政治權力的圈子。
巴格爾對李昭瑢還是瞭解的，大部分了解出自於孫爲公口中，這個少年郎很聰明，或許是在皇室之中的特殊地位，他做事非常謹慎，從不過多的表現自己，但是也沒有因此走到混吃等死的地步，這也是巴格爾經歷不歸奴這件事後，對帝國皇室巨大改觀之一。
李昭瑢的問題就在於，因爲祖輩、父兄們的高光表現，他有着強烈的榮譽感，因此想要做些什麼來證明，但是又因爲本人的特殊地位而不敢涉及政治太多，這一次前來南疆協助外藩改制，還是裕王李君威親自向皇帝提及的。而李昭瑢在這次行動中，也沒有過多的自我行動，或許是因爲年齡太小，他還是缺乏一些自信的。
“我聽說您在西疆期間，考察了本地的農業活動？”巴格爾問道。
李昭瑢點點頭，說道：“我身上有一半葉爾羌人的血脈，我很想爲我的母族做一些事情。而這個願望我告訴了裕王叔，王叔給了我這麼一個課題。只不過，現實的情況讓我有些措手不及。”
“什麼情況？”巴格爾問道。
李昭瑢感慨說道：“葉爾羌故地，實在是太貧窮了，比我到過的任何地方都貧窮。經過陝西時，我去黃帝陵祭祖，陝北高原的情況都比之這裡好得多，後來我去了寧夏，寧夏地區也好很多。河西走廊也是如此。”
巴格爾知道李昭瑢爲什麼舉這幾個地方，河西走廊的環境與南疆差不多，而寧夏的民族、宗教與南疆類似。
而一路西來，巴格爾也發現，天山南路的葉爾羌故地，是帝國最窮困的地方。出了吐魯番和哈密，這裡幾乎沒有礦業和工業，只有農業和牧業，而且種植的經濟作物也很少，牧業也是較爲原始的狀態。而經濟狀況惡劣的最重要的原因是，葉爾羌故地受帝國政治約束太大了，輪臺地區還說，在天山南路，葉爾羌人聚集的地方，宗教局是比綏靖公署、參贊大臣衙門更爲重要的職能部門。
巴格爾說道：“其實沒有什麼好比的，寧夏與河西走廊雖然有不少信仰天方教的帝國百姓，但與葉爾羌故地完全不同，幾百年的歷史中早已地方化，雖然帝國建立前後，從西亞引入的門宦有所發展，但是帝國建立之初就立刻被遏制住了。世俗化做的非常好，與國族融合的也相對融洽。
但是葉爾羌故地則有所不同，這裡盛行了數百年的天方教是受西亞影響的。帝國的宗教改革也不過十幾年時間，並不能改變所有人的思想。早些年，我也有些不明白帝國的宗教政策，甚至以爲帝國要消滅宗教，但是現在我漸漸理解了，帝國並不是要消滅宗教，也不是像很多人說的那樣，藉助宗教剝削百姓，實際是想把宗教世俗化、規範化。”
“可管理的太嚴格了，甚至連經濟都無法發展，百姓生活都不能改善。”李昭瑢說道，以至於握住了拳頭。
巴格爾呵呵一笑，說道：“如果不管理，經濟一樣不能發展，百姓生活也不能改善。想要發展經濟，其中一點就是思想要開放，我不是他天方教徒，但是我自幼生活在草原上，我還記得，家鄉的那些牧民，總是會省吃儉用，把積攢的一輩子錢送到上師們手中。沒有消費提高，怎麼會有商業的發展？如果按照葉爾羌舊有的宗教思想，那麼女人不能出來工作，現在發展最迅速的紡織業又怎麼出現在這裡呢？連殺羊宰頭牛都要經過宗教人士的同意。這種對人的嚴格控制，也是改善不了老百姓的生活。
宗教的枷鎖要砸碎，這也是需要一個過程的，如果想要在短時間進行，必然會引起大規模的反彈，那個時候就會死人啊。”
（建國初期，那位十四世的家裡，有黃金十六萬兩，白銀九千五百萬兩。還有兩萬多件珠寶玉器。想想都覺得恐怖）
“可巴格爾先生，這種控制是不是對本地百姓的不公和區別對待呢？”李昭瑢問道。
巴格爾聽了這話，明白了李昭瑢爲何會和自己聊這個話題，剛纔那句話，他在爲不歸奴爭取自由的過程中，無數次的說過，李昭瑢或許是希望自己能爲葉爾羌百姓爭取一些，或者是討教如何去做。
“王爺，其實人們對我過於神話了。”巴格爾說道：“天下人以爲，是我爲帝國邊疆區的受壓迫羣體爭取了平等，實際這是錯誤的。這其實是皇帝陛下與裕王殿下的功勞。我只是一個民間人士，並沒有這樣的能量，而皇室這樣做，是因爲這件事本身就是進步的，於國有大利。而從操作的角度上來講，皇上與裕王支持我，也是到了可以做的地步。
內疆區的外藩領民，忍受了三十多年的壓迫，才迎來了今天。而葉爾羌百姓呢，加入帝國纔多久？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或許還未到達這種程度吧。帝國的政策從來都是循序漸進的，王爺，您可不要揠苗助長啊。
我想，這纔是裕王殿下給您的真正課題。”
李昭瑢說：“我不知道，這是不是葉爾羌的百姓所需要的。”
巴格爾聞言，哈哈大笑：“您這些話，讓我想起了讀書的時候，經歷的一個笑話。那個時候在北京歸化大學的圖書館，在午餐期間是可以討論的，時年，裕王爺西征到西津，大家討論的都是國際局勢。我們討論的熱火朝天，而圖書館裡打掃衛生的大媽問我們，那位上帝是不是喜歡熱鬧。我們不明白，問她爲什麼會這麼問。
大媽說，我這幾天聽你們聊天，發現只要有上帝的地方，就會打仗。他很喜歡熱鬧，喜歡戰爭嗎？我們都笑了，但我現在覺的，大媽說的還是挺有道理的。無論是上帝還是臻主的土地，似乎都不太平。或許這兩位喜歡戰爭。而帝國境內，已經不會有戰爭了，所以臻主離葉爾羌百姓越來越遠也說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