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前漢，東漢的諸侯王老實得多，截止到漢靈帝時，諸王犯法被治罪的共有二十三人，大多在明、章、和、安帝時，桓帝時兩個，靈帝時只有一個，即渤海王劉悝，還是因被誣告而獲罪的。其餘獲罪的諸侯王裡也有是被誣告的，加上劉悝，共有四人。
前漢的諸侯王多有誣告朝臣，致使朝臣獲罪身死的，而東漢卻變成了諸侯王被誣告獲罪，強弱之勢互易。較之前漢，東漢之諸侯王已有權威，如籠中之鳥。
東漢諸侯王地位的低下還表現在他們犬馬自娛和對國中吏員敬畏的態度上。
明帝時，北海王劉睦遣國中的中大夫入覲，中大夫欲稱其賢，他嘆道：“子危我哉！大夫其對以孤聲色狗馬是娛是好，乃爲相愛。”爲避免引起朝中猜忌，不敢稱賢。
王國的傅、相、中尉有監諸侯王之責，而當他們觸法犯罪時，諸侯王亦有劾奏之權，但東漢的諸侯王卻至有不敢舉奏者，如清河國傅貪贓枉法，清河王劉慶便不敢舉奏，天子責之，其答曰：“以師傅之尊，選自聖朝，臣愚唯知言從事聽，不甚有所糾察。”[
傅、相之權完全凌駕於諸侯王之上。
東漢諸侯王犯法的少也與社會風氣有關。前漢風氣激進輕狂，閭巷少年，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騖，民風剽悍好鬥，然至前漢晚期，隨着儒學觀念的深入人心，社會之風尚亦趨向於深沉謹厚。因此之故，東漢之諸侯王多謙良恭孝，不少人經學文雅，在國謹節，如東平憲王劉蒼，唐時李世民問魏徵諸皇子誰賢，魏徵答是吳王，說他可與漢的河間、東平兩王相比。河間獻王劉德是前漢的諸侯王，景帝第三子，有雅材，崇儒術，乃至形成了一個河間學派。
總的來說，東漢諸侯王的地位遠不及前漢早中期的諸王。袁宏說：“諸侯禁綱，日月增密，末世衰微，遂以卑弱。宗室懼於罪敗，同姓挫於庶民，一夫攘臂，故以能亂天下矣。”
兩漢之世，諸侯王從驕縱到守臣節，這與中央的政策密切有關。
前漢初，劉邦“懲戒亡秦孤立之敗”，爲穩固政權，大封宗室爲王，欲以之爲藩輔，拱護京都，宗室由是蓬勃發展。文帝后，宗室勢大，與中央抗衡，於是朝廷又開始大力限制宗室，經七國之亂，又經武帝整治，宗室遂轉衰微，到西漢末年，已是“宗室衰弱，外強藩”，“中外殫危，本末俱弱”，使得王莽“所忌憚”，於是篡漢。
東漢初年，光武皇帝鑑於王莽篡漢的教訓，曾一度放鬆對宗室的限制，但東漢初與西漢初不同，客觀形勢不需要光武皇帝像高祖那樣靠利用宗室來鞏固政權，所以不久後，光武便在西漢基礎上繼續致力於限制宗室的各項政策，“諸侯禁綱，日月增密，末世衰微，遂以卑弱，宗室懼於罪敗，同姓挫於庶民”。對宗室的管制越來越嚴格，宗室憂懼獲罪，所以謹小慎微，在朝廷的支持下，國中的吏員嚴苛地監督宗室，從某些方面來說上宗室還不如庶民。
不過，中央對宗室倒也不是一味的限制，宗室衰微了，中央不必再擔憂地方反亂，可是沒有了宗室爲羽翼，自就會有別的人起來擅權亂政，乃至舉旗造反，“一夫攘臂，故以能亂天下矣”。故此，爲了漢室江山，當朝政不穩的時候，中央也會利用宗室。
東漢中後期，外戚、宦官勢大，交替執政，大權旁落，遂從桓帝起又開始重用宗室，劉淑因得以躋身天下名士的領袖“三君”之列，與竇武、陳蕃齊名。漢末靈帝時，天下大亂，宗室越發得到重用，劉虞、劉焉、劉岱、劉表、劉璋、劉繇、劉備等遂或被拜爲公卿，或登州牧、刺史之位。建武元年至延熹三年，百三十多年中宗室任公卿者只十餘，而從延熹四年起，每當公卿缺員，皇帝常欲用宗室，從延熹四年到中平元年，二十三年間，宗室爲公卿者至少十一例，又從中平元年到初平元年，六年間，宗室爲公卿者達十七例。
宗室對自身的政治地位太過低下本就不滿，在朝廷改變舊例、重用宗室後，他們也積極地給以配合，參與到政治中去，靈帝建寧元年，竇武謀誅宦官，宗室參與者有六人，漢末的諸劉就更不必說了，或參與討董，攻擊不臣，或以復興漢室爲己任。
終兩漢之世，中央對宗室的態度可概括爲：限制與利用，從利用到限制再到利用，政局穩定時就限制，不穩定時就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