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農則田墾，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國富者兵強，兵強者戰勝，戰勝者地廣。”————————【管子·治國】
此時張昶已被董承的聲勢給嚇了一跳，不過他也算是有幾分急智的，當即移席站起，小步趨到中庭，對皇帝拜伏道：“臣只想着爲朝廷排解憂難，早些定下鑄幣大政、平衡財貨，絕無攬權之意！還請陛下睿鑑！”
“重鑄五銖，修復錢法，無論是於國、於商、還是於民，皆爲一大便宜之政；也是眼下當務之急、刻不容緩的事情。如今收各郡自行鑄幣之權，歸於中央，不僅是爲了事權一統，更是爲了統一規制，徹底杜絕錢幣良莠不齊、幣制混亂的現象。”皇帝未有表態，先是誇了董承與張昶二人：“這一點，二位說的都很對，與我不謀而合。”
張昶膽顫的神色這才緩和少許，董承面色一喜，還未說話，只見皇帝把臉轉向坐於次席上的侍中楊琦，開口說道：“楊公可有高見進陳？”
楊琦似乎早有預備，不慌不忙的說道：“臣以爲，當今之憂，不在於錢貨，而在於民飢。積年以來，稻苗毀於蝗螟，機杼勞於催徵，民所患者非是錢幣之輕重，而是飢無所食、渴無所飲、居無所處。”
“是啊。”皇帝明白楊琦話裡的意思，雖然對方此時此地說這種話有些不合時宜，但正符合對方仗義執言的秉性，而且也的確是苦口良言。皇帝聽了不能不有所表示，他目光憂鬱起來，嘆了一口氣：“民以食爲天，黎庶可以一輩子沒錢，但決不可以一天不吃飯，故而農桑纔是至急。”
本來衆人正在討論鑄幣，太尉董承與少府張昶都爲鑄幣權的歸屬而爭執不休，可好端端的楊琦居然說起了農桑，似乎並不把新鑄五銖當做極爲要緊的事情，尤其是對方看上去絲毫沒有因爲黃琬的黜退而有所收斂本性。
皇帝想起自己初來乍到的時候，爲了儘快籠絡近侍、好提前佈置，他特意向侍中馬宇探聽了楊琦的底細與品性。正是由於他得知了楊琦敢當着孝靈皇帝的面，拿虞舜與唐堯作比，來嘲諷他與孝桓皇帝兩人都是半斤八兩的事蹟後。皇帝由此認定楊琦是個不可多得的強項忠直的人物，所以當時才下定決心，對楊琦大膽的表露心跡。
最後也不出皇帝所料，楊琦論忠論能，都是一時之選，爲皇帝聯繫各方、共同抗衡乃至於扳倒王允立下了汗馬功勞。
只是人以利合、以利分，當初的盟友們紛紛隨着王允這個強敵的離去而各自爲營、分佔權力，這是無可奈何的一件事。皇帝層出不窮的改革措施，由一開始的清丈上林、到募民屯田、甚至到鹽鐵專營，逐漸觸及到各方的深層利益。無論是馬日磾、黃琬、還是楊氏；無論是爲了門戶私計、還是出於穩健保守的政治立場，衆人無可避免的互相疏遠、對立，再也不復當初的親近。
這就是爲什麼馬日磾與楊氏等人一開始如膠似漆的團聚在皇帝身邊，到後來卻分道揚鑣、互相算計的緣故了。他們對皇帝本人不是不忠、對同僚的德行不是不敬，僅僅只是秉持的理念、堅守的利益不一樣罷了。
“農桑乃朝廷之要、農殖爲生民之本，理應專重，而眼下卻多言鑄幣之便。臣以爲，即使現行小錢敗壞錢法、擾亂市價，朝廷宜議良策處之，但也不該矯枉過正，有失所重。”楊琦神色肅然，擡眼環顧四周，宣室殿裡坐着的盡是錄尚書的三公、專管其事的九卿，包括他還有兩個平尚書事、算半個宰輔的侍中。
這麼大陣仗在以往都是用來討論決定事關國運的政務，可現在爲的卻是議論鑄幣這種次要的事情，這傳出去勢必會將鑄幣這一項政務擡升到一個不該有的高度，甚至有可能蓋過朝廷對農桑的重視程度。要知道在去年，皇帝議立屯田、重興農桑的時候，也不過是召集了這些人而已。
所以在楊琦心中，皇帝完全可以單獨喚相關臣工、或是詔命羣臣議論，犯不着鄭重其事的把宰輔們都叫過來，就好比後世爲了討論是否讓錢幣貶值而專門召開常務會議一樣，實在有些小題大做。
楊琦剛纔刻意做出這麼個掃視衆人的動作，用意也是十分的明確直白：“孔子曾言：‘割雞焉用牛刀’，臣請陛下思之。”
跟外表正直、內裡圓滑的執金吾司馬防相比，楊琦才真正算得上的是耿直強項，即便如今楊氏因爲黃琬的黜退而遭受波及，楊琦依然是站在自己的立場爲朝廷打算，該說什麼就說什麼，絕不會爲了明哲保身而委曲求全。
這就是楊氏子孫，這就是強項之輩。
馬日磾雖與楊琦立場不同，但心裡還是極爲歎服對方的人品，此時撫須看向楊琦，輕輕頷首。至於董承則是不以爲然，爲對方耿直的表現而感到輕蔑，他心裡想着，都這個時候了，保持沉默或是曲意逢迎不好麼？非得耍強項的性子博取聲名？
不過想歸想，董承到底是沒有插話，他看得清楚，在皇帝發表看法之前，自己最好在一旁察言觀色。
“入春以來，朝廷連發數道詔書，督各地郡縣務必以生民爲重、農桑爲要。此外，更有整修水利、推廣新農具、開荒屯田等策正逐一推行，這正是專重農事的表現。”皇帝自然不會承認自己小題大做，他一臉認真的看着楊琦，說道：“如今百姓大抵安定，朝廷於去歲減免了稅賦，今年百姓手中當有餘財，正是爲自家購絲做衣、添置農具之時，若是此時錢幣不行、交易不暢，豈不是累及百姓？”
楊琦一愣，從沒想到皇帝會從這個角度來辯駁他，他竟有些不知該答什麼了。本想下意識的說百姓物物交易沿襲成風，可以直接讓百姓照往常一樣以物易物，可這樣一說卻又顯得今天談論的事情十分多餘。
正在他組織語言的當口，皇帝接着說道：“我這半年在石渠閣瀏覽史書，發現但凡百姓叛亂，無不是貧苦無財的流民所致，鮮有家境殷實而造反的。管仲曾言：‘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何也？百姓有了家資，就會爲了保全家資而遵紀守法、安居樂業。而若是百姓貧困無財，便會鋌而走險、生起犯禁之心，如此則難治。”
楊琦轉過彎來了，遲疑着說道：“陛下的意思是，如今朝廷有諸多重農之策，百姓不愁生計。所以新鑄五銖，是爲了錢幣暢行，使交流貨物，充裕黎庶家資？”
“正是如此。”開元盛世的時候天下‘公私倉廩俱豐實’、‘九州道路無豺虎’、‘百餘年間未災變’，正是國強民富，從而大治無亂的緣故，皇帝鑑古知今，對管仲的理論深信不疑：“治國必先富民，然後治之。”
楊琦跟那些爲了反對而反對、只知道索取聲名的人不一樣，他只不過是提出自己的意見與看法而已。如今皇帝說得算是在理，雖然沒有直接回答召集這麼多人來究竟是不是大費周章，但已經委婉的表示皇帝對鑄幣的看重，是值得讓他召集這麼多重臣商議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