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經述發表全國講話，宣佈他將致力於建設一個國富民強的大中國，建立一個公平和公正的社會，建立一個廉政高效的政府。他在全國講話中說：“我們現在是一個強國了，但民還不富。早在公元1793年夏天，英國的第一個訪華使團乘坐“獅子號”抵達中國。英國人迫切地期待着看到馬可波羅遊記中所寫的黃金和綾羅綢緞遍地的國度，然而，他們最終驚詫地發現，這裡不但遍地都是驚人的貧困，甚至很多老百姓沒有衣服穿。與百姓貧困相伴相隨的是朝廷的奢華和官員的富足：當時負責接待英國代表團的是後來被抄家的大貪官和珅——從他家查抄出來的財產總計摺合白銀近10億兩；彼時，中國人口占全球三分之一，經濟總量居世界第一位。敏感的英國人終於發現了當時中國財富結構的秘密，原來所謂康乾盛世，只不過是一個國富民窮的盛世，一個兩極分化的盛世，一個遍地貧困的盛世！當時中國的政府和官員的富足，以及普通百姓的貧困，實際上預示着當時的中國經濟已經在走下坡路了。歷史告訴我們，‘國強民富’不但是一個國家應該追求的基本目標，而且國強和民富也是互爲條件的——只有民富，國家才能持續發展，國家才能強大；反之，如果一個政權對內表現得很強硬，敢於壓榨人民；對外卻很弱小，不能保衛人民的財富免受公開或隱蔽的洗劫，更不能支持人民去全世界拓展財富，這個國家的衰落也是必然的。歷史是一面雙面鏡，一面可以照到遙遠的過去，另一面也能隱隱約約照出未來。“
因爲李經述的巨大威望，社會輿論也逐漸平靜了，各界知識分子也積極上書，建言獻策。當時因爲中國經濟的發展，還有醫療條件的改善，人口出生率大大增加，死亡率大大降低，加上中國人有多子多孫是福的傳統觀念，二十年時間，人口從四萬萬人猛增了一億多人。這成了當時社會上普遍關注的問題，有學者提出，要限制中國的人口發展。
那日，教育總長嚴復去總統府，講一些學者的建議稿交給了李經述，他們的理論依據就是馬爾薩斯的《人口論》。
1766年，一個有兔脣的男孩出生在英格蘭的薩里州，他就是馬爾薩斯，他的父親是盧梭的好朋友。馬爾薩斯後來考取了劍橋大學，成爲那裡的院士，並於1798年出版了之後影響巨大的名作《人口論》大妖孫悟空。在這本書中，馬爾薩斯憂心忡忡地認爲，當投入到土地的勞動量增加到一定程度時，收穫的農產品生產效率將遞減，並不能滿足日益增長的人口需求。他認爲，一來食物爲人類生存所必需；二來兩性間的****是必然的，結果人口必然以幾何比率增長，而生活資料則以算術比例增長，人口增加的速度遠遠快於生活資料增加的速度。因此，馬爾薩斯建議應該運用理智來加以抑制人口數量，讓人們不要生育過多兒女。嚴復對李經述說：“很多人擔心中國的人口再繼續增加，以後中國的人口會超過十億，到時候糧食就不夠吃了。”
李經述當時正在和司法總長梁啓超討論“新聞法”的修改問題。聽了嚴復的話，李經述回答說：“他們的擔心是多餘的吧，技術的進步，會使得糧食產量增加。再說，我們的農業會實現工業化，中華帝國現在的領土這麼多，不要說十億，養二十億人綽綽有餘。再說糧食這東西，以後會不值錢，土豆、玉米我們都可以大量進口。而且近代歷史上，無論當年的日不落帝國，還是後來的美利堅，它們的百年繁榮，無不得益於人口紅利。探尋中華帝國繁榮的大國之路，我們的人口實多多益善。”
梁啓超這時也說：“嚴總長，自古我們中國人就鼓勵生育啊。春秋戰國時期中國總人口僅1000餘萬，到秦始皇統一六國時，全國人口翻了一番，達2000萬人左右。當時東周王室衰微，諸侯國爭霸，戰爭連連，死亡巨大，可人口不減反增，就是當時各諸侯國實行鼓勵多生政策的結果。比如越國，吳越之戰越國失利，越王勾踐臥薪嚐膽，實施強國戰略，其中一條重要的舉措就是鼓勵生育，增加本國兵力和勞動力。勾踐當時實行的獎勵政策非常優厚，據《國語·越語》載：‘生丈夫（男孩），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豚。’即如果生的是男孩子，獎品是兩壺好酒、一條狗；如果生的是女孩，獎品是兩壺好酒、一頭小豬。越國女人生產時只要通知政府，大夫很快便會趕到產婦家裡助產接生。如果是雙胞胎，政府安排免費保姆；如果是三胞胎，政府安排免費奶媽。在鼓勵生育的同時，越國推行強制早婚政策。規定‘令壯者無娶老婦，令老者無娶壯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三十不娶，其父母有罪。’”
嚴復憂心地說：“此一時彼一時啊，而且一旦發生戰爭，糧食進口就會成爲問題。人口既是負擔也是財富，在漫長的人類歷史長河中，人口和資源、技術的關係不斷變化。一旦人口和資源之間的關係已經因爲技術或其他因素的變化而發生逆轉的時候，人口政策就必須做出相應的調整。”
李經述哈哈大笑，說：“嚴總長，你不必憂心。事實上，現在世界上鼓勵生育的國家非常之多，其中最令人驚訝的是日本，這樣一個面積比我國雲南省還要小的島國已經養了將近五千萬人，而且竟然還在鼓勵生育。難道是他們瘋了？我這裡有容閎議長送來的一份報告，你也看看。”
嚴復接過報告一看，是一篇鼓勵人口發展的文章，文章中說：“對各國公元1500年前後的人口、經濟總量、人均經濟總量變化的研究分析表明：公元1500年以前，全世界人口增長、經濟總量增長、人均經濟總量增長都是正相關的，而公元1500年以後，人口增長與經濟總量增長仍然保持正相關，但是人均經濟總量增長出現了停滯，甚至下降。大約公元1500年以後，中國正處於明朝中後期，蒙古遊牧民族不斷被中東和俄羅斯等地的本地民族驅逐出境，而歐洲已經到了中世紀後期的文藝復興時代和地理大發現的前夜。這一時期，歐洲和亞洲第一次面臨着普遍的耕地資源不足的困境：在歐亞大陸的絕大部分地區，除了山地、荒原、凍土之外，能夠開墾的耕地資源基本上已經開墾完畢，各地都出現了人口增長和人均耕地不斷減少的矛盾。因此各國出現了一個共同的現象：人口增長速度都超過經濟總量增長速度，結果在1500年以後的大約300年的時間裡，上述國家的人均經濟總量很長一段時期是下降的，亞洲地區人均經濟總量在三百多年間停滯不前。
這個階段的人均經濟總量下降，實際上意味着，人類在成爲地球上的優勢種羣之後，第一次遇到了真正意義上種羣生存和發展危機——人口增長與可用土地的矛盾。所以在1500年到1700年之間，儘管歐洲和亞洲各地的人口和經濟總量都在增加，但是經濟總量增長速度明顯低於人口增長速度，個別地區甚至出現了人均經濟總量下降的局面。這也是人類歷史上唯一一段從統計數據上能夠看出的普遍人均經濟總量停滯時期。除了新大陸之外，其他國家的這種停滯趨勢甚至一直持續到1820年前後古穿今之公子遠道而來。在特定的地理知識和農業技術條件下，農業生態財富的增長似乎已經達到了一個難以突破的極限。毫無疑問，長達三百年的人均經濟總量停滯甚至下降現在看來只是一個簡單的數字變化，而還原到那個時代的生活，則必然是伴隨着貧困加劇、戰爭與衝突增加、宗教文化爭鳴等等——這些都是人類在資源壓力下尋求出路的痛苦掙扎。
在持續了大約300年以後，終於在1820年前後有了新的突破，不但全球人口增長逐步加快，世界經濟更是速度迅猛增長，在不到100年的時間裡，世界經濟就增長4倍。是什麼讓人類擺脫了300年的人口資源陷阱，並帶來1820年突破的呢？歷史告訴我們，是航海、殖民、新大陸開墾、工業革命，使人類的財富源泉拓展到整個地球表層生態土壤環境，又從地球表層資源，拓展到地球深層資源；從利用動植物繁殖規律，拓展到利用物理化學規律任意加工地球資源。正是這長達300年的人口與可耕地的矛盾，正是在人口的財富價值受到普遍懷疑的年代，人類才被迫去尋求新的財富源泉和新的財富創造方式。1820年突破以後，世界經濟總量的增長速度迅速超過了人口的增長速度。
第一次工業革命以來，人類財富的來源跳出了地球表層生態環境，超越了對動植物繁殖規律的利用，開始利用地球深層資源和化學物理的方法任意加工並創造效用。在1700年之前，西歐國家人口一直保持穩步增長，但是經濟總量卻幾乎沒有明顯的增長。一直到1700年，當人口增加到快1個億的時候，經濟總量纔開始明顯增加，而且經濟總量增加的速度仍然明顯低於人口增長速度。顯然，工業硬財富的創造也離不開人口和勞動。尤其是早期製造業，基本上是從勞動密集型的紡織業開始的。每投入一個成熟的紡織勞動力，才意味着一份產出的增加。而在人口增加100多年以後，當工業化人口規模積累到一定程度，經濟總量纔開始真正飛躍式增長。所以說，300年的人口與資源衝突、300年人類在資源貧困線上的掙扎，逼出了新大陸的發現、新技術的突破，然後首先帶來人口的迅速增長，在人口增長50到100年以後，最後才導致了1820年以後的財富大爆炸！
美利堅從一個不毛之地崛起爲當今的世界領袖，首要因素是其人口擴張。富蘭克林在1751年就注意到，當時北美殖民地的生育率是歐洲的兩倍，幾乎每20年就比歐洲多生產一倍的人口。亞當斯注意到這一現象後也斷言：歷史的動力遲早要轉移到大西洋西岸。如今，富蘭克林和亞當斯的預想早已變成了現實：1700年，北美殖民地僅有25萬人口，如今美國人口將近1億。連馬爾薩斯在構築他的人口理論時，也把當時的美洲視爲例外，認爲其豐富的資源可以使人口不受馬爾薩斯定律的限制而增長——因此，早期美國在人口學上被稱爲馬爾薩斯邊疆。”
嚴復看完報告，覺得有道理，慚愧對李經述說：“既然大總統對這個問題早有考慮，我就不再多言。”
李經述點點頭，對嚴復說：“人口多了之後，農業生產技術會進步的，不用杞人憂天。而且隨着教育的快速發展，一個國家的人口，還決定了國家的強盛。自拿破崙後，法國在歐洲霸權爭奪戰爭中幾乎沒有獨立打贏過一場主要戰爭，其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在過去200年裡法國人口增長的速度和數量遠遠落後於其競爭對手——英國和德國。歷史有時候就是那麼詭異。有誰能想到法國從歐洲霸主地位上跌落是從信奉英國人馬爾薩斯《人口論》開始而種下的禍根呢？面對當時英國人口快速增長、糧食短缺、環境污染、城市社會治安問題、就業壓力增加等社會問題，馬爾薩斯多次憂心忡忡大聲疾呼，必須控制人口，否則將會面臨戰爭和饑荒。然而馬爾薩斯的人口論並未在英國獲得市場，相反，卻在法國朝野引起巨大的震動和推崇——爲了避免馬爾薩斯所描述的戰爭和饑荒等可怕後果，法國積極採納馬爾薩斯的觀點控制人口。不同的人口戰略給英法兩國人口數量帶來了顛覆性的變化：公元1500年，法國人口爲1600萬，英國人口爲400萬左右；從1500年到1800年，英國人口增加了41倍，而法國、德國人口分別只增加了17和24倍。顯然，人口優勢的喪失加速了法國的相對衰弱，而英國之所以成爲19世紀歐洲大國的領頭羊，與其人口增長快、年輕型人口活力足的優勢是分不開的。國在現代歐洲戰爭中，多次敗在德國手下，與兩國人口規模變化也有很大關係，因爲19世紀初，法德的人口數量基本相當，而到19世紀末，德國人口總數已超過法國50%。我們中國人多，再大力發展教育和科技，提高人口素質，這是中國建設世界強國的根本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