爲了製造遠征古巴的輿論氛圍，李經述讓《華報》揭露華工在當地的真實慘狀，他強調“犯華人者，雖遠必誅”。
不久，《華報》的資深記者劉少白上報紙上發表了一篇調查文章，介紹在古巴的華人現狀：與其他帝國主義殖民地一樣，古巴1898年還是殖民者的樂土，是被統治者的地獄。哥倫布1492年來到古巴時。古巴島上生活着瓜納哈達貝伊人、西博內人、泰伊諾人和太平洋原始部落土著印第安人，西班牙殖民者用血與火征服、鎮壓原住民的抵抗，原住民大批地死去或避禍深山，那些躲避不及的原住民則成了奴隸，被驅趕到地裡幹繁重的農活，種植甘蔗、可可、菸草和咖啡，在監工的虐待下紛紛斃命。這樣。西班牙人不得不從非洲引進黑人繼續從事種植園的勞作，奴隸制便被帶到了美洲大陸。到1868年，卡洛斯·馬努埃爾·塞斯佩德斯和馬克西莫·戈邁斯發起起義，要求古巴獨立的十年戰爭，最終被西班牙軍隊血腥鎮壓。但黑人通過這次戰爭，廢除了奴隸制度，獲得了做人最基本的權利:即自由!對西班牙殖民者來說，他們搶來的土地需要墾殖和開發，需要大批廉價勞動力，於是他們把目光瞄向了“契約華工”，當時中國那些工錢廉價到可以忽略不計的苦力!當年出洋的華工，大多是失去土地的農民、破產的小業主、失業的工人，終日勞碌卻難得溫飽。不得不選擇另謀生路，另外一些人是被無良的商人綁架的，當時這些賣苦力的華工在古巴的市價約爲350至500比索，一比索銀元大約七分二錢紋銀，利潤非常可觀。這些苦力像牲口一樣被裝到麻袋裡。這種有組織的綁架，是殖民政府撥出專款組織的“移民公司”。他們通過代理人、苦力販子以及苦力船的船長，到中國的沿海城市進行擄掠。從1847至1874年，被運往古巴的華工達十四萬餘人。苦力貿易同奴隸貿易是一樣的。那些不幸被綁架成爲“豬仔”的華人命運悲慘，他們要在被稱爲“浮動地獄”的苦力船上經過5個月的航行。運送苦力的船，大都是由廢置無用的破舊船隻改建的，在狹窄的空間內，華工日則並肩疊膝而坐，晚則交股架足而眠。爲防止工人暴動或跳海自殺，他們在艙口加裝鐵柵欄，在甲板裝設大炮，並派人日夜巡視。船長還經常無故拉出華工鞭打，意在儆戒華工鬧事。由於船艙密閉、空氣不能流通，淡水和食物嚴重不足，衛生條件極其惡劣，導致疫病流行，加上船主的肆意虐待，華工在航程中的死亡率是非常高的：據譚乾初《古巴雜記》引用的英國駐哈瓦那總領事館檔案材料，1847至1874年間被運往古巴的契約華工總數達143040人，實際到達古巴的只有126008人。而最終能夠活着到達古巴的華工，平均勞動壽命也只有5年，死亡率達到75%。在哈瓦那與古巴其他各省的甘蔗種植園、豬仔館、製糖廠以及囚禁華工的“官工所”，在古巴的中國勞工過着“日未出而起，過夜半而眠，所食粗粟大蕉，所穿短褐不完”稍有違命，輕則拳打足踢，重則收禁施刑，或私逃隱匿，則置之死地”的地獄般的生活。到1880年，古巴的12萬多名華工只剩下4萬多人。1895年4月，流亡美國的古巴革命領導人何塞·馬蒂率領起義軍在古巴東部登陸，同年9月成立革命政府。1898年初，西班牙首相派遣韋勒爲古巴總督殘酷鎮壓，韋勒首創下一個世紀人盡皆知的恐怖“集中營”制度：把數十萬古巴人趕出家門，其中有不少是華僑，集中到指定的營地加以囚禁，在集中營裡食宿惡劣，醫療闕如，傳染病蔓延，很快就有成千上萬的人死去。
這篇調查報道發表後，在國內外引起了強烈反響。中國民衆對在古巴集中營裡的同胞命運表示深切關注，一些學生上街遊行，他們高喊着“犯華人者，雖遠必誅”的口號，要求政府出兵古巴解救同胞。
李經述對那些華工悲慘的命運痛心疾首，這段不能忘卻的美洲華工辛酸的血淚史，卻因爲一些不正常的原因，被中國人有意忽略了，鮮爲人知！李經述知道，1898年，如果中國不及早下手，美國和西班牙也將爆發戰爭，到時候就晚了！於是在1898年初，他就派了海軍總長劉步蟾親自帶隊，北洋艦隊副司令馬吉芬等海軍將領帶着“定遠”號、“洞庭”號、“濟遠”號、“致遠”號等十五艘鐵甲巡洋艦直撲古巴島。
而此時的美國，海軍因爲“紐約”號等主力艦參加了對日戰爭，延遲了對西班牙作戰的行動，國會正在討論要不要授予總統對西班牙使用武力，李經述發動戰爭卻可以不經過國會，說打就打，他搶在美國人前頭下手了。
那天，李經述召集了劉銘傳、段祺瑞、徐世昌、王士珍、馮國璋、曹錕等在座的陸軍將領開會，說：“根據現有的情報，西班牙王國已經是強弩之末，政局一片混亂，在古巴雖然號稱有20萬陸軍，實際上不到2萬人能打仗，其餘多是老弱病殘。海軍也僅有一些舊式木殼軍艦。我估計北洋艦隊徹底消滅西班牙的海軍沒有問題。現在我主要擔心的是陸軍，能否消滅西班牙軍隊，畢竟西班牙的陸軍戰鬥實力在歐洲不算弱！”
段祺瑞說：“按照總統的要求，舊式軍隊已經有一半轉業安置到警察系統，現在中國的新式陸軍一共十二鎮，總兵力二十五萬人，除去駐守新疆、內蒙、東北等地的新軍，能夠外派的新軍大約有十五萬新軍。”
李經述滿意點點頭，道：“我之前已經派人暗中聯繫古巴的革命者，現在只要往西班牙再派五萬陸軍，就可以佔領古巴。”
李經述決定要派一個能給駐古巴的西班牙陸軍迅猛打擊的猛將，而且這將領要適應在海島上的作戰，思來想去，李經述決定請劉銘傳重新出山。歷史上的劉銘傳，在清政府甲午戰敗割讓臺灣後，憂思鬱結，臥牀病死。但李經述率領的北洋水師和新軍打敗了日本人，改變了他的命運，此時的劉銘傳才62歲，身體硬朗，臉上的麻子也金光閃閃，頭上的白髮都很少，精神倍棒。
劉銘傳拍着胸脯說：“西班牙陸軍能打仗的只有不到兩萬人，我只要一萬五千人就可以了。兵貴乎精，再多了兵艦也裝不下。”
於是，在1898年初，海軍總長劉步蟾、北洋艦隊副司令馬吉芬、左翼總兵黎元洪等接到李經述總統的密令，率領“蘇州”號、“洞庭號”等十五艘巡洋鐵甲艦，以平均22節的航速直撲古巴島，去保護古巴的四萬苦力華僑，用30天完成了15，000海里的航程。這些經過中國國防工業部改造過的軍艦，不僅速度提升了不少，火炮也增加了一倍。隨海軍出征的，還有虎將劉銘傳率領的一萬五千名新軍。
爲了保險起見，李經述還派劉永福帶了一萬五千黑旗軍前去助戰。劉永福這個人，很有意思，1837年出生於廣東欽州縣古森垌小峰鄉的農民家庭，8歲時父親經營小生意破產，舉家遷徙至廣西上思州平福新圩八甲村，幫助堂兄弟種幾畝薄地過活。家庭貧困，使劉永福沒有機會讀書識字，但這並沒有磨滅年少的劉傳福出人頭地的夢想，他十三歲便外出做灘艇傭工，因熟悉江河水情，被推舉爲帶水的灘艇師，十六歲那一年，父母和叔父在貧病之中先後死去，劉永福靠着父親傳授的一身武藝，在江湖上闖蕩。1857年，終日辛勞而不得溫飽的劉永福決定造反，投奔上思隆安地區的天地會旗頭鄭三，開始了他曲折而頗具傳奇色彩的軍事生涯，後來兵敗入越南組織黑旗軍，“爲越南削平敵寇”，“爲中國捍蔽邊疆”。
中法戰爭之後，劉永福率黑旗軍三千將士回國。但因爲他是天地會的土匪出身，當時的清廷對他很不信任，各方面的歧視和刁難，下令裁減，黑旗軍顯示裁撤到1200人，次年又逐漸裁減至300人。李經述向李鴻章舉薦。李鴻章也認爲劉永福“真乃高人一籌，諸統領莫及焉！”，他的黑旗軍得以恢復到八個營，三千二百人，調到越南駐紮。
張之洞對劉永福也甚爲欣賞。認爲劉永福爲“數千年中華吐氣”的“義勇奇男子”。第二共和國成立後，經過副總統張之洞的大力舉薦，李經述任命劉永福爲越南都督。他早在中法戰爭時，就意識到黑旗軍的裝備落後，於是在越南練就了新黑旗軍二萬人，全部換上了洋槍洋炮。
劉永福帶兵很有一套，和黑旗軍同甘共苦，加上他的主將黃守忠、吳鳳典等二十多名大小將領都是廣西上思、寧明一帶的壯族，這支兩萬的黑旗新軍經過三年的訓練，英勇善戰。因爲黑旗軍擅長在越南茂密的森林中作戰，雖然越南並不是非常典型的熱帶雨林，但處於季風區，和古巴的熱帶雨林的自然地理條件很相似。加上劉傳福還熟悉江河水情，所以李經述決定派劉永福的黑旗新軍一起去遠征古巴。
劉永福的副將吳鳳典不想遠征，憂心忡忡對他說：“我們黑旗新軍剛練成，總統就迫不及待派我們不遠萬里征討古巴。這明顯是要削弱我們的力量。我聽說古巴的叢林當中，毒蛇猛獸巨多，我們去必然死傷慘重。總統和清廷一樣，對我們黑旗新軍還是不信任。”
劉永福聽了吳鳳典的話，臉色頓時陰沉得像要下雨，他生氣不是對李經述起了疑心，而是吳鳳典竟然對總統的用兵之意妄加揣度，狠狠一耳光扇了過去。劉永福雖然已經61歲，但因爲長期習武，身體還很硬朗，力氣也很大，吳鳳典的臉捱了重重的一耳光，頓時留了紅紅的指印。
劉永福怒斥吳鳳典：“予心惕惕，終不以官爵爲榮，只知捍衛社稷，不使外洋欺我中國人爲責任。今四萬同胞在古巴生死未卜，海軍總長劉步蟾都親自率艦隊遠征，總統會欺我等？此身雖老，熱血常存。倘爲國用，自宜竭力馳軀，不惜以鐵血鑄山河，強大種族，以期臻於五大洲最強美之國！汝何敢妄自揣度上意，亂我軍心？”
劉永福毅然帶着一萬五千黑旗軍隨着中國艦隊遠征古巴，只留下五千黑旗軍駐守越南。李經述聽說後，下令褒獎。他對前來聽候指示的外交總長伍廷芳說：“我中國有劉銘傳、劉永福、劉步蟾這‘三劉’，都是猛將，打西班牙這個沒落的帝國，不會有問題，外交部的腰桿子可以硬直起來。”
劉步蟾率領軍艦到達古巴後，分成兩支分艦隊，一支艦隊由北洋艦隊副司令馬吉芬、左翼總兵黎元洪帶領，八艘軍艦抵達聖地亞哥港，另外由他帶領，七艘軍艦封鎖古巴的沿海。
李經述並不想中國首先挑起戰爭，於是讓外交總長伍廷芳強硬向西班牙政府交涉，提出了中國政府的條件：一是必須對1847年到1898年在古巴的種植園、礦山受虐待致死的華工給予補償，按國際標準，每人賠償一千兩白銀，中國死亡的苦力華工，有記錄的共計十萬人左右，須賠付白銀一億兩；對於在集中營裡被虐死的華人，每人賠償五千兩白銀，共計二萬人，須賠付白銀一億兩，共計兩億兩白銀；二是必須給那些合同期滿並希望回國的華工提供船費，還須給那些願意留下來的人重新訂約，提供住房，允許其自由活動；三是禁止僱主對華工施行監禁與苛罰；允許建立華人工會，並允許勞工自由加入；四是所有違法案件均由中國領事處理。五是馬上與古巴的“叛亂起義者”停戰，結束萬惡的集中營制度。
當時西班牙處於波旁王朝時期，西班牙國王阿方索十三世才十二歲，他的母親，來自奧地利的瑪麗亞·克里斯蒂娜攝政，她這人極爲自負，跟中國的慈禧太后一樣，對權力極爲嗜好，但又沒有控制大臣的能力，西班牙的朝政極爲混亂。
接到伍廷芳的“最後通牒”後，尤其是第一條的兩億兩白銀賠款，極爲憤怒，當場把中國的外交書撕毀。當時，西班牙還是一個歐洲強國，在當時歐洲人的眼裡，世界分三個世界，第一世界是以英國、法國、德國等歐洲列強，爲文明發達國家，美國、中國、日本等屬於半開化的國家，古巴、印度等殖民地都屬於野蠻的國家。中國竟然敢向西班牙下最後通牒，簡直是對“歐洲文明強國”的侮辱，於是讓古巴總督韋勒積極備戰，並派海軍中將雪爾維拉爲艦隊司令，率領七艘西班牙鐵甲軍艦前往古巴支援韋勒。
李經述深深知道戰爭中的輿論，意味着人心向背，意味着軍心士氣等，會讓讓瞬息萬變的戰場動態更加撲朔迷離，以致深刻影響着一場戰爭的走向。他將輿論宣傳上升爲國家戰略，重金收買英美的報紙，揭露數十萬古巴人趕出家門，被韋勒集中到指定的營地加以囚禁，然後分別隔離盤查。集中營裡食宿惡劣，醫療闕如，傳染病蔓延，成千上萬的人死去的慘象，讓英國通訊社發表一次有償新聞，中方付給2000銀元；通過路透社發佈有償新聞，則每次付給606英鎊，經過英美報紙添油加醋的報道後，韋勒很快被世人斥爲“古巴屠夫”，西班牙的野蠻名聲頓時“頂風臭萬里”，“西班牙的戰敗將意味着數百萬人從愚蒙、專制和獨裁、死亡中得到解放。”中國在不見硝煙的戰場上佔據優勢，出兵古巴也就順理成章了。
李經述這一招，是跟歷史上的日本人學習的。日本在甲午戰爭期間，就跟中國大打輿論戰，秘密聘請美國《紐約論壇報》的記者豪斯作爲國家輿論宣傳的總指揮，收買英美主流通訊社和報紙，把中國和日本“包裝”成野蠻與文明的代表，並有計劃地引導西方媒體形成共識。如經過策劃，《紐約新聞報》就曾發表評論說：“中國的戰敗將意味着數百萬人從愚蒙、專制和獨裁中得到解放。”日本朝野有組織、有計劃地通過新聞媒體，向本國人民灌輸“朝鮮獨立論”“義戰論”“文野之戰論”和對中國的“蔑視論”，以營造國內支持戰爭的輿論氛圍。如日本《郵便報知新聞》在社論中就叫囂：“我帝國必須援助朝鮮，並有堅決維護其國體之決心”“此實爲我帝國之天職，順天之責任”。緊接着《北國新聞》《朝野新聞》《東京曙新聞》《東京橫濱每日新聞》等報刊也隨聲附和，爲軍事侵略“正名”。反觀清政府在戰爭期間由於對國內輿論的不聞不問，放任其“自由”，致使輿論到了混亂的程度。戰前，國內報刊上很多報紙主張希望派特使去努力尋求和平；還有的重複過去那一套痛罵，類似於“中國分分鐘就能幹掉小日本”之類的言論大有市場！在外國人眼裡，當時中國的國內輿論是“無知、自負和可笑的”。
輿論和戰爭兩手準備好了以後，李經述盼着劉銘傳、劉永福和劉步蟾戰場上給中國帶來最後的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