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半時分，在天津的監牢裡，不時傳來淒厲的慘叫聲。段芝貴故意將汪康年和兩個殺人犯關押在一起，還命人審訊時嚴加拷打，皮鞭抽得汪康年皮開肉綻，痛不欲生。
段芝貴一定要讓汪康年供出詆譭曹錕的“幕後的指使”，因爲他認定發佈在京報那篇《特別賄賂之駭聞》是曹錕的政敵指使汪康年寫的。
監獄裡的嚴刑拷打併沒有使汪康年屈服，他低頭看着自己滿身的血污，低聲對前來逼供的段芝貴說：“你走進一點，我就告訴你誰指使我的。”
段芝貴往前走了兩步，打量了一下汪康年。汪康年竟如此身軀瘦小，精神不振，好像用一個指頭推一下就會倒下去似的，一介文弱書生！
汪康年卻趁着段芝貴不注意，“呸”地一口血水吐到段芝貴的臉上：“你這狗官，我代表六萬萬民衆監督你們，還需要誰指使？要說誰指使，乃是本人的良知！”
段芝貴掏出一塊白手帕，抹乾了臉上的唾沫，他大怒，道：“我呸！你還真豬鼻子上插根蔥——裝大象。你代表六萬萬民衆？老子不就是民衆？要你這狗孃養的代表？良知？良知是什麼東西?我今天倒要看看，良知能扛得住警棍嗎？”
說完，段芝貴一揮手，身邊的獄警拿着警棍就往汪康年的頭上砸去，汪康年的頭頓時血流如注，淒厲的慘叫聲傳遍了整個監獄。
汪康年被天津巡警抓走，京城的輿論界譁然。那天夜晚，汪康年的好友、《圖書劇報》社長兼首席記者鄭正秋，一身黑緞面棉襖，都穿圓了，還戴着皮帽子，很怕冷的樣子，伏案聚精會神地趕寫一篇關於譚鑫培蒞京演出的文章，準備在下一期的《圖書劇報》上刊用。這時候，門“吱！”的一聲打開，他的阿婆領着汪康年的妻子夏月進來了。
夏月一進屋，無限傷心地感慨，說：“唉！這次康年碰到了厄運。”
鄭正秋淡淡地說：“人總是有碰到厄運的時候，不會老是一帆風順的。就是孔聖人，不是也在陳、蔡之間遇厄絕糧嗎？老汪碰到什麼厄運？”
於是，夏月把她所知道的關於汪康年被抓的事，一五一十地告訴鄭正秋。鄭正秋聽完很氣憤，於是又立即寫了一篇文章，登在次日的《圖書劇報》上，揭發此事。他毫不留情地指斥段芝貴行爲卑鄙，還說段芝貴買楊翠喜的五萬塊錢是貪污受賄得來的。有背景的《華報》迅速跟進，詳細報道了汪康年入獄的事情，還偷拍到了楊翠喜在曹錕家後院遛狗的照片，楊翠喜之名一時鬨動全國。
曹錕一看事情鬧大了，紙包不住火，只得讓段芝貴出來闢謠。段芝貴便讓商人王益孫將楊翠喜領去，聲稱是他買下的使女，花費不過三千五百元，並非外間所傳多至五萬元。待到查案的人到了，這邊已經佈置妥帖，人證物證俱在。
但是，段芝貴的敷衍並沒有平息掉報紙的輿論。各報繼續炮轟他的說辭漏洞百出：比如說王益孫買一使女花費三千五百元，已大大超過常理，“使女者婢之別名，天津買婢，身價數十金，至百金而止，無更昂者。以三千五百元而買一婢，是比常價增二三十倍矣。王益孫即揮金如土，愚不至此。”
有報紙指出：以楊翠喜的色藝和知名度，她豈會甘心給人做一使喚丫頭?“翠喜色藝傾動一時，白居易《琵琶行》所謂名在教坊第一者，無過是矣。老大嫁作商婦，尚訴窮愁，豈有年少紅顏，甘充使女?”
還有的報紙更是不怕事多，攪混水，從人的正常*的角度分析，說：“坐中有妓，心中無妓，古今惟程顥一人，下此雖十年浮海之胡銓，不免動情於黎倩矣。而曰買爲使女，人可欺，天可欺乎?”
還有的報紙，甚至勸王益孫不要替人出頭，以免遭受無妄之災。
總之，輿論的力量終不可小視，一時舉國譁然。看了報道，李經述也很震怒，他原以爲，買官賣官這樣的事情，在清朝那樣*的政府纔有，沒想到現在也有這樣的權錢色交易。他馬上命袁世凱儘快查辦，還親自批示：“滋事在報業內引起軒然大波，還引起社會上關於廢除妓館的爭論，一定要有個令人信服的處理結果。”
袁世凱看了一下幾張報紙的相關報道，很多都把楊翠喜描寫成一個不知廉恥的蕩婦，罵她是“紅顏禍水”，要求將她“用石頭砸死”。而唐羣英等女權主義者則極力爲楊翠喜辯護，要求追究曹錕“賣官”之罪，還有段芝貴的“性賄賂”之責。
袁世凱便將這件複雜的大案交給了李尚民，有意鍛鍊他。
李尚民赴津查辦此案，行前曾對報界透露，初擬至王府搜查楊翠喜是否在府，並調查王益孫買賣楊翠喜的事情。段芝貴得訊，即將翠喜暗接回津，王益孫與楊父簽訂了一張由王出銀3500元買楊翠喜做小妾的契約。
李尚民抵津後，即帶人趕赴王益孫家中，並在此將楊翠喜查獲，據王益孫稱，楊翠喜爲他一月前在大觀園買得的小妾。後又至天津商會查閱賬簿，並將會長王竹林、助理寧星甫及商會司賬等一同帶進京偵訊。
李尚民親自審訊涉案人。一切均如段芝貴所導演的，只是王益孫改稱楊翠喜是他買得的侍女，案情“真相大白”，李尚民遂據此上報袁世凱。
袁世凱這時也收了曹錕的禮金，想對此事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便讓李尚民結案。
那天晚飯，李經述過問起這件案子，聽兒子李尚民說證據俱全，有點失望，對李尚民說：“你啊，還太年輕，你不覺得證據都太完美了？這也是破綻啊。”
李尚民大吃一驚，李經述說：“曹錕受性賄賂的事情，我來處理吧。”
當天，李經述派人給曹錕發電報，讓他儘快到總統府。第二天，曹錕穿着一身戎裝，到了總統府的會客廳。曹錕見了滿臉怒色的李經述，竟然兩腿一軟，跪在了地上。
李經述把一疊報紙扔在他的頭上，朝他吼道：“你摸摸自己脖子上的腦袋，還在不在？竟然這麼色膽包天，目無法紀！”
曹錕聲淚俱下，馬上承認了自己的錯誤，但並不承認自己犯法，說：“段芝貴這個人，乃是老北洋武備學堂畢業，以前在北洋新軍也表現不錯，能力還是不錯的。”
李經述說：“段芝貴能力行不行，是一回事。你的任命合不合法，又是一回事。”
曹錕連連稱是，問道：“不知道大總統打算如何處理這件事？”
李經述說：“我沒打算要你的腦袋。你做好被放逐到印度尼西亞的準備，那裡需要一個行政長官。”
曹錕很是惶恐，道：“現在的官員，哪個沒有三妻四妾？這處罰也太嚴重了吧？”
李經述說：“問題不在於三妻四妾。而是你賣官。你還沒意識到自己的錯誤？下次就小心你的腦袋！”
曹錕最終認罪，段芝貴很快被免職，汪康年被無罪釋放。李尚民知道真相後，慚愧不已，李經述讓他在廉政局加強鍛鍊。
楊翠喜歌妓案真相大白之後，事情還沒完。沈佩貞等女權主義者歡欣鼓舞，她們想乘勝追擊，更多改變當時的社會。沈佩貞更是異想天開，她和唐羣英等人組織“女子參政聯盟”，要求國會立法禁止全國的妓館營業。
青樓行業在中國歷史悠久，在中國歷史上，春秋時期的齊國管仲設立國營妓院，收取稅金，漢武帝又創立營妓制度，讓妓女作爲慰安婦爲軍人服務，體現出雄才大略的皇帝善解人意，關心士卒性苦悶的仁慈心腸。而到了隋朝，隋煬帝設立教坊，廣納歌舞藝人，縱情聲色。唐朝沿襲了隋朝的教坊制度，唐玄宗更是擴大教坊機構，教坊藝人達到一萬多人。過去有的官員還以妓女送人情，有貴賓過境，就送妓女侍寢。有的官員看中某個妓女，也可借給他狎玩，如著名詩人，也是大官僚，也被後人怒斥爲大淫溼人的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時，就讓元稹把杭州歌妓商玲瓏借去玩了一個多月，他有不少詩歌，充滿自豪地記載他宿娼的行徑。唐朝著名詩人杜牧在揚州當官時，也常常出入揚州妓院，他的上司牛僧儒出於關心，暗地派人跟蹤保護達數年之久。
當時在歐洲和全世界大部分國家都是合法的，所以自然遭到了多數國會議員們的反對，議案沒有獲得支持。沈佩貞竟然收買二十多位青樓女子，到總統府門前請願，請李經述下令宣佈妓館非法，國內很多報紙也報道了此事。青樓的存廢，在當時的社會是一個很大的社會問題，輿論一時譁然。
在當時人的眼光中，不論納妾還是去青樓，一般都不認爲是“品質敗壞”、“道德淪喪”，不會從家族方面或社會方面得到太多的輿論譴責。歷史上，報界還爆出北大某陳姓教授狎妓行爲過分：“與北大諸生同暱一妓，因而吃醋，某君將妓之下體挖傷泄憤”。
古人是以比現在更開放的心態看待青樓女子的。所以，沈佩貞等人這一鬧，等於捅馬蜂窩了，多數男人覺得她們無事生非。
北大教授辜鴻銘第一個跳出來反對，在報紙上發表一篇很有深度的文章，說：“妓女這行當，在中國春秋時就有，管仲設女閭七百，用嫖資抽稅來補充軍費，所以該行業都拜管仲爲祖師爺。才女薛濤小時候有詩句‘枝迎南北鳥，葉送往來風’，被當成了妓院門口的對聯。可見這是件可以張揚的事。元朝妓女，多和賣藝的分不開，兩者職業有交叉重疊。元朝的宮廷教坊設在現在的北京東城一帶，明朝時叫黃華坊。姑娘們請老師學藝方便。後來正德皇帝把整個藝術機構一鍋端搬到宮裡，那就成了名副其實的紅燈區。到清朝，閒雜行業一律轟出城，這才重心轉移到宣武門外八大胡同。也就是說，縱觀中國歷史，從古至今，從來沒有哪個朝代認爲妓女非法，朝廷歷來將妓女置於合法經營的青樓之上，規範管理，提高了妓女的文化水平，也給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添上了濃墨重彩的一筆，二來也給國家增加了很多稅收。可見，妓女之與社會，並非如洪水猛獸，既非偷盜，又非搶劫，充其量只不過爲淫，‘萬惡淫爲首’，罪責要歸也只能歸在淫的男人身上，於妓女何干？而且如果妓女的身份得不到社會的承認，她們的日子就不好過，不得不以一種老鼠的姿態生活，低調而且陰暗，晝伏夜出，抑或打着個合法的幌子，像《濟公》中的九世妓女，門口掛個賣豆腐的門簾，門內做着啊啊啊啊的勾當。”
在辜鴻銘的筆下，妓女都倒成爲一種神聖偉大的職業了，他還考證出：在國外，歷史上盛行一種妓女起源於宗教的說法，在大多數宗教祭祀活動中，有很多靠某種宗教禮儀來獻祭的性活動。例如建立於公元前3000年的巴比倫王國就出現了妓女，在漢摩拉比王當政時，神殿裡除了男祭司、傭僕、工匠外，還有不少很受人尊敬的女祭司，她們通常來自有錢的家庭；另外，還有居於“神”與“祈禱者”之間服務的“聖職妓女”，她們的收入是神殿主要的經濟來源。公元前五世紀希臘的歷史學家希羅多德曾描寫巴比倫神殿裡的妓女說：“每一個當地的婦女在一生中有一次必須去神殿裡，坐在那裡，將她的身體交給一個陌生的男人，直到有一個男人將銀幣投在她的裙上，將她帶出與他同臥，否則她不準回家，女人沒有選擇的權利，她一定要和第一個投給她錢的男人一同去。當她和他共臥，盡到了她對女神的職責後，她就可以回家。”
當時的報界名人章太炎則通過調查研究，寫了一篇力挺青樓存在的文章，說妓館解決很多人的就業問題。上海的十里洋場，方圓二三裡地之內，先後開張了幾百家妓院。妓女的來源，主要是江浙兩省的窮苦人家因天災*無力償還債務等原因，把稍有姿色的女兒賣入妓院，當時妓院的行話叫做“討人”。那些姿色稍差、“檔次”稍低或不願意賣身當妓女的，則到妓院去當女傭人，賺幾個工錢，當時的行話叫作“小大姐兒”，簡稱“大姐兒”。在妓院裡，大姐兒只管整理房間和接待嫖客，也就是供應茶水、果點，一般不接客也不賣身，收入和生活水平比在一般人家當“孃姨”要稍高一些。至於妓院中的龜奴、轎伕等打雜人員，則主要來自蘇北揚州一帶。總人數已經達到了十多萬。而保留青樓有幾個顯而易見的好處:政府規範化管理，妓女將被登記入冊，通過頒發營業執照來管理，直接增加政府稅收，妓女不需將大部分收入交給老鴇或者黑保護傘；她們無需立牌坊，讓社會正確看待這一行業，避免歧視；有利於對社會道德，設立紅燈區之後，男人們要想光臨，勢必會三思後行；妓女們的選擇畢竟是在不損害更多人的情況下，讓自己的生活狀況變好。
李經述和教育總長嚴復、司法總長梁啓超、農工總長張謇等人商議後，覺得這方面的改革不是當務之急，還是暫且尊重傳統，保留青樓，由政府規範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