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白了，在‘賞功罰過’這一點上，遊牧文明和農耕文明最根本的區別在於：遊牧文明把義務——尤其是天然義務看的太重；
同時又將權利——尤其是後天努力所應換來的權利看的太輕。
奴隸天生就該勞苦一生，且終生無望；
牧民天生就該自負盈虧，並供養統治者；
戰士天生就該英勇殺敵，同時又要解決自己的生存。
等等。
反觀農耕文明，則摒棄了許多‘什麼人天生就該如何如何’的義務，同時又充分承認了各個階級、羣體，通過後天努力爭取權益的正確性。
——貴族或許生來就是貴族；
但若是不知收斂，他也可能有不再是貴族的那一天。
——農民或許生來就是農民；
但只要足夠勤奮，並把握住機遇，他也可能發家致富，甚至封侯拜相。
事實上，農耕文明相對於遊牧文明的先進性，其實並非不同文明之間的先進性對比，而是不同文明階段的相對先進性。
說得再精確一點就是：落後的並不是遊牧文明，而是遊牧文明發展到現階段，所抵達的文明進程——奴隸制度。
沒錯；
如今的匈奴人，乃至於後世千百年後的諸多遊牧文明政權，事實上，文明進程都仍處於落後的奴隸制社會。
反觀華夏文明，幾乎是自有史書記載開始，就已經開始了從奴隸制社會向封建社會發展的進程。
到了如今漢室，更是已經徹底進入了封建社會。
誠然，無論是過去千百年，還是如今漢室，以至於未來千百年，華夏文明也依舊留有不同程度的奴隸社會殘餘。
但不可否認的是：無論這些‘殘餘’或多或少，都始終是殘餘，而非主體。
這樣一看，一切就都很好理解了。
——華夏農耕文明，也曾經歷過奴隸制社會。
當時，處於奴隸制社會階段的華夏文明，並不比如今的匈奴人，又或是後世其他遊牧文明先進到哪裡去。
對於底層，當時的華夏統治者們，也同樣是過分強調天然義務，並堅決否定後天爭取權利的正確性。
什麼龍生龍，鳳生鳳，老鼠兒子會打洞之類的說法，也恰恰是從那個時代開始出現。
但在經過一整個奴隸制社會進程後，華夏文明通過總結歸納，發現這樣的社會體制，是有很大的問題的。
奴隸天生就是奴隸，且永遠都是奴隸；
所以他們沒有追求、沒有對未來的憧憬。
故而，在社會生產活動中，他們無慾無求，甚至連最基本的生存欲，都時刻徘徊在有和沒有之間。
一個明明小到不能再小的挫折，就很可能讓他們生出‘算了，不活了吧’這樣的消極想法。
究其原因，便在於這既不能前進一步，也無法後退一步的人生，根本沒有值得他們留戀的地方。
但從奴隸往上一級，情況就好了很多。
——農民。
作爲同樣困苦，卻具備基本人權，並佔據文明重要組成部分、佔據文明成員絕大多數的階級羣體，農民相較於奴隸，無疑更有積極性。
雖然和奴隸一樣，農民生來就是農民，且永遠都無法更進一步，以躋身貴族行列，但他們和最底層的奴隸，卻有着一項至關重要的不同。
——奴隸，已經觸底了。
再怎麼擺爛，也不過是個死字；
根本沒有一個更低的階級、更糟糕的處境，威脅奴隸們‘努力生活，不然情況就要更糟糕’了。
但農民卻不同。
作爲具備人權的個體，農民需要通過辛勤勞作，來換取足夠生存的食物。
同時，作爲社會階級金字塔倒數第二的階級，還有一個墊底的奴隸階級，時刻‘威脅’着農民。
——好好種地！
——不然你就要變成奴隸了！
這種緊迫感，以及‘情況可能變得更糟’的威脅，讓農民不得不更加積極的生活，並投身於社會生產活動當中。
用後世人常用的一句話，來形容當時的農民，就是：努力肯定無法讓處境變得更好，但不努力肯定會讓處境便的更糟！
於是，農民辛勤勞作，勞苦終生，爲保住自己‘農民’的身份，爲確保自己不會淪落到最低一級的奴隸，奉獻出了自己能奉獻出的一切。
發現了這一點之後，統治者們開始思考了。
——既然奴隸沒有積極性，那社會的主體構成，就不能是以奴隸爲主；
若不然，整個社會都是毫無積極性、毫無緊迫感的行屍走肉，那且不提進步與否——單就是文明的傳承、維持，都將會變成一個大問題。
所以，必須把社會主體，從無慾無求的奴隸，改爲有壓力、有動力的農民。
於是，持續上千年的奴隸制社會宣告結束，封建農耕社會正式到來。
這一階段大概出現在宗周初期，且尚處於封建文明初級階段。
一直到宗周闇弱，華夏文明經歷春秋戰國，纔出現了一個從封建文明初期，到封建文明中期的進展契機。
這個契機，源自於秦國的變法。
——在秦變法之前，不單是秦，天下列國所認同的，依舊是‘只講義務，不講權利’的御民之道。
雖然社會主體已經從曾經的奴隸，換成了同樣卑賤、窮困，卻稍有人權的農民，但統治思想核心，依舊是奴隸制社會的那一套。
你就該種地！
你種出來的糧食，我出多少錢，你都得賣給我！
打起仗了，我讓你上戰場你就得上戰場！
仗打完了，你若是死了，那就是你運氣不好；
僥倖活下來了，傷殘也都是你活該，健全也只算你幸運。
無論如何，仗打完了，滾回去種你的地，繼續供養貴族老爺們吧……
從這套思路就不難發現：其實什麼都沒變。
說是封建文明初期，說是社會主體從奴隸換成了農民，但其實什麼都沒變。
社會最底層的階級，雖然有了自己的土地，但依舊要向統治階級，繳納高昂的賦稅；
雖然擁有了一定程度的人權、自主權，卻依舊無法完全具備對自己的生命、身體的支配權。
——幾百年前，貴族們讓奴隸耕地；
現在，貴族們讓農民種地。
——幾百年前，貴族們讓奴隸上戰場；
現在，貴族們讓農民上戰場。
過去的奴隸吃不飽、穿不暖，如今的農民亦然。
過去的奴隸動不動暴死戰場，被貴族時刻掌握着生死，如今的農民亦然。
就好像整個華夏，僅僅只是把‘奴隸制’這個名稱，換成了‘封建制’這個稍微好聽一點，本質卻根本沒有任何不同的說法；
而社會最底層的‘奴隸’，也只是換了個更好聽一點的名字：農民。
直到商鞅入秦變法，華夏文明纔再次開始了思考，並意識到了這一點。
——是啊！
——這所謂的封建制，不過就是扯了塊遮羞布的奴隸制啊！
——換湯不換藥啊！
還有農民，分明就是換了個叫法的奴隸啊！
這……
不會出問題吧？
絕大多數人都認爲，不會出問題。
在他們看來，曾經卑賤的奴隸，如今成爲了能擁有自己的土地、能自主婚娶並繁衍子嗣的農民，這已經是再大不過的‘恩賜’。
得了如此恩賜，農民們根本不敢有更大的貪念，就應該老老實實種地。
吃得飽，就把糧食分一些出來，給貴族老爺們奢靡享受；
吃不飽，那該上貢也照樣得上貢。
至於上貢之後就要餓死了？
好的，我知道了，乖乖在家裡餓死就行，可別死在我門口給我添堵……
也就是在這絕大多數人，都沒有意識到問題，或者說是即便意識到了問題，也根本不遠解決問題的情況下，商鞅的出現，再次驗證了那句名言的含金量。
——真理，往往只掌握在極少數人手中。
通過對過往經驗，尤其是華夏文明從奴隸制社會，到封建社會初期的發展進程當中，華夏文明所出現的問題進行總結，商鞅最終發現：奴隸制社會，問題在奴隸擁有無限的義務，卻沒有絲毫的權利。
而自宗周以來的封建文明初期，之所以會讓人感覺農民，只是換了個名字的奴隸，最根本的原因就在於：農民在封建社會的義務，並沒有比奴隸制社會的奴隸少多少。
與此同時，農民在封建社會所能擁有的權利，也沒有比奴隸制社會下的奴隸多到哪裡去。
土地擁有權？
有屁用！
說不定哪天，我就要被王上連人帶土地，敕封給某個貴族當‘食邑’了！
這和過去，奴隸被主人贈送給另一個貴族，又有什麼區別？
婚配權、繁衍權？
好吧，這個確實有那麼一點點用。
但問題在於：我自己都是個寫做農民，讀作奴隸的苦命人；
我繁衍子嗣生出來的，不還是你們這些貴族老爺的奴隸？
所以，在這個制度體系下，唯一支撐農民努力生活，而不是像奴隸那般，徹底淪爲行屍走肉的，僅僅只是個‘不努力就會淪爲奴隸’的緊迫感。
爲了加強這個緊迫感，統治者們甚至構建了一整套理論體系，來迫使農民極力避免淪爲奴隸。
什麼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啊~
什麼做了奴隸，到了地底下就無顏面對列祖列宗啊~
等等諸多層面的價值灌輸，就是爲了讓農民，積極地投入到生產活動當中。
而在這個過程中，農民就變成了稍微有點尊嚴的奴隸；
至於殘存的奴隸階級，則成了貴族‘殺雞儆猴’，告誡農民的那個雞。
——看看！
——不努力生活，淪爲奴隸，這就是你的下場！
從某種角度上來看，華夏封建社會的奴隸制殘餘，或許也正是因爲這個需求而存在着。
統治者需要通過奴隸的存在，來時刻告誡農民：沉淪，是怎樣一個可怕的下場。
在思考這個問題的過程中，商鞅注意到：人類最基本的人性，使得每一個人，都有着對美好生活的嚮往。
並非無窮盡的慾望，而只是最簡單的：更好一點的生活的嚮往。
比如奴隸，你給他一個成爲農民的機會，他能在戰場上揮舞着鋤頭、木矛，和甲冑齊備的敵軍貴族拼命！
一個農民，但凡給他點吃飽飯、穿暖衣的可能性，他就敢打敵國君主的主意！
而且這並不需要你做出‘所有奴隸都成爲農民’‘所有農民都成爲貴族’的承諾，或將其付諸行動。
僅僅只需要留一個口子，讓奴隸、農民，能有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的機會達成階級提升，就足以調動整個羣體的積極性。
奴隸們不會說：一百個奴隸裡只有幹活最勤奮的那個才能成爲農民，機會太小了，我不幹；
而是會說：只要我夠努力，那一個名額一定是我的！
農民們不會說：俺們一百個老農上去，才能殺死敵人一個貴族，這得死多少人啊？
而是會說：那個貴族人頭一定是我的！
軍功一定是我的，出人頭地的也一定是我！
於是，商鞅在秦變法二十年，曾經的窮秦、弱秦，在只佔據春秋戰國二十分之一的時間裡，便徹底具備了一統天下的潛力！
曾經私鬥成風，卻又聞戰而愁的秦人，成了令整個關東聞風喪膽的虎狼秦軍！
曾經渾渾噩噩，八棍子打不出一個響屁的秦農，都成了銳意進取，時刻準備殺敵立功，階級躍升的激進分子。
到了這個時候，華夏文明才終於意識到：封建社會和奴隸制社會，是有區別的。
農民需要的，不止是‘不努力就要淪爲奴隸’的懲罰，同時也有‘努力就能成爲貴族’的獎勵。
自此，獎罰分明的思想開始成爲主流，並稱爲華夏文明統治機器最核心的一塊零部件。
賞善罰惡，賞功罰過，也成爲了農耕文明封建社會最爲先進的一個思想理念。
而遊牧文明真正落後的地方，一方面來講，是現階段的遊牧文明，依舊處於奴隸制社會時期，是文明進程，而非文明本身的落後。
另一方面，遊牧文明的短暫性、動盪性，以及隨之衍生出的不可延續性，又使得遊牧文明很難通過數百上千年的積累、發展，從而踏入更高級、更先進的封建文明。
——好比曾經的霸主東胡，還沒體會到奴隸制社會的弊端，就被如今的匈奴人所取代；
按照原本的歷史進程，已經強盛了五十多年的匈奴人，將在未來三十年內走向衰落，並隨之丟失遊牧文明統一政權的地位。
後來者如鮮卑、韃靼、蒙古、女真，基本也都是在重複這個循環。
——統一政權建立，強盛，衰敗，覆滅。
在這個過程中，遊牧民族從來都不曾——從來都不曾出現類似華夏農耕文明這般，反思前朝得失、保留前朝成果，推動社會進步的認知。
於是，華夏文明上下五千年，饒是有三百年王朝週期律，讓文明反覆經歷改朝換代的動盪，但整個文明進程，也仍舊在螺旋式上升、推進；
反觀遊牧文明，則是螺旋式螺旋，始終在原地轉圈。
每一個遊牧文明統一政權，幾乎都把前輩們的路完完整整重走了一邊——沒有從前朝的覆滅汲取絲毫教訓，且最終又成了下一個政權不屑於學習、反思的前朝。
直到後世近現代，工業革命徹底解放生產力，遊牧文明也徹底宣告退出歷史舞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