燒掉西夏行宮，不提損失，僅是象徵意義，就能算是一場超級大捷。
但未必能討得了好。
看看史上王韶與章楶下場就知道了。
宋朝教育事業發達，有文化的人太多太多，知識博淵不一定是好事，許多人能有足夠的學問顛倒黑白是非。
比如鄭朗的三次改革，是有許多不好的地方，想要改革，怎能方方面面都能俱到呢？有的官吏執行不力，不能很好地將改革種種政策貫徹下去。有的沒有反應上來，便產生一些不好的事。還有的反應上來，鄭朗終是在中書遙控，也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的批閱正確。
都成了反對者的理由。
其次是一些沒有想明白，用似是而非的理由反對。
更有的就是顛倒黑白。
王韶與種諤的大捷，雖得到朝廷允許，大臣們也沒有全部支持贊成，說是朝廷生事，又說恐西方不寧，又直指種諤本人，說是種諤好大喜功，蠱惑兩府宰執與皇上。
鄭朗不得不將重臣糾集到都堂，都堂後方懸掛一張超級大的地圖，自幽州開始，一直到秦州，上面標註着宋遼夏三國所有城防，以及邊境大一點的山川河流，還有就是這幾年來宋夏兩國邊事的行軍路線與時間。
鄭朗說道：“我向來不喜爭吵，但近來中書接到許多奏摺，對錯不提，許多人用心也是好的，不過且聽我說幾句話。第一個就是大家爭執王韶與種諤主動出兵。火燒天都行宮的對錯。有人認爲會起更大的邊事，但爲什麼西夏先侵犯慶州。後犯綏州？又有人說乃是我朝得到西夏的綏州。然在得到綏州之前，爲什麼入侵劉溝堡，又有人說乃是韓琦築甘谷城、通渭堡。但在築堡之前，爲什麼西夏還是屢屢向我朝用兵？誰能告訴我。”
說話不能斷章取義，進諫也是如此，不能載取某一時間段，而要從前後起因說起。
“我相信大家其實心中皆有一個答案，那就是我朝苟和。使西夏將我朝當成了更軟弱者立威。就算以和爲貴，就算陝西百姓乃是芻狗，不過面對一個弱小的西夏，我朝都軟弱如此，越侵犯越要以錢帛以買安其心。各位莫要忘記了，還有一個更強大的敵人，”鄭朗一指契丹。很簡單的道理。西夏能用出兵的方式勒索，爲什麼契丹不能用這個方式，再勒索宋朝增加歲貢！
一旦契丹與西夏共同出手，天塌了！
這是不可能的，遼聖宗不及蕭燕燕，遼興宗不及遼聖宗。耶律洪基已經息菜了，就算有幾個頭腦靈活的大臣進諫，契丹朝堂如今烏煙瘴氣，頂多用上十萬緡錢，將一些弄臣收買。由他們做代詞人，契丹便不會有任何作爲。
然而沒有金手指。那一個宋臣知道？
對西夏的態度僅是想苟和，對契丹的態度那是畏懼到骨子裡。
一句，給大家帶來了極大的壓力。
慫啊！鄭朗看着諸位大臣的反應，心中悲鳴。又道：“故我當時提議，有幾條用意，不會因此而嚇退梁氏，這是一個瘋狂不可理喻的人，但能安撫民心。”
許多人聽後，心裡也在說話，民間輿論如此，還不是你弄出來的。
“我朝軟弱了，梁氏瘋狂的進攻，我朝不作不爲，最終西夏所有諸族都會對我朝產生輕視的心，便能讓西夏最終上下一心，這會很可怕的。適度地反擊，梁氏不會害怕，可諸族心中就會產生猶豫。西夏最強的兵士出自橫山，橫山自北而南，皆在我軍報復範圍之中。他們心中猶豫不決，縱然梁氏瘋狂，上下不齊心，危害必不會很大。適度的反擊，能使陝西將士士氣稍稍振作，能使契丹看到我朝軍隊戰鬥力的強大。一舉四得，如今懷德軍大捷，前線將士浴血奮戰，非但無功，反而有過，諸位，不怕寒了這些將士的心？一旦這些將士心一起寒了，畏敵不戰，邊防還能安全嗎？狄青去世，一個個嘆息。爲什麼在他生前對他不好一點。父母去世，一個個悼念，爲什麼不能在父母在世時，對他們孝順一點？這樣的低級錯誤，爲何諸位身爲天下重臣，大宋精英，一犯再犯！”
孫昌齡道：“鄭公，非是如此，臣工們多有異議，乃是害怕武將自此以後生事矣。”
鄭朗摸了一下鬍鬚，分卸宰相權利，自己做事更困難，建全臺諫，導致反對自己聲音增加，自己算不算作繭自縛？答道：“這個等下回答。我再說此戰第二個意義。有許多人用國家財政困難來反對西方用兵，似乎是有道理。故自去年起，大肆裁兵，但就是這樣，仍然保留了六十萬禁兵，廂兵三十萬，河北河東陝西與南方各州縣的鄉兵達到近十八萬兵馬，還有七萬蕃兵，一共是一百一十五萬。還不計各類義勇、弓箭手、壯丁、保丁，若計，數量會達到兩百多萬。爲何？養兵費用最高的二是河東，一是陝西，又爲何於陝西留防三十多萬各種正規兵士？答案只有一個，保衛國家，防禦外敵侵犯。未必會用他們來開疆拓土，可少了他們，馬上邊境上就會烽火連天。兵是如此，將也是如此。霍去病能率八百兵士縱橫千里，趙括能不能做到？慶曆戰爭，最大的成就造就了一批能文能武的士大夫，韓琦、范仲淹、龐籍、王堯臣等等，也造就了一大批名將，狄青、張亢、種世衡、王信。然而這些名將多去世了，士大夫僅剩下我與韓琦二人。不過此次綏州與懷德軍兩戰，我看到了蔡挺、王韶、章楶三名文武兼備的士大夫，也看到種諤、種古、燕達、劉甫、竇舜卿、楊燧、劉昌祚、姚兕、姚麟、苗授、王光祖等將領的風采。國家不缺士大夫，缺的乃是那些頂尖的士大夫。國家不缺將領，缺的乃是那種名將。但不經戰事。我們又無法識別何人能爲將，就象當初朝廷任用葛懷敏一樣，皆以爲是名將，若不是我僥倖去了涇原路，可能會貽誤國家大事。當然，看到一些將才，未必讓他們生事，但我們能清楚知道兵事來臨之時。用何人爲武將指揮。”
無可非議的。就象當年狄青在延州，朝中大臣不知不覺，相反的，處處掣肘，然而狄青前面一死，後面許多士大夫對延州局勢倉皇無主。
如今武臣有幾千員，武將更多。從團指揮到指揮使，再到都頭，多不計入官員行列，但數量龐大，多達三四萬人。如何知道這三四萬中層將領有軍事天賦？
誰也不清楚。
即便不打仗，能看到那一個將領有軍事才能。其意義都是非同小可的。
算是一個說法。
鄭朗又說道：“爲國者不可好用兵，亦不可畏用兵，好則疲民，畏則遺患。今朝廷每戒疆吏，非舉國入寇勿得應之。其實是畏用兵也。雖僅保障戍，實則落入下風。故漢高祖得天下。還有安得猛士守四方之嘆。其間輕重，請諸位三思。”
這纔是講道理。
又道：“至於西夏會不會生起更大的兵事，我也不想隱瞞，梁氏以爲我朝乃是更弱小者，故每每用入侵我朝以當成立威工具。此次大敗，必犯涇原，我已經與西府諸相做了協商，非是舉國戰爭，涇原路惹起的事，還是讓涇原路自己解決。請大家放心吧。”
戰爭未必平息，有什麼想法，請過一段時間再說。
這就是鄭朗執掌三司的好處，利用職權之便，給了涇原路充分的支持，隨後又調去了一些將領，僅鄭朗記得的名將就有幾十名之衆，鄭朗利用在西府的時機，一一將他們找出來。
王君萬與其子王贍，此時在秦鳳路。甘谷城表現出色的張守約。韓琦引薦的名將王文鬱。祖輩靈州人氏名將周美的孫子周永清。劉懷忠之子劉紹能。韓絳曾推薦的武將李浩。在南方時就得到鄭朗重用的和斌。小將如今僅是一名小小的都頭，秦州劉仲武。德順軍隴幹曲家的子弟，被秦鳳鈐轄劉溫潤賞識提撥的曲珍。青州拳王，貝州之時就有戰功的老將劉闃。後來聞名天下的鐵血大將郭成。纔是一個小卒子讓鄭朗暗中提撥爲指揮使的開封賈巖。還有另一個開封子張蘊。亳州小將張整。
等等。
這份名單上，讓鄭朗注意的大約有五十幾名將領。其中三分之一，鄭朗不好判斷，只能暗中進行一些注視，看其未來的成長。還有近三十人，這些將領軍事才能都是可以基本斷定的。
每一個人皆不亞於，甚至超過了楊文廣。
王韶擔心梁氏會報復，鄭朗也擔心，於是調撥一萬名兵士進入涇原路，對其提供支援。也只有一萬人，不敢多，多了國家沒有太多錢帛可以浪費。
順便着將王文鬱、劉紹能、李浩、劉仲武、曲珍、郭成、賈巖、張蘊調到懷德軍，沒有刻意提醒王韶，這就要看王韶有沒有眼光將這些人找出來利用。即便王韶未發現，經過實戰，也利於這些將領成長。
接着又讓周永清爲涇原路鈐轄，訓練士卒。
僅是名將級別的將領，涇原路就幾乎達到二十人，大半集中在懷德軍前線。
再者，又源源不斷地提供了大量武器物資。
唯獨的就是沒有干涉懷德軍怎麼去做。
一萬人的軍事調動，規模不算是太大，並且確實在打仗了，增援一萬人，很正常。至於武器物資，早在幾月前就在一直暗中調動了。涇原路在不露山不露水的增加了雄厚實力。
司馬光略有些擔憂，問：“若是梁氏舉國來犯，以涇原路一路兵馬，恐怕難非其敵。”
“君實，這一戰，懷德軍幾名大臣與將領可圈可點，並不亞於在綏州的郭逵，西夏攻打綏州，也幾乎是舉國來犯，可曾得功乎？必須將它控制在一路之內。雖難，也謂必然。月初陛下下詔。復減后妃、公主及臣僚推恩。年關將近，後宮妃子公主們。以及士大夫的恩賞卻逐一裁減，何故也？國用不足，欠負太多。雖是逼不得己的反擊，但必須將規模控制在可接受的範圍內。”
此詔與鄭朗無關。
是趙頊的想法，但許多人也將仇恨記在鄭朗頭上。
後宮妃嬪以及公主們，還有趙念奴拿出一些錢帛做補貼，但那麼多士大夫，趙念奴不吃飯。作坊的錢也不夠分配。
這也是士大夫反對的原因之一。
兩場戰役，花費多少，現在不得而知，最少不會低於一千萬緡錢。有這一千萬緡錢，分攤到士大夫身上，那將會過一個快樂的元旦。
人不爲己，天誅地滅！
在座的未必就服氣了。可還能說什麼？
只有更多的人懷疑，一旦梁氏舉國來犯，懷德軍那幾個臣子與將領是否真的能對付過去。
鄭朗沒有管他們想法，命人將大地圖撤走，又說道：“邊事歸邊事，年關將近。我在裡有一個想法，與大家協商協商。朝廷在各地都有欠負，夔峽四路除成都府路外，其餘三路都很窮困，然多是羈縻之地。本來以前我想去主持開發的。因爲種種，未能去成。這三路雖窮困。欠負不多。至於其他諸路，最緊張的便是陝西路與河東路。陝西路本來開發成熟，因爲困於兵革，停滯不前，程師孟前去主持水利，實際也是休生養民。暫時不用急。然後便是河東路，河東路也困於兵革，本身多是山區地形，乃是我朝貧困地區之一。今年財政會有些積餘。”
趙頊這時也長舒了一口氣。
財政報表未出來，因爲鄭朗就在三司，知道一些情況，即便兩場戰事花費了一些錢帛，今年財政還是很樂觀的。黑暗了近三年時光，今年終於出現一抹光亮。
一路走來，多麼地不容易。
“諸位，我有一個想法，先行將河東路欠負償還。我曾估算一下，大約積餘與河東路欠負相差不是很大。先行讓河東路進一步的恢復。此外，我還有一個想法，諸位，可記得太原與涼州在唐朝時兩大特產？”
這一問，大家真不易想起來。
呂惠卿道：“鄭公，可指氈毯與葡萄酒業？”
鄭朗心中無語，所謂的奸臣，多也是有本事的人，大約多指呂惠卿這樣的人物。
他額首，道：“就是它們。不過唐末烽火連天，兩地兩個特產皆已破壞。涼州還有皮革業，不過技術反而落後了。至於葡萄，早看不到有多少人種植。幷州更是如此，畜牧業多化爲農業，原先葡萄酒業破壞，後來我朝改爲榷酒制度，酒麴乃是朝廷所出，私人不得擁有酒麴，酒麴技術雖進步，多是指糧食酒類，果子酒卻越來越少。葡萄酒更是每況愈下。坊市裡有葡萄酒，好一點的皆是從西域與大食那邊進口過來的，雖味感佳，價格很是昂貴。故我有一個想法，請大家參考參考。”
這個參考參考是假的，一般鄭朗很少說，說出來必落實，頂多做一些謙讓。
但做做樣子，讓大家感到尊重，最少在反對自己時候，留一份情面。
“歷年來的欠負，即便是河東路，數量也十分龐大。如今朝廷將這些欠負一一償還，是幾千萬緡之巨。這麼多錢帛加上少許的利息，歸還到河東路，若引導不當，會帶來許多想像不到的後果。例如兼併再度開始，例如胡作非爲，例如大肆浪費，若此，誠爲可惜也。”
這個很有可能的。
若那樣，非是造福百姓，而是害民。
“故朝廷可以做一些誘導，使這些錢帛向正當的方向流動。也沒有其他的好辦法，我就想到了這個葡萄酒，唐朝時河東，特別是幷州葡萄酒十分有名氣的。我幾月前派人前去西域，出高價聘請一些西域的釀酒大師，或者葡萄種植莊戶，來我朝指導百姓釀酒，種植葡萄。再以幷州爲中心，將八州二十幾縣酒務全部實行實封投狀制。不過考慮到葡萄成長的過程，以及對技術重新的摸索過程，以十年爲限。其一，能使這部分退還的錢帛正確疏導。”
幾乎所有人都苦笑起來。
榷酒收入最多的兩浙與陝西，其次河北路。河東路也不少，雖人口不多。一年收入卻達到八十萬貫左右，幾乎與整個京西路相當。兩浙酒業發達乃是經濟條件好，陝西河北河東酒業發達，乃是駐兵多。若考慮到徹底地開放酒麴，以及葡萄酒的利潤，十年的拍賣，朝廷償還欠負後，能收回來一半。這算不算斂財？
鄭朗看出諸人的心意。道：“我知道你們想什麼，想錯了。葡萄酒從西域過來，不貴也貴，若河東路能使其酒質量與西域的相彷彿，價格又便宜了八成九成以上，也會象唐朝一樣，風靡天下。暫時的投入。未來收益會很可觀。自改革以來，朝堂分爲兩派意見，一派認爲天下乃是精英的天下，不能使他們利益受損。一派認爲天下乃是天下人的天下，豪強貪得無厭，已經違害了百姓與國家。兩種想法。兩種態度，前者認爲我做得太激進，後者認爲我做得不徹底。若不是小心翼翼，我想我此時，兩面難爲人了。”
“天下肯定是天下人的天下。這個天下人包括國家，豪強與平民。於是我拼命的兼顧。那有那麼容易呢？執行過程中必然傷害了一部分人利益。但有一點。平民太苦，最少能讓他們有一個生活的底限。因此傷害的豪強利益最多。不過我也在想方設法做補償，包括這個眼下這個酒務大肆轉讓，正是謙讓的一種。”
還不明白嗎？
能參與到酒務拍賣行列，平民成麼？
“最後就是河東百姓的生活，河東地形不好，百姓生活太苦，一旦葡萄酒業盛行起來，種葡萄的人也會多起來，就會給更多的百姓一條活路。這就是我的想法，請大家想一想，可有通過的可能？”
還有一條未說。
一旦成功，會出現許多民間酒作坊，這些就是工業，也能帶動商業發展。司馬光認爲不可能開源，天下經濟乃是總和不變的，開了這個源，必傷害另一個源，乃是一個零和遊戲。
這個說法不對。
比如酒，這個地區產量高一點，未必能使另外一個地方產量下降，百姓多喝一點，就出在裡面。
“這倒是良策，”曾公亮道。
有前例，福建路論地形比河東更惡劣，但養活了一百多萬戶百姓，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肆種植荔枝等果樹與茶樹，副業發達，彌補了農業先天條件的不足。
茶葉徹底的通法，斷絕了許多人的想法。
又來了一個礬通商法，使得反對的人再度增加。
但有一條無可否認，鄭朗良心用苦。
鄭朗又說道：“人無完人，物無完物，任何人皆有可取的一面，也有不可取的一面。任何地區有忠厚的長者，也有刁滑的小人。太史公乃是史學家，非是政治家。然自太史公修史記，將各地百姓劃分以來，造成種種不必要的誤會。於是對太祖與寇準產生影響，認爲北人忠厚，南人刁滑。太祖英明神武，但在這方面略有些錯誤了。蔡襄出生於福建，難道不是溫潤的君子？范仲淹出生於蘇州，難道不是士大夫的典範？我國包容南方，若是一味以南北劃分，讓南方百姓何以心安，又何以安定？況且東南六路承擔着我朝大半的財政收入來源。還望諸位三思。”
這是有原因的，諸法改革，包括均輸法，計達五大項，多少引起一些騷動，一些官吏又沒有做好，作爲主要負責的官員之一薛向資歷淺，聲望低。言臣劉琦與錢顗看不習慣，進諫道，薛向小人，假以貨泉，任其變易，縱有所入，不免奪商賈之利。
反對聲音多，連大小蘇也捲進來，不知輕重地彈劾了一些官吏。
鄭朗連忙將大小蘇喊到家中，怒斥一頓。別人能反對，難道你們也拆我的臺？兩人老實下。不過劉琦與錢顗一直沒有停下來，王安石惱怒，發生爭執。兩相火拼，劉錢二人是幹不過王安石的，被王安石火拼下去。司馬光認爲不大好，朝堂保留一些反對聲音未必是壞事，至少證明鄭朗能容人。因此力保錢劉，不得功。
司馬光一怒之下。找到鄭朗。
鄭朗心中一點氣沒有，那也是假的。
但最後想了想。錢顗家中貧困，又勸趙頊將錢顗留了下來。
錢顗沒有領情，公私要分明的，又彈劾孫昌齒昔日官任江寧時，奴事王安石。於是因王安石推薦，得爲御史。當思君報國，奈何專欲附會以求美官？我視君豬狗不如（我視君犬彘之不若也）。
也太難聽了，孫昌齡心虛。不敢辨，說另外一個言臣王克臣阿奉當權，欺騙聖上。趙禎大怒，讓你們做御史監督羣臣，輔助君王，現在好了，一個個開始窩裡鬥。一怒。又要貶。
這一貶非同小可，將會撕開更多的仇恨。
鄭朗無奈，放下手中事務，對趙頊開講，講趙禎時的故事，爲什麼範呂二人能變成那種樣子？前事之師。不可不借鑑。趙頊收回詔命。但沒有安撫住，呂誨連王安石與呂惠卿十條大罪。司馬光聞聽後，在朝會之前，再三進勸，呂誨不聽。
王安石與呂惠卿忍無可忍。不是氣量小，三次改革。方興未艾之時，事務很多的，鄭朗累得不行，他們同樣累得不行。感到憋屈，於是聯手倒呂。王呂聯手，誰與敵鋒？呂誨倒。
不能全怪王安石，呂誨這些人做得也略有些過份，不識大局，鄭朗不能責備，爲了安撫一些大臣急躁的情緒，只好又將錢公輔與鄭獬二人召回來。
可是王安石不能理解，當場就問道：“鄭公，狄仁傑與婁師德敦賢？”
是鄭朗平時教導的結果。
能對鄭朗質疑，不妨說出來，憋在心中越久越不是好事。但讓他們能針對自己這個當老師的，同門之間卻要相互團結。這樣做，有很多好處的，鄭朗幾個學生一個個開始展翅高飛，只有蘇軾稍差一點，然而在文學造詣上，卻名聞天下。至於時恆，說他是雜學，或者是格物學，沒有人當真的。若數人與鄭朗一一附和，即便高滔滔，也多少會產生猜疑之心。
鄭朗答道：“狄仁傑賢。”
“鄭公既然認爲狄仁傑賢，爲何要學習婁師德不作爲，唾面不拭乎？”
武則天不成功的革命，唐朝一度很危險的，若沒有狄仁傑及時地撥亂反正，還不知道會變成什麼樣子。靠婁師德，完蛋了。
鄭朗徐徐答道：“武后嘗問狄仁傑，朕欲得一佳士，誰可？狄仁傑說，未審陛下欲何用？武后說，欲爲將相。狄仁傑對答道，文學蘊藉，則蘇味道、李嶠，必欲取奇才，則是荊州長史張柬之。張柬之固然撥亂反正之功，然李嶠與蘇味道則是何輩？僅是文學好，則入狄公法眼。用人之道，也是容人之道。若是政見不和，必將排擠之，慶曆時君子小人故事又會上演也。如今看來，何謂君子，何謂小人。君子中多不肖之輩，小人中也有呂夷簡與龐籍這樣的名臣。然因爲一個小人君子，幾乎使朝堂分裂矣。實際慶曆諸法，也有一些良法，其中有數條讓我拿來借鑑改良。爲何失敗了？慶曆新政多條就是言用人之道。連如何用人都沒有做好，如何改革，振興大宋？”
不能這樣玩，玩下去很危險的，你排擠我，我排擠你，到明天我打壓你，你打壓我，想不形成黨爭都困難。
王安石不能作聲。
無論慶曆新政對錯，但它確實是一次失敗的改革。
暫時將危機壓了下去。
然後再來，鄭朗雖遭到很大的反對聲音，但也贏得很多支持聲音。一是鄭朗會做一些謙讓，未來還有，這些謙讓使得豪強內部產生分裂。二是皆知道今年過後，明年鄭朗離開三司之時，改革結束，以後就是微調。一些沒有損失的，或者有損失另一方面得到補償的，或者損失很小的，一顆心落了下來，他們同樣是持着支持或者中立的立場。
不過激進改革派卻感到不滿足。
國家還有許多問題未解決，例如高利貸。
宋朝高利貸十分殘忍，起步價百分之六十，最高價百分三百。
葉惠卿對此很不滿，鄭朗做過解釋，可葉惠卿也搬出成功的事例證明，一有吳育，還有一個李參。前陝西轉運使就用過類似青苗法的辦法，在陝西做得很好。僅是害怕別人彈劾他。做得很隱蔽。鄭朗青苗法是失敗的，乃是不做爲。李參作爲，也就成功了。不能說鄭朗說的話一點也不管用。
經過鄭朗再三地講解，許多人意識到一點，那便是官府的低效，以及貪污，造成效益低下，故此太宗才用了鈔法。用鈔糧代替官糧，運向西北，甚至將馬的運營都交給商人主辦。
於是葉惠卿推出一種改良型的青苗法。
有基礎，那就是銀行。
朝廷不主持青苗法，而是讓銀行主持青苗法，讓銀行放貸，一避免官府的無能與浪費。二避免爭議，三避免官吏好大喜功，帶來一些不好的事物。朝廷未得全利，但也得到一半利益，實際就是得利，交給官府主辦。休要說一半利益，兩成三成利益也未必得到，又解決了百姓受高利貸之苛。
葉惠卿經過深思熟慮後，找到王安石。
王安石又找到小師弟蘇轍。
若是史上的青苗法，蘇轍肯定是反對的。但面對這種改良型的青苗法，蘇轍疑惑了。又拉着王安石找到鄭朗。
幾個學生分岐越來越重。鄭朗感到擔心。
不過聽到這種改良型青苗法，鄭朗愕然。其實銀行到最後，必須涉及到社會的底層，但這時能實行所謂的改良型青苗法？
鄭朗讓這個改良型青苗法噎住了，大半天未說話。
然後與王安石促膝談心。
有的想法鄭朗自己也沒有想清楚，當然，也不會告訴別人。
爲王安石所逼，鄭朗老實地交待出來。
比較及時，正好京東轉運使王珪的侄子王廣淵上書：方春農事興，而民苦乏，兼併之家，得以乘急要利，乞留本道錢帛五十萬，貸之貧民，歲可獲息二十五萬。
確實，這個高利貸將百姓逼苦了。
但因爲鄭朗解釋得很清楚，王安石未同意王廣淵的意見。
又來，王廣淵的弟弟河北轉運判官王廣廉上書，河北可以賣幾千個度僧牒，用此作爲本錢，可以在陝西實施青苗法。度僧牒也就是大和尚們的合法營業執照，僅此一項，可以得錢五十萬緡！
王安石猶豫不決，不管什麼青苗法，反正朝廷不準，大和尚們有增無減，不如換幾個錢。想一想，僅是批准一下，一不需朝廷任何資本，二不需任何後續的投入，收入就是五十萬緡錢，不亞於宋朝一年茶葉低潮期的總收入，何樂而不爲。
大程說了一句，非是王道之正。
王安石說道，顥所言自以爲王道之正，臣以爲顥未達王道之權也。今度牒所得，可置粟四十五萬石。若凶年人貸三石，可全十五萬人。如是而猶以爲不可，豈爲知權乎！
趙頊意動。
鄭朗又立即前來撲滅。
王安石說得似乎有道理，反正老百姓一心想做和尚，阻也阻止不了，不如索性換幾個錢，還不是少錢，僅是河北執行一下，能在荒年活人十五萬。但真是如此？
首先第一條，和尚們太多了，已成了宋朝沉重負擔之一。寺院侵地兼併，是宋朝一大時弊。從他們身上斂一些財問題似乎不大，關健是朝廷斂財斂到度牒上，上有所好，下有所投，下面官吏會怎麼做？
其次對真和尚鄭朗是持歡迎意見的，但有幾個真和尚，多是好吃懶做之輩，或者是因爲生活無奈，或者是罪犯，隱匿於寺院，他們披着宗教的外衣，斂財手段不亞於那些大戶人家。今天投資了度牒，明天會加倍斂向百姓。宗教帶頭的不是宣揚教化，而是宣揚的如何斂財，要這個宗教還有什麼作用？
三是王道，鄭朗與大程想法未必一致，大程說的乃是存天理，滅人慾，但滅的是何種人的人慾？窮困百姓！一種落後的變相愚民政策。但這個王道說得不假的，國家治理百姓終以王道爲主，也就是正道爲主，能說得過去的治理政策，爲了斂財斂到度牒頭上，何有正道，何有王道？要麼對寺院的侵害進行一些掣肘政策，要麼就放開，千萬不能用它來斂財。
關健是這些人都是出於好心。
比如王廣廉就活活累死在官職上。
對於這些人，想做通他們的思想工作，特別地困難。
爲了解勸，讓鄭朗苦逼了。
再三的壓制，終於使危機減小。
隨後西北戰事爆發，有人彈劾富弼。確實富弼經常生病，呆在西府擔任首相，過了。包括範純仁也曾因此上過書，委婉地勸說富弼卸職，以免耽擱國事。
王安石便推薦陳昇之擔任西府首相。
陳旭是有本事，可這個人乃是一個小號版呂惠卿，原先勾結內侍，以求上位。隨後附投韓琦，韓琦下去，附投王安石。再往下發展，史書記載陳旭幡然醒悟，實際是背叛了王安石。
但有的話鄭朗也不大好說。
趙頊問鄭朗，鄭朗只能死活保住富弼。
若論聲望，原先無一人能及鄭朗，可此一時彼一時，鄭朗三次改革，得罪了許多人。富弼一直乃是一個老好人，有他與曾公亮擋在前面，那怕就是不做事，鄭朗辛苦一點，也等於前面有了兩棵參天大樹，爲鄭朗遮風蔽雨。
不同意。
趙頊問司馬光，司馬光說道：“閩人狡險，楚人輕易。今二相皆閩人，二參政皆楚人，必將援引鄉黨之士，天下風俗，何由得更惇厚！”
趙頊又說：“升之有才智，曉邊事。”
司馬光說：“不能臨大節而不可寺耳幾才智之人，必得忠直之士從旁制之，此明人之法也。”
時間長了，這句話便傳入鄭朗耳朵裡。
鄭朗不悅，故有了今天這番話。
又說道：“不能容蠻人，則南方永遠不能平定。不能容羌人，即便得到西夏，西夏以後必又復生李繼遷矣。諸位請謹記。”
總之，司馬光是在開一個很不好的頭。
史上，無論司馬光或者王安石比現在惡劣得多，特別是司馬光，不知說了多少天雷的語錄。但兩人依然還有許多不好的動向。
左壓壓，右壓壓，鄭朗說完，伏在桌子上，差一點淚流滿面。
過了好一會兒，重新擡起頭道：“子產治鄭，三年得功，鄭國大治。我自鄭州就在謀劃，進入京城，準備五年。如今看來，十年也未必能取得子產之功！爲什麼你們一個個認爲天大地大，你們第三大，不能站在別人的角度想一想問題，不能參考一下別人的意見？”
一個比一個固執，俺這個奶媽子有再大本事也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