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儒家，劉榮從個人情感上，自然是相當不喜。
因爲在劉榮看來，古華夏絕大多數苦難，幾乎都源自於後來，在歪路上越走越遠的儒學。
前世，劉榮曾聽人說，秦漢風骨，都是被滿口‘仁義道德’的儒學，給抽了個一乾二淨。
對這種說法，劉榮不置可否——談不上有多贊同，卻也沒覺得完全不對，只能說是有待商榷。
但歷史上的衍聖公家族世修降表，無疑是讓後世萬千華夏之民唾罵，也算是遺臭萬年了。
劉榮當然明白，祖宗的過錯不該由後人揹負，後人的過錯也不該由祖宗負責。
好比衍聖公家族世修降表，劉榮再怎麼不講道理，也不至於將其怪罪在孔夫子頭上。
但劉榮卻也認爲，衍聖公家族世修降表，以及後世的儒生們四肢不勤五穀不分，以至於鬧出頭皮太癢、水太涼的笑話，和儒學本身的特性，也有着相當程度的關聯。
——儒學，天然就是爲地主鄉紳，或者說是地方豪強勢力代言的政治學說。
在儒家的治國理念、執政哲學當中，隨處可見鄉紳地主的影子。
在儒家看來，一個國家最理想的狀況，必然是鄉紳地主做精神表率，以及實際意義上的代表、掌控者，帶領底層民衆扶持地方安定和運轉。
但歷史的教訓告訴劉榮：儒家理想中的‘鄉紳’，恐怕只存在於理想之中。
從歷史長河當中，劉榮看不到所謂的‘良紳’，看不到能做表率、榜樣的地主豪強。
劉榮看到的，只有無情壓迫、剝削底層民衆的萬惡地主。
這類人，在古今中外都存在。
而儒家的存在，卻讓這些卑劣之人，在古華夏大地，具備了最堅實的法理基礎。
——地主豪強壓迫民衆，原本是一目瞭然的錯誤；
但儒家的存在，卻讓這麼一個渾身上下，都流淌着貧苦民衆血海的惡劣羣體，披上了一層‘良紳’的皮。
單就這一點，劉榮就可以說一句：對於諸夏而言，儒學，是千古罪人！
是儒學的存在，讓古華夏的地主豪強，具備了合理合法，甚至合乎情理的剝削底層民衆的理論基礎。
也正是由於這個原因，劉榮從個人情感層面，對儒學的厭惡達到了極致，甚至到了‘恨不能除之而後快’的程度。
只不過，作爲一個合格的政治人物——一個勉強算得上合格的青年天子，劉榮也同樣清楚：很多時候，政治人物的一言一行，都不取決於個人喜好，而是應該以客觀現實、宏大局勢爲基準。
先帝后三年，也就是劉榮太子監國那三年，劉榮從先帝身上學到的最寶貴的知識，也同樣是這一點。
先帝曾告訴劉榮：如果單憑個人喜好，就決定國家大事，那必然會釀成大禍。
因爲天子，本就代表着宗廟、社稷。
按照權責對等的邏輯，天子即富擁天下，也同樣要爲天下負責。
天子固然可以憑藉個人喜好，來做出影響天下的決策；
但天子的決策最終，卻不會引發隻影響天子個人的後果，而是會影響整個天下。
——天子做出正確的決策，不會只讓天子本人獲益，而是更會讓天下獲益；
同理，當天子做出錯誤的決策，受傷害的也絕不會只是天子個人，而會是整個天下。
所以，每當做出重大決策時，劉榮都會反覆提醒自己：事關天下安危，無論利弊，影響都會遍及天下，絕對不能只憑個人喜好做決策，甚至要儘可能不摻雜個人情感因素，而是應當以天下利弊的立場出發。
主不可因怒而興師，將不可因慍而致戰，便是類似的道理。
正是因此，劉榮對個人情感上無比厭惡，甚至堪稱‘仇恨’的儒家，纔會如此的寬容。
沒錯。
在劉榮看來，過去這些年，儒家所遭受的所謂‘不公正’待遇，非但不能算作是不公，反而還有些太寬容了。
畢竟按照劉榮個人情感上，對儒家的厭惡程度，儒家就是徹底失傳，都無法爲世修降表的衍聖公家族贖罪。
那麼，既然明確自己不能受個人情感、好惡影響，從而對儒家做出不正確的判斷，劉榮自然要從客觀現實層面，去看待儒家在華夏學術、思想界，乃至學術、思想史上的地位。
遠的不說，就說如今漢室。
經過秦末漢初，那段百廢待興——非但窮困潦倒，而且短時間內還沒有能力復甦的特殊時期，黃老學已經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
尤其是經過大半個文景之治，黃老學的特長展露無遺的同時，漢家也成功步入了一個新的時代。
——從原先，只能事事委曲求全，方方面面都只求發展、復甦的苟發育階段，進入劉榮這一朝的發力階段。
發育階段，黃老學的優越性是毋庸置疑的；
但發力階段，就不是黃老學所擅長的範疇了。
或者應該說：黃老學的‘無爲’之道，適合發育階段的封建政權，而發力階段，則需要黃老學發揮‘無所不爲’的側重。
只可惜，經過往昔幾十年的歌舞昇平，黃老學幾乎摒棄，或者說是遺忘了自己的其他特點，在政治方面，幾乎僅剩‘黃老無爲’這近乎本能的四個大字。
至於無爲，而又無所不爲，已經變成了黃老之士掛在嘴邊、藏在心底，卻絕不會付諸實踐的一句空話。
這也使得黃老學退出歷史舞臺，成爲了水到渠成的必然。
在黃老學完成歷史使命，即將推出歷史舞臺的時間節點，漢家，或者說是華夏文明，其實是來到了一個交叉路口。
前方不止一條道路，而是好幾條道路供漢家，或者說是華夏文明選擇。
如先帝年間，漢家便曾在先帝極爲冷靜的嘗試下，朝着法家‘變法圖強’的道路淺嘗遏止的走了幾步。
結果顯而易見。
——在必要時，法家變法革新，確實是能讓破敗的王朝起死回生；
但在非必要的時候，法家不顧必要性的強行變法，卻也會破壞王朝本有的和諧穩定。
用後世一句流傳甚廣的‘名言’句式來說，便是法家的道路，每每都能挽狂瀾於既倒，扶大廈於將傾。至於狂瀾爲何‘即倒’，大廈爲何‘將傾’，那你別多問。
好比春秋戰國之時，原本困苦、落後的秦，在商鞅變法之後迅速得以壯大，早在始皇一統天下前數十年，就已經成爲了天下公認的最強國。
在經過數十年的積累，這個曾經的最強國，最終甚至強大到了一己之力，便可一掃六合的程度！
雖然這其中，有外交、軍事、文化、商貿等各方面的謀劃，但秦國本身的強大實力，也同樣是不可或缺的因素。
但正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原本困苦羸弱的秦，因商鞅變法而得以圖強；
一統天下，威震四海的秦朝，也同樣是在法家近乎偏執的變法精神下，在短短十數年內走向了滅亡。
故而，華夏文明從秦的滅亡中得出教訓：弱小，且幾乎沒有其他辦法快速圖強時，憑法家變法圖強，是最優解；
但在強大起來之後，繼續留着法家，卻又成了亡國之道。
簡而言之，便是越弱的時候，法家越有用；越強的時候，法家越有害。
至於先帝做出的嘗試，則是在漢家即不足夠強——至少沒強到可以討伐匈奴，也不夠弱——至少沒漢初那麼弱的微妙時間節點，來試一試法家的成色。
即：在國家即不夠強，也不太弱，介乎於強弱之間的時間節點，嘗試通過法家‘扭轉幹坤’的能力，來達成自身能力本不足以支撐的遠大目標。
具體而言，便是在漢家原本無力和所有宗親諸侯爲敵、與整個關東站在對立面的時間節點，試試看法家能不能起到什麼奇效。
最終得出的結果~
怎麼說呢……
很難評。
從事後諸葛亮的角度來看，晁錯一手《削藩策》，確實發揮出了法家在‘忠君奉上’方面的主觀能動性，爲漢家掃除尾大不掉的宗親諸侯格局實力，起到了不可磨滅的積極作用。
但從另外一個方面來講，先帝最不願意看到的‘和整個關東站在對立面’的結果，在晁錯一紙《削藩策》問世之後，終還是不可避免的出現了。
若是發散思維‘遐想’一番，也不難得出一種未必準確的可能性：就算沒有《削藩策》，先帝通過其他方式料理宗親諸侯，最終結果再差，也不會比吳楚七國之亂差到哪裡去。
畢竟當時，整個關東，除了鎮守關東門戶的樑國，以及北方前線的燕、代之外，整個關東，幾乎就找不到又一個忠於長安、忠於宗廟社稷，可以讓先帝完全放心的宗藩了。
從這個方面來看，以及劉榮自己從先帝的感官中總結所得：先帝通過晁錯進行的這次實驗，其實是失敗的。
實驗的結論恐怕是：在王朝不強不弱的尷尬時間節點，法家能起到的積極作用，和負面作用不相向上。
結合秦的滅亡，所得出的‘越強的政權，用法家效果越差；越弱的政權，用法家效果越好’的結論，便不難發現：法家能起到的積極作用，真的是和政權本身的強弱，呈線性負相關。
政權越強，法家越壞；
政權越弱，法家越好；
政權不強不弱，法家不好不壞。
說好聽點是不好不壞，說難聽點，那就是卵用沒用……
具體到當今漢室，經過開國初的‘羸弱’期，以及文景年間的‘不強不弱’時期，到了當今劉榮這一朝，漢家已經開始全方位展露出強盛之態。
文景之治種下的因，即將結出一個無比強大的漢家，來作爲最終的果。
如此背景下，按照法家的作用，與政權強弱呈線性負相關的邏輯，劉榮這一朝，漢家若是重用法家，那無疑就要起到負面效果了。
到這裡，問題其實就顯而易見了。
——黃老學完成歷史使命，即將退出歷史舞臺，並朝着後世那個尋仙問道，神神叨叨的‘道家’發展；
法家則因自身特性，並不適用於如今愈發強盛的漢家。
可以說，如今漢室不需要通過法家變法圖強，也可以說，已經走在正確道路之上，正愈發強盛的漢家，不應該‘變法生亂’。
黃老淡退，法家不適用；
而其他諸學——楊朱肯定用不了。
太祖高皇帝早就有言：楊朱這個學說，天下唯一能研讀的，便是當代天子。
只有上一代天子駕崩，下一代天子才能夠染指，連太子儲君都不能觸碰！
這也很好理解。
畢竟任誰坐在皇位之上，看着一個整天唸叨‘楊朱唯我，不以物累’的太子儲君，後脖頸都得發涼。
墨家更是隻可用其‘魯班之術’，而不可用其治國之道——畢竟墨家的思想太過先進，甚至都和後世新時代的華夏近乎一致了；
對尚還處於封建文明初期的當今漢室，那都不是步子大了容易扯到蛋的問題，而是劈個叉都遠遠夠不到的程度。
沒了！
除了儒家之外，沒得選了！
和那些除儒家之外，根本無法選擇其他學說，只能吃儒家‘有教無類’的紅利，借儒家搭上‘讀書人’之順風車的文人一樣；
如今漢室，也同樣淪落到出儒家之外，再也沒有第二種選擇的境地！
這也就難怪歷史上的漢武大帝，能那麼果決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了。
——哪怕不罷黜，百家也已經基本把自己玩兒絕傳了！
——哪怕不獨尊，儒家也已經掌握天下學術、思想界的話語權了！
從這個角度來看，漢武大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並非是主導了儒家獨尊，而僅僅只是從官方層面，承認了‘儒家已經獨尊’的客觀現實而已。
但現在，時間纔剛來到當今劉榮五年，歷史上的漢孝景帝十一年。
這個時間節點，歷史上的漢武大帝都才十一歲；
劉榮還有時間。
還有時間壓制儒家，避免儒家在客觀事實層面，達成‘儒術獨尊’的既定事實；
而後再倒逼劉榮，和歷史上的漢武大帝一樣，承認這個客觀事實成立，並未‘儒術獨尊’揹負歷史黑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