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仲永自賑災事宜安排好之後，又去白馬山守了兩天。看張攀龍幾人做起事來，也是很有條理。一切走上正軌之後，便放手交於別人去做了，自己仍然回到家中溫書、練字。
中國人的習慣，不過了元宵節是算不得過完年的。縣學規定的開學時間也是正月十六。方仲永起了個大早，來到了學堂。劉先生管理素來嚴格，尤其不喜學生遲到。若有遲到者，輕則罰站，重則戒尺伺候。
方仲永進到學堂，還沒來得及詢問張攀龍等人災民的情況，劉先生已經進來了。只見先生面色嚴肅，聲音低沉而有力地道：“按往年慣例，二月二十就會有縣試了。若是到時有成績優異者，可往州城撫州參加四月的州試。若能州試過關，就可以參加江南西路的路試了。若能通過，就算是有了秀才功名了。有秀才功名者，纔可參加九月的解試。至於以後的省試甚至是殿試，先生我也沒考過，就不多說了。”學生們鬨堂大笑。
劉先生待學生笑夠了，才道出了下文：“總之，留給你們的時間只有不到四十天了。因此，這段時間內，每十天休沐半天以便你們盥洗沐浴。不得請假，不得曠課，不得遲到。明白了嗎？”學生們稀稀拉拉的回答“明白了”。
方仲永覺得有些誇張，小升初用得着這麼鄭重其事嗎？
各位看官，如果把北宋科考的環節與後世對比的話，縣試約莫是小升初，州試就是中考，路試就相當於高考了（過了就是秀才，也就相當於大學生了），解試就是考研，省試（尚書省組織的考試）大約就是考博。至於殿試就厲害了，抵得上高級公務員考試了。
小升初自然是不算難的，可若是整個撫州只有一個學校招生呢？撫州乃是下州，僅轄臨川（州府所在）、崇仁、宜黃、金溪四縣。共有參加名額六十五個，分到金溪縣只有十五個名額。縣學五十三名學生，是要淘汰掉七成多的。且縣試是在金溪本地舉行的，知縣大人、縣丞大人、主簿、典史等官吏都可參與。這樣，也就給瞭如張攀龍一般的二代提供了舞弊的機會。儘管有劉先生鼎力支持，方仲永也覺得難度不小。
把擔憂委婉地和先生一說，劉先生哈哈大笑道：“你多慮了。且不說縣衙諸官吏要顧及顏面，不敢將真有才學的學子盡數黜落。更何況他們還有舉薦的權力，推薦自家子侄直接參加路試就是了，無須擠佔寒門學子的名額。”
沒有了後顧之憂，方仲永就全身心地投入到學習中來。別看只是個縣試，規矩和高級別的考試是一樣的。
詩賦、經義、策論一樣不少。
詩，都是命題詩，且限定韻腳。若是不能按韻落字，即爲不合格。雖然有些限制了思路的缺陷，但考試嘛，論的未必就是詩才。古來這麼多的應試詩，除了錢起的“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外，餘者幾無名篇。
這個問題不難解決，《韻書》就是爲了對付它的。先把詩寫出來，換上符合韻腳的近義詞也就是了。儘管可能會差了點兒意思，大體不差就行了。
還要記住特殊的格式要求：比如本朝皇帝名“禎”，那你在考試的時候是無論如何不能出現“禎”字的，太祖、太宗的名諱也是如此。你看看人家明太祖朱元璋多貼心，怕天下讀書人爲難，特意給自己的後輩按金木水火土的偏旁取名字。本來平常的一個“照”字，加了個火字旁，不就不用考慮避諱的問題了？
解決避諱問題就更簡單了。宋朝開國至今僅四位皇帝，分別爲宋太祖趙匡胤、宋太宗趙光義、宋真宗趙恆及當今官家趙禎（仁宗是廟號，死後用的），凡是他們名字上的字一律不用就是了。
最難的是策論。
“策”還好說，就是對時政簡要地說一說建議，屬於簡答題。“論”就要回答地詳細而可行。因爲古人的“淳樸”，他們深信由文章（特指論述性質的文章）能夠看出一個人的品德與格局。
他們認爲，敢於鍼砭時弊的人，往往都是剛直清廉的人，如文天祥。考官王應麟評價文天祥的試卷“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果然如王所言，後來文天祥孤軍抗元，從容就義於大都，並留下了“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光輝詩句。
如果是個沒有立場、投機取巧的人，他的文章往往都是言之無物、見風使舵的。如明代建文帝時的狀元胡廣。狀元卷中，他對於行“仁政”的問題，半句不及現實，只是空泛的議論“賢才”，“禮樂”，“事得其序，物得其和，則禮樂見而仁義著矣”，如此云云。針對第二問之“惡人”(實指朱棣)，胡則引經據典，大加鞭撻，這和他以後背叛建文帝而迎奉朱棣形成鮮明對照，也從他與解縉聯姻，後解縉招禍又欲悔婚等事件中得到印證。
假如在事先不知道考題的情況下，哪怕你是久經考驗的資深寫手，總不免在長篇大論中暴露自己的想法與觀點。若是考官仔細分析，是不難發現一個考生的執政理念的——古代科舉的合理性就在於此。雖然有不少人在宦海浮沉中喪失了自我，淪爲金錢和權勢的奴隸，但初入仕途的誰沒有一顆紅心呢？
《禮記·大學》有云：古之慾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翻譯過來就是，一個人要格物致知，然後誠意正心修身，最後達到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完美目標。前者屬於個人修養，後者屬於執政理念。
劉先生認爲方仲永的個人修養很好，齊家做得也還不錯，但明顯缺乏對於執政一方的問題的思考。
各位看官切莫吐槽，古時的讀書人都是經常YY自己若爲封疆大吏如何如何，自己若執宰天下又如何如何的。《論語·侍坐》中，孔夫子的幾位高徒的志向無一不是治理一地，區別只在於地方大小、用時長短。連粗通文墨的黃巢年少時也說“他年我若爲青帝”，儘管口氣狂了點兒，但也可見古時讀書人想“代天子牧民”的心態的。
但是方仲永兩世爲人，都沒有過“牧民”的想法。前世，他是那個被“牧”的對象，不用想也不敢想；今生，雖也想着爲國爲民做些事情，但他始終覺得離自己很遠。執政，最起碼也得是官員才能考慮的吧？自己現在連個秀才都不是呢？
劉先生對方仲永的不思進取是很鄙夷的：“鼠目寸光！若不提前謀劃一番，你如何答那策論？”
方仲永暗自腹誹：偷偷地躲在一邊YY着“我要稱霸全球”，真的有您說得那麼理直氣壯嗎？
當然，古人的YY，呃不，正治理念是有教科書的。
其一曰《管子》。託名管仲所著，實爲先秦時期各學派的言論彙編，有人甚至認爲其內容涵蓋了西漢初期的某些論述（郭沫若語）。放到後世，大概就是《正治經濟學》一類的書籍。共八十六篇，其中十篇僅存名目。
其《牧民》、《形勢》等篇講霸政法術；《侈靡》、《治國》等篇論經濟生產，此亦爲《管子》精華，可謂齊國稱霸的經濟政策。其中關於經濟的某些理論，在後世看來也是非常先進甚至可以說是激進的。
如《侈靡》中“興時化若何?莫善於侈靡；賤有實,敬無用,則人可刑也。……”等語，簡直就是古代版的“刺激消費拉動內需”，其經濟觀點先進了兩千年。當然了，過於先進也是缺點。在管仲死後，齊國迅速地沉湎於侈靡之中，而忘記了侈靡的目的是爲了富國。最終導致人人貪圖富貴，成爲戰國七雄裡面唯一一個直接向秦國投降的大國。
方仲永從來不敢小看古人的智慧，但當他聽先生仔細地講解了管仲的理論，還是着實讓他震驚了一回。這貨難道是經濟專家穿越的？
更讓方仲永震驚的是《韓非子》五十五篇。如果說《管子》是正治經濟學，《韓非子》就是純粹的考高等公務員的教科書了。後世對《韓非子》這本書解釋的都不太清楚，方仲永的印象還停留在“法家代表作”、“韓非子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等等籠統的介紹上。到底是怎樣的“代表作”，怎樣的“集大成者”，他就和大多數人一樣說不清楚了。
當然了，《韓非子》一書不被後世推崇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除了過於強調嚴刑峻法與歷朝歷代崇尚的“仁孝治國”的口號衝突之外，韓非子的大嘴巴也是一個重要原因——儘管韓非子本人有些口吃。看看他都說了些什麼？什麼“文學者非所用，用之則亂法”，什麼“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你讓後世制霸天下、“獨孤求敗”的儒家怎麼看你？不把你韓非子從墳裡挖出來用大炮轟三天，都可以說是極厚道的了。
那麼問題就來了，如此“詆譭”儒家的《韓非子》一書，爲什麼沒有被口誅筆伐甚至是直接404呢？
無他，自家事自家知。無論儒生們多麼崇拜孔聖人，仁義禮智信多麼的高大上，但他們深知，管理或者說治理一地的“牛羊”（牧，不就是放牛嘛）僅靠仁孝是遠遠不夠的——即使有所謂的“半部論語治天下”的賢相趙普。有牛羊病了怎麼辦？講仁義？那是巫婆乾的事兒。有不聽話的牛羊怎麼辦？講仁義它又不聽，只能靠鞭子了。更嚴重的是，有豺狼來了怎麼辦？講仁義？東郭先生與狼的故事瞭解一下。
總而言之，要想當一個好的牧人，不僅要學會仁孝等“青草、清水”，還要學會用鞭子，甚至是棍棒刀槍。
以《韓非子》爲代表的法家著作，就是提供鞭子的武器庫。不想當好牧人的讀書人，不是個好讀書人，“學而優則仕”嘛！於是，儒生們一邊對“羞辱我先賢”的韓非子大加貶斥，一邊偷偷地研究鞭子、棍棒的用法，所謂“儒皮法骨”是也。
劉先生其實不是一個好牧人，因爲他並沒有放牧的經驗。
劉先生也甚有自知之明，推薦了吳仁禮這位擔任過實職的牧人來教方仲永《韓非子》。別看吳先生一副風流才子、放蕩不羈的樣子，講起法家的理論也是一套一套的。方仲永深切懷疑，王安石一心一意地搞變法是受了他舅舅的影響。
這天，吳先生講到《六反》，問道：“必知則備，必誅則止；不知則肆，不誅則行。何解？”
方仲永規規矩矩地答道：“這句話的意思是壞人在一定能被察覺的情況下，纔會戒懼；在一定要受懲罰的情況下，纔不敢再犯。在不能被察覺的情況下，他就會放肆；在不會受懲罰的情況下，他就要橫行。”
吳先生搖搖頭道：“膚淺！這句話的意思絕不只是字面上那麼簡單，它更深層的意思是說要建立完善的律法，使百姓知道律法不可犯；若有違反，執法的時候就要嚴厲，讓別的尚未觸犯律法的人警醒。”
方仲永則很是疑惑：“如此一來，豈不是會落下酷吏之名？”
“酷吏？什麼是酷吏？只論對錯，不講人情的纔是酷吏。若有那爲報母親被辱之仇而手刃仇人的孝子，你當如何決斷？不問緣由一刀砍了的就是酷吏，法內容情又妥善安置其家人的就是仁義的青天了。此中尺寸，你當仔細琢磨，認真思量纔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