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風徐來，又一年夏天到了，鄭朗說道：“堯夫兄，茂叔兄，繞了好大的圈子。”
指他的儒學觀點改變，以前刻意尋找其真相，實際何謂真相？真正的真相乃是治國安民，不僅要從儒學裡延伸出許多做事做人的學問，還要延伸出德化世人。鄭朗以前過於重視了前者，忽視了後者。後者雖虛，卻是根本所在。沒有一個良好的道德風氣，國家再富又有何用？
因此對邵雍與周敦頤發出感慨，夫子再三說了德化，自己自十歲起就在儒家經義裡鑽研，就象沒有看到一樣。非得回鄭州近乎閉關守了兩年時間，這才悟出。
也不能這麼說，一直也在想，不過因政務想得沒有那麼深入，他對趙頊說的治國上中下三策，上策已經接近他現在所悟。
思想觀念的改變，他的所有儒學一起會隨之改變。以前過於實際了，打一個簡單的比喻，雷鋒可不可能做出那麼多好人好事？然後逐一分析。這是一個誤區，管雷鋒有沒有做那些好事，與雷鋒沒有關係，可以是張鋒，也可以是李鋒，要的是那種精神，非是雷鋒這個人。
這是比喻，放在儒學上不會這麼簡單的，所有儒學側重點會隨之轉移，從冷靜的理性，向感性轉移，着重分析各個利害關係以及儒學與實際真正結合聯繫之外，也着重夫子所說的德化。以前也提起，但不及現在地位如此之重。
“鄭公，也不易了。”邵雍說道。
“左傳說，君子之行也，度於禮，禮何解？”
五人皆深思，絕對不是開玩笑，鄭朗所做的事無疑是在開萬世太平，至少是爲將來統治者豎起治世的法則。又關係到禮，那一個人敢隨便回答？
大程大着膽子說道：“此處禮乃指周公之典。”
“是否可以指它爲一些很具體的典章制度？”
“這恐怕不行，”張載答道。
“那麼是否可以它爲制度？”少了典章二字，意思立即變得截然不同。
“孟子云，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這裡禮僅是仁義的準則。更象是中庸……”小程猶豫地說道。
按照鄭朗的理論，任何事物有正有反兩面，有仁就有義。有陰就有陽，實際不可能存在絕對的仁或義，陰與陽，中間還有一個三分，三分纔是真實存在的事物，中庸也不等於是三分，三分是一個客觀的存在，中庸是做事的方法。三分是中庸的依據，中庸是三分的實際表現。孟子這句話。無疑用禮取代了中庸這一職責。因此小程產生了懷疑。
大小程教育思想就是在於培養聖人，“聖人之志，只欲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聖人以天地爲心，“一切涵容覆載，但處之有道”，在教育內容上。主張以倫理道德爲其根本。“學者須先識仁。仁者藹然與物同體，義、智、信。皆仁也。”
他們是想培養聖人，可哪裡找到這個聖人，鄭朗的一切舉動，越來越接近他們心中這個聖人，但以前鄭朗的儒學，讓他們頗不喜，隨着鄭朗迴歸夫子的原點，重視德化，大小程越來越歡喜。
因此鄭朗再修儒學時，二人十分慎重。
鄭朗凝眉答道：“君子處仁以義，然後仁也，行義以禮，然後義也，制禮反本成末，然後禮也，三者皆通，然後道也。”
這是荀子說的話。
還好，這時孟子還沒有聖人化，荀子地位並不比孟子差多少，同樣可以作爲儒家的依據。這裡，義是給仁以節制，與鄭朗所說的仁義對立互生很相符。隨着鄭朗數次修仁義，已經更多的人承認了這種對立互生關係，而且鄭朗進一步完善的仁義，仁不能說全部是好的，義也不能全部是說壞的，僅是二者的一種對立表現，也讓大家更容易接受。否則原來那種激進的義，義就是罰，終讓人不可思議，也難以接受。
前者沒有矛盾，後者就有矛盾了，禮是義的準則，有了這個準則，義才能成，這裡的禮顯然與孟子所說的禮又不同了。幾人全部在沉思，不同不奇怪，孟子有孟子的思想，荀子有荀子的思想，他們在思考兩種說法的可取性。
孟子的禮乃是仁義的準則，這個準則起的僅是節制作用。荀子的禮僅是義的準則，卻無限地將它擡高，有禮纔有義，有義纔有仁。但仔細思考，都有了鄭朗所說的制度含義。
但沒有那麼簡單，鄭朗寫仁義，因爲仁義雖重要，可十分散亂，散放在各個儒家書籍裡面，禮不同，僅是大經中就有周禮，儀禮與禮記三本書，至於其他人撰寫的義更是不計其數。
五人仔細地想了想，究竟這個禮是什麼，幾個大經裡似乎也沒有講清楚，只寫了各個情況如何去做，比如君王的言行舉止，臣子的言行舉止，如何問喪學習中庸。有的乃是夫子寫的，有的乃是後人修著，這在質古的風潮下勿用質疑了，例如中庸。想到這裡張載道：“禮以道導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
這裡的禮乃是一種防範與感化，還有一種對言行的規範。
大多數人講禮是講不清楚的，以爲禮乃是請客送禮的禮，行禮的禮，這個禮實際不是儒家的禮，僅是一種舉止禮節的一種儀式，也就是儀，而非是禮。
或者半壇醋，以禮是一種說教與煩瑣的儀式，若如此，孔夫子如此地重視這個禮，腦袋豈不是秀逗了。憑說教與煩瑣的儀式，就能使春秋戰亂平息，王室重尊？
再深一點則會認爲禮乃三綱五常，但這僅是禮的一部分。
若再一點，就會說出張載的話，三禮雖沒有用巨篇詳細地單獨詮註禮，但寫的就是一種防範末然，感化百姓，言行。各種禮儀與秩序的規範。
張載不是挑剔鄭朗，這是在討論，連張載都無法說服，況且世人？不提孟子與荀子，那是夫子後代的大儒，而且兩人說法幾乎是南轅北轍，每一個人有每一個人的想法，可不能出現這麼大誤差。那證明兩人說法肯定有錯誤了。因此從禮記樂經裡擇取一段話，這個樂經是最有可能出自夫子之手的文章。
鄭朗繼續沉思，其實很多想法他基本成熟，不過這一回修儒，是公開發表於報紙之上，給天下人看的。因此很是慎重。道：“夫子一生還有許多文章未來得及修著，便去世了。使儒家思想還沒有真正完善，因此十分零亂，也有少許自相矛盾的地方，故孟荀二人進一步對夫子經義進行詮註。《儀禮》暫不去談，我只說夫子撰寫的禮記，許多地方是寫了祭禮、喪禮、冠禮、鄉飲酒禮、射禮、聘禮，還有一些篇章寫了家庭成員相處之道，可是王制與禮運寫了什麼？這兩章多寫了儒家對國家與社會制度的構想。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是謂大同。一個良好的制度不僅是要針對國家，也要針對每一個小家，小家好了，才能更好的回報國家。因此有窮則獨善其身，富則兼善天下。”
這一句話將會爲慈善會所用，小程喃喃道：“難道它真是制度？”
若是這樣講禮記，就講通了，這是一種更合理的制度，一個制度不僅有君臣關係與國家關係，還有千千萬萬個小家的道德與行爲準則構成。國家富強，家庭和睦安定，這才構成了真正的大同。也更符合鄭朗所說的世界複雜觀。
“我是這麼認爲的，一是夫子乃是指路人，從無到有開創了儒家，何其之難，不亞於盤古開天闢地，但盤古是沒有能力創造出萬物。太難了。夫子也是，因此一生追求天下大同的道，卻來不及完善它。其實不用多，只要再給夫子二十年時間，有可能這些經義將會一一完善。禮說得算是很詳細了，只是沒有連貫起來闡述。仁義說得多，可遠不及禮，因此讓董仲舒產生誤解，以仁之爲言，人也，義之爲言，我也。仁之法在愛人不在愛我，義之法正在愛我不在愛人。”
幾人皆是微微一笑。鄭朗新仁義裡講了很多，也就是自我主義與利他主義，也能勉強地說是一種仁與義，可根本代表不了真正的仁與義。不但鄭朗質疑，五人也沒有一個人承認董仲舒的那種仁義。
仁就是利他，義就是自我？
扯了不成。
鄭朗又說道：“另外又有人認爲仁是義的根本，義是仁的行爲，同樣也是一種片面的闡述。不過禮則簡單了，因爲夫子禮記洋洋幾十萬言，足以給後人提供了思考空間。”
“那麼禮是否是一種中庸？”大程問道。
“爲何要這樣說？”邵雍。
“子曰，禮乎禮，夫禮所以治中也。”
大程剛說完，五人全部在沉思，似乎很不妙，種種跡象來看，不去考慮他人，包括孟子與荀子，至少夫子這個禮已經很接近鄭朗所說的制度了。但若禮就是制度，豈不將自己心中所想的禮全部推翻？
“這個治中是對中庸的治理，也就是中庸的參考與法理，但不能代表着禮的全部。禮是禮，中庸是中庸，兩者有相連的地方，也有截然不同之處。此乃儒家大道，無論是禮，或者仁義或是中庸，都會有相連之處。想要大同，必須持之以禮，用中庸來調和。例如窮富之間，想要均貧富那是不可能的。因此貧窮而不約，富貴而不驕，貧窮卑屈，則富者越驕貴傲慢，富者驕貴傲慢，則窮人越卑屈。兩者分化會越來越大，最後便成張角黃巢之事。因此要中之，貧窮不約，富貴不驕就是一種治中。同樣也是禮。夫子說君臣父子夫妻，但又說君要仁，臣要忠，父要慈，子要孝，兄要友。弟要恭，維護着一種微妙的平衡，以便各伺其職，這也是治中。”
“禮爲仁義與整個社會治中，自己也必須要中的，不能走向極端，這叫禮之中流。也能說它是中庸，但禮是制度。偏於一種結果，中庸是一種方式，偏於一種態度，還是有所不同。”
“鄭公是說禮與中庸相對相生？”小程問。
“也不能算是，陰陽黑白肯定是相對相生的，但這個世界不僅是黑白二色。還有赤橙黃綠青藍紫，若再細分，僅是顏色就能分出幾千幾萬之數，能絕對地說紅與綠就是相對相生？實際許多物事都有相對相生的一面。中庸偏於態度，一切的標準，它有清晰的一面，也有渾沌的一面。很難說它與誰相對相生。若說禮與什麼相對相生，非是中庸，更非是樂。而是儀！”鄭朗道。後來許多人編寫儒家經義時常將禮樂拿出來放在一起。這肯定不能更好的論正儒家那種科學的辨證觀。
“禮與儀，一個是內容，一個是形式，一個是本質，一個是現象，能說它們是一對相生的一面，可我看到不出它們有什麼相對的一面，”小程繼續說道。
“有，樂經說禮以道導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政治不是制度。只有政治，制度才能實行，如禮的治中，治中是執行的準則與方式，不是執行的過程。制度的執行過程就是政治。刑罰用來約束百姓遵守政治的輔助工具，但政治本身就是爲了制度的執行，因以奉以之禮，以仁爲本。政與刑是相對相生的事物。再看前面，禮以道導其志，樂以和其聲。因爲出自樂經的，實際這種樂就是儀。禮的最終目標是爲了天下大同，可天下能不能達到夫子所說的那種大同？”
幾人皆茫然。
之所以修儒學，就是希望開萬世太平。不過捫心自問，太難實現了。
“還有中庸，說通俗一點，它就是一個個點，將時間切割開來，從立體的劃成直線，中庸便是在這條直線上尋找着這個最佳的中介點。但誰能做到能找到這個點，只能說理論上努力做好，能使自己這個點很接近於這個中介點。實際是不可能找到的。再比如先帝大治，千古未有，不能不說善也，可能不能說我朝在先帝手中達到了大同？”
“因此禮重結果，可有虛的一面。儀重表現，可有實的一面。禮是漫長的過程，可儀僅是這個過程中的一條條線。儀不僅是樂，還有舞，舉止，交往程序。仁義中仁爲本，禮儀中禮是本，仁義中義是仁的發，禮儀中儀是禮的發。而政治僅是對禮的執行過程，因此必須合乎禮的法則。以感化爲主，刑罰爲輔，以道德爲主，威嚴爲輔。以和平爲主，以戰爭爲輔。以感化爲主，以武力爲輔。以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爲主，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爲輔。但沒有威嚴就沒有道德，沒有戰爭就沒有和平，沒有武力就沒有感化，沒有君臣父子就沒有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
理論上與現在的人們儒家思想很接近。
可是鄭朗更重視了對立互生的關係，比如對西夏，再三勸慰，賜錢賜物賜名份，還是屢屢入侵，怎麼辦，只好戰爭。戰爭還是不行，那麼只好將它消滅。
有了這個禮與這個儀，就有了真正的剛柔並濟，恩威兼用。而不是以前那種墨家式的仁與義。
當然，有了這個禮與儀，鄭朗修禮，一套總的大綱也出來了。
周敦頤說道：“讓我們好好想一想。”
幾個人都想開萬世太平，而且這五個先生皆是宋朝儒學改革的首開先河者，只要有一套先進的理論，能理論地實現這種開萬世太平，那怕就是篡改了部分儒家經義，也在所不惜。實際他們自己也或多或少進行了部分篡改。
不過出自鄭朗之筆，非同小可。
自己胡亂寫一寫，後人重不重視無所謂，鄭朗文一出，天下觀望。不但代表着鄭朗儒學態度，甚至也代表着他的治國方式。
這時修儒學，幾個幫手遠勝於當初在太平州時幾小，不過也有麻煩，幾人儒學觀點漸漸成熟，各持己見，容易產生爭論。也有一門好處，真相越辨越清楚，這也要看的，若誘導不當，那麼越辨真理會越糊塗。
六人說了十幾天，鄭朗終於開始執筆。
僅是一個禮乃是制度，這個課題就讓天下矚目，一度導致京畿晚報銷量達到近二十萬份，在這時代無疑是一個奇蹟。一個京城就賣了三萬多份，幾乎每一個士子一人一份。
趙曙在皇宮裡也派中使出去買了幾份回來看。
但能說什麼？鄭朗說君仁臣忠不好嗎？他雖不及趙禎遠矣，終不是楊廣那樣的人物。看後，將報紙放下，微微嘆息一聲，然後失神了大半天，也不知道他在想什麼。
鄭朗這才着手慈善會。
召集了一百多名商人，有京城的，有鄭州，有孟州的，有蔡州的，有洛陽的，他沒有直接出面，乃是樊家派人出面邀請過來。
來到鄭州後，鄭朗捧出一個神主牌位，下面有三個小字，上面大大的書着一個仁字。
看着這個仁字，鄭朗大半天沒有說話。
鄭州的一個商人說道：“鄭公，先帝託你守好幾位公主殿下與這個國家，不能憂傷過度啊。”
說完後，他心中也感到一份幽傷。
“謝過了，各位，坐吧，”鄭朗說道。鄭家重新修葺過的，趙念奴來了，又修建了幾處精美的宅子。但來了一百多人，一起坐在客廳裡，還是有些擠得慌。
大家陸續入座，鄭朗說道：“窮則獨善其身，富則兼濟天下。長公主稟程這一理念，還有先帝的愛民之心，因此做了一件事，決定每年從作坊裡拿出近五成收益，用於賑濟貧困百姓，孤寡老幼與災民。聞訊後，樊家等一些家主又寫信給我，故我將諸位邀請過來，成立這個帝王心慈善會。”
郭美美的事讓他糾葛了許久，直到想重新修儒學，進行自我反思後，許多道理豁然開朗。此時他沒有主政了，若主政會比以前更加圓融。然後就想到紅十字會，不能不承認它的作用。用意是好的，可爲什麼出現了那麼多醜陋現象？說紅十字會不貪不污，將鄭朗打死了都不相信。不過一通百通，迅速就想它問題癥結所在。
難嗎，想要沒有這些醜陋現象，真的不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