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周官》：“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
《穀樑傳·成公元年》：“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農民，有工民。”
《管子》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
《漢書·食貨志上》：“士、農、工、商，四民有業：學以居位曰士，闢士殖穀曰農，作巧成器曰工，通財鬻貨曰商。”
按照後世公司的架構來理解的話，就是：一等人是職業經理人，負責行政管理、組織生產；二等人是普通藍領，負責提供原材料和生產加工；三等人是技術工人，負責研發新產品；四等人是營銷部門，負責原料採購和產品銷售。
您是不是感覺排名有問題？
當然有問題了，以某官本位思想嚴重的國家有些扭曲的商業社會的價值觀來衡量，應該是士商工農。也就是官員掌控一切，商人與“白手套”們合作發財，白領們辛勤工作，農民伯伯辛苦吃土。
由此大概可以看出，古今最大的區別在於農和商的位置顛倒了。
這並不是封建帝王們良心大發，感念農民伯伯的辛苦而特意擡高了農民的社會地位，而是因爲生產力的落後和工商業的畸形發展，而不得不喊出的正治口號。誰要是當真了，就真的是圖樣圖森破了。
以農稅僅佔國家稅收四成的宋朝爲例。
北宋的田稅規定，向土地所有者按畝徵稅，每年夏秋各徵收一次（沿襲唐朝的兩稅法）。北方各地大致每畝中等土地可收穫一石，須納官稅一斗。江南各地由於產量較高，每畝須納稅三鬥。唐代的兩稅法是按資財多少徵稅的，而宋代則是按土地面積定額徵稅的。秋稅，是在秋熟後按畝徵收糧食；夏稅，是以收錢爲主，或者折納綢、絹、綿、布。
按畝徵稅是徵稅的基本標準，但是在實際徵收時，還有所謂“支移”、“折變”的計算，從而提高了實際徵稅的稅額 。“支移”就是在徵收秋稅時，要求農民運至指定地點交納，如果農民不願隨長途運輸之勞，就要多交一筆“支移”，也就是“腳力錢”。“折變”就是在徵收夏稅時，錢物輾轉折變，也提高了實際交稅額。
官田招佃農耕種，由政府收取地租，稱爲“公田之賦”。但官田本身無人交納秋夏二稅，往往又把二稅加到佃農頭上，加重地租數量，即所謂“重複取稅”。
北宋的身丁稅規定，男子20歲爲丁，60歲爲老。凡是20歲至60歲的男丁，都要交納身丁稅，交錢或交絹，與兩稅同時交納。
北宋承襲五代十國的苛捐雜稅，以類合併，統稱之爲“雜變”。其中名目繁多，如農器稅、牛革稅、蠶鹽稅、鞋錢等，即所謂“隨其所出，變而輸之”。
另有和糴、和買制度。和糴是官府強制收納民間糧米；和買是官府強制收購民間布抽。在實行和糴與和買之初，是按土地多少，分別派定強制徵購的數量，並付給一些預付款，到後來，則都是“官不給錢而白取之”。
司馬光曾言：四民之中，惟農最苦。農夫寒耕熱耘，沾體塗足，戴星而作，戴星而息。蠶婦育蠶治繭，績麻紡緯，縷縷而積之，寸寸而成之，其勤極矣。而又水、旱、霜、雹、蝗、蜮間爲之災，幸而收成，則公私之債交爭互奪，谷未離場，帛未下機，已非己有矣。農夫蠶婦所食者糠籺而不足，所衣者綈褐而不完，直以世服田畝，不知舍此之外，更有可生之路。
以這位老兄的人品和生活的時代，大概是可以保證這些話的可信程度的。
總之一句話，農民這個職業從古到今都是生存狀態最差的社會底層。你都底層了，大家壓迫你一下，讓你的負擔重一點，沒什麼問題吧？
當然，以中國農民忍辱負重、吃苦耐勞的品格而言，“一下”和“一點”大都是可以忍受的。
如果連農民碗裡的最後一口飯都要搶去，最後一片遮體的衣物都要拿走，農民即便是性格再好只怕也要“反他娘”了，斷然是做不到老老實實等死的。所以，中國王朝的變革往往都是以農民爲主力的。
有廣大農民參與了，叫“起義”；沒有農民參與的叫“造反”,是要很快被消滅的。
這樣看來，無農不穩除了說明農業作爲傳統農業社會的經濟基礎，還是有正治意義上的考量的。
至於商人之所以被排在“四民之末”的悲慘地位，方仲永只想說一個字：全都是自己作的。
據說，周朝的建國者們在反思商朝滅亡的教訓時認爲，殷商之亡就是因爲民衆熱衷工商而荒蕪了農業，造成民心浮躁，國基不穩。因此，轉而推行鄙視工商的重農政策。在周制中，工商業者的地位變得非常低賤，“百工”常與處於奴隸地位的臣妾（男女奴隸）並列。於是士農工商的社會分工階層就基本上確定了——儘管那時候的農指的是中小地主。
更可氣的是呂不韋這個傻缺弄出了個奇貨可居的典故。
《戰國策·秦策五》載：濮陽人呂不韋賈於邯鄲,見秦質子異人，曰：“此奇貨可居也。”歸而謂父曰：“耕田之利幾倍？”曰：“十倍。”“珠玉之贏幾倍？”曰：“百倍。”曰：“今力田疾作,不得暖衣餘食；今建國立君，澤可以遺世，願往事之。”
更更可氣的是，呂不韋這個傻缺在販賣帝王成功後到處嚷嚷（不排除政敵抹黑的可能），最後被“貨物”的兒子給弄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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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的帝王一看，好啊，這是有刁民要害朕啊，全部拉出去咔嚓了。轉念一想，這些肥豬留到需要的時候，比如說遭災啦、打仗啦、修建宮室啦等等需要錢財的時候再宰殺了，豈不妙哉？
但既然終究是要當肥豬宰了，社會地位低一點也就不是什麼大問題了。誰家會給豬穿綾羅綢緞，誰家會給豬變成士子（入仕）的機會，於是各種歧視性的規定層出不窮。有嚴苛些的，直接就把商人定爲“賤籍”。
豬嘛，無所謂！要是敢瞎哼哼，不等過年就把你給宰了。
另外，商賈“不事生產，囤積居奇，低買高賣，以次充好”的惡行也被廣泛宣揚，儘管有些誇張，但以方仲永後世的眼光來看，還可以再加上無數的貶義詞來證明商賈的“黑心”與“不良”。
對此，“工”表示，躺槍了。
如果說，古代定義的商業是純粹的產品販運和銷售的話，工應該就是生產企業了——儘管只是手工業。
不知道怎麼回事，中國古人對於手工業的感情是非常複雜的。一方面，貴族們對各種能夠提高自己生活水平（享受）的“奇技淫巧”貪腥嗜腐，一方面又對於能夠提高廣大百姓生活水平的發明創造不屑一顧。
如宋朝就設有將作監：掌管宮室建築，金玉珠翠犀象寶貝器皿的製作和紗羅緞匹的刺繡以及各種異樣器用打造的官署。監二人稱將作大匠，從三品的高官；少監二人，從四品下。
對各種發明的獎勵，宋朝較其他朝代有所提高。史載：有人制定“新曆二十卷”，便拜“司天監賜官”；制定“乾元歷”頗爲精密，皆“優賜束帛”；有人獻所制火藥、火球、火蒺藜，項綰“獻海戰船式，各賜緡錢”。具體獎勵了多少錢，我們無從知曉，但不會太多應該是可以確定的。否則，以古人記史的習慣，定要來個“賜錢百萬、千萬”的。
至於方仲永提出的“無軍不強”，其實是有些魯莽了。幸好王益自覺方仲永是“自己人”，沒有害他的心思。若是那心懷叵測之輩，就這一句話就要把方仲永踢出士大夫的行列了。
蓋因本朝太祖趙匡胤得國其實是不怎麼正的。
那趙匡胤原本是後周世宗柴榮麾下的大將。後周顯德六年（959年），柴榮於北征幽州時病倒，回京不久後駕崩，時年39歲。逝世前，柴榮任命趙匡胤爲殿前都點檢、歸德軍節度使。次年（960年）正月初一，傳聞契丹兵將南下攻周，宰相範質等未辨真僞，急遣趙匡胤統率諸軍北上禦敵。周軍行至陳橋驛，趙匡義和趙普等密謀策劃，發動兵變，衆將以黃袍加在趙匡胤身上，擁立他爲皇帝，史稱“陳橋兵變”。隨後，趙匡胤率軍回師開封，京城守將石守信、王審琦開城迎接趙匡胤入城，脅迫周恭帝禪位。趙匡胤即位後，改國號爲“宋”，仍定都開封。石守信、高懷德、張令鐸、王審錡、張光翰、趙彥徽等皆得授節度使位號。
儘管有諸多文人粉飾，將趙匡胤描寫的無辜而被動，但趙匡胤黃袍加身的整個過程充滿了濃濃的陰謀氣息。好兄弟屍骨未寒，你就脅迫人家孤兒寡母把皇位“讓”給了你，合適嗎？
趙匡胤“被迫”當上了皇帝之後，覺得龍椅坐得很舒服。就怕其他如石守信、高懷德等手握兵權的大將也“被迫”了一下，就來了一出“杯酒釋兵權”，非常完美且又毫不血腥地解除了幾位統兵將領的兵權。
“杯酒釋兵權”之後，趙匡胤又進行了一系列的軍事改革。
新設樞密院與三衙統領各有所司，三衙雖然掌握禁軍，但卻無調兵和發兵的權力。樞密院有發兵、調兵之權，而不能直接掌握軍隊；行“強幹弱枝”之策，調各地精銳官兵組成禁軍，半數留於在京城拱衛皇城。又行“更戍法”，無論駐屯京城的禁軍，還是駐在外地的禁軍都必須定期調動。京城駐軍要輪流到外地或邊境戍守，有的則要到產糧的地方就糧。
這樣一番操作下來，老趙家的皇位是穩當了，但其造成的後果也是嚴重的：兵不知將，將不知兵，軍隊戰鬥力大幅度下降；不懂軍事的文官控制軍隊，造成軍隊戰鬥力再一次大幅度下降。如此連番降下來，軍隊還有多少戰力實在令人懷疑，“宋鼻涕”的帽子也就摘不下來了。
方仲永不願意繁華的大宋被野蠻落後的遊牧民族侵襲，強軍這一步是一定要走的。
後世軍事理論認爲，在武器沒有代差的情況下，戰爭打的是後勤，是資源。要強兵，先富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