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已經撒歡兒夠的“四大才子”們又陪着一衆女眷遊玩了揚州城內的名勝古蹟。衆多的勾欄瓦舍是不太適合女眷去的，也就去了大明寺進了香，又去瘦西湖——彼時還叫保障湖——看了兩岸的景緻。雖說滿樓紅袖招似乎風情的樣子，但對於有美人陪伴的方仲永來說，也就只是個景點罷了。
艹艹看過，很快也就索然無味了。王氏也是不喜這遍地煙花的場所，以爲待得久了難免損耗男兒氣概，決定即日北上。
許是明白方仲永此番離去，便如同那黃鶴一去不復返了，年幼卻頗有心計的秋娘居然也趕來送行。
早已領着一羣爪牙前來送別的石宗永笑道：“原以爲文遠不好美色，卻原來行的是欲擒故縱之計。只怕日後，秋娘的一顆心都要系在文遠身上了吧！”
那秋娘以手掩面，故作嬌羞道：“石公子戲弄奴家。奴家不依，奴家不依啦！”還作勢用粉拳捶打石宗永。
石宗永也假裝吃不住痛，不斷哀聲求饒道：“饒了小生吧！小生知錯了。”
原本還對那小蘿莉有一絲旖唸的方仲永，冷眼看着這一對“姦夫**”，呃不，“買方賣方”耍怪，不垢不淨，不增不減，不愛不憎，心如古井不起一分漣漪。心中默唸三字真言，秀恩愛，死得快。
揮手作別，船隻進入了運河水道。
也不知道當年隋煬帝修建京杭大運河的時候是怎麼想的，又是怎麼做的，生生地通過一條人工挖掘的河道（當然是在儘量利用舊有河湖的基礎上）將中國的三大水系長江、黃河、淮河連成了一體，其工程的體量當與修建長城相當，技術難度恐怕就要略勝一籌了。
好大喜功的隋煬帝，還沒有來得及享受到運河帶來的便利，隋朝就二世而亡了。但要知道的是，隋文帝定的都城是大興（西安），隋煬帝即位後遷到了洛陽，怎麼看都和明清時期的北起涿郡南至餘杭的大運河不是一回事兒。
絞盡腦汁，方仲永纔想起是隋煬帝以洛陽爲中心，向東南修到了餘杭，向東北修到了涿郡。元朝的時候，定都燕京，就先後開鑿了三段河道，才把原來以洛陽爲中心的隋代橫向運河，修築成以大都爲中心，南下直達杭州的縱向大運河。而當趙匡胤黃袍加身選定都城的時候，可能覺得洛陽的風水不太好（？），纔在洛陽的東面選定了同在運河旁的汴州爲都城。
要說這大運河最讓人稱奇的地方就是那與三大水系交匯處的船閘了。以運河上最大的貨物集散中心揚州爲例，長江水勢高，由長江進入運河的船隻順流而下沒有任何問題。但由運河如長江的船隻又當如何呢？總不能等到枯水期吧？
不知各位看官有沒有去過三峽，是否注意過往來的船隻又是如何通過落差巨大的三峽大壩的呢？
通常的做法是，船從下游向上遊前進時，把水槽上游閘門關好，下游閘門打開，等水槽裡的水位和下游一致時，船開進水槽，關好下游水閘，上游底部閘門打開，水槽從底部灌水，等水槽水位和上游一致時，打開上游閘門，船開出水槽向上遊前進。上游到下游則反之。如此反覆（最多時，可有五級船閘之多）即可通過落差峰值一百多米的三峽大壩。
您當時一定爲如此天才的設計驚歎了吧。然而，方仲永同學要告訴您的是，利用階梯船閘通行落差較大的水道的做法是“古已有之”。就說這眼下的揚州碼頭，就採用了二級船閘通行的辦法，將運河的船隻穩穩當當地送進長江水道。
只是，時已初冬，水量銳減，不復滔滔江水涌入運河的盛景。但也正因爲是初冬了，往來的商船、客船益發的多了起來。畢竟都想着能在年節前，或是趕回家中團聚，或是將販運的貨物賣個好價錢。當然其中最多的還是運送米糧、食鹽、布帛的官船，或是撲賣下轉運訂單的勳貴的商船，如石家、高家。
且夫北方缺糧，西北更缺，長安、洛陽、汴梁幾座大都市的口糧、食鹽等一應用品幾乎全靠運河的漕運。運河之繁忙可想而知。
以當時全世界最大的都市汴梁爲例，人口近二百萬，這其中有幾個是種莊稼的？如果僅靠城外的幾畝沙地、幾處莊園所出產的糧食，只怕餵雞都不夠。
那麼汴梁一年經運河所供應的糧食有多少呢？據史料所載，最高峰時約爲八百萬石（近十億市斤）。當然，並非汴梁人個個都是大肚漢，自己吃用是用不了這麼多的。還要經由朝中的官員調撥全國各地，特別是缺糧的邊境地區以作軍糧。
由南方經運河向北輸送的糧食、錢帛等鉅額物資，不僅用來供養在汴京駐防的數十萬軍隊，及支付中央政府的行政費用，而且還有一部分運往河北、河東及陝西等路，以滿足邊防之需要。因爲北宋與北方的遼和西夏兩政權並存，邊釁時起，而河北、河東、陝西三路正當其衝，所以北宋在這幾個地方配置了重兵，而邊地重兵所需糧餉又非當地賦稅所能應付，宋廷不得不把一部分由運河北運的物資轉往三路。
不客氣地說，如果把運河封閉截斷，汴梁立刻就會陷入糧食供應緊缺的恐慌，邊軍也必然因缺糧而譁變。若是封閉時間稍長些，比如半年，則東京城將不攻自破，大宋必將分崩離析。
運河於大宋而言，實乃國之命脈也。
因此，自趙匡胤定鼎以來，歷代宋皇對運河都是當命根子一樣重視和愛護的。
環繞汴梁的惠民水、汴河、五丈河、金水河，就像心臟的四條大動脈一樣，將給養運送至汴梁，再由汴梁輸送分配至全國各地。其中以運送南方物資的汴河最爲重要，太宗淳化二年（991年），太宗曰：“仰給在此一渠水。”神宗熙寧時，參知政事張方平亦曰：“以漕運爲本。”
爲了保證漕運所需，宋代官營船場每年打造大量漕船。太宗至道末年（997年），一年內共打造漕船三千二百三十七隻。真宗天禧末（1021），年產二千九百一十六隻。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諸路創漕船二千五百四十艘”。
如何確保各地物資的安全運至中央，是趙宋王朝必須要面對的問題，因此漕運審計機構應運而生。
宋代關於漕運審計的法規主要分爲四個方面，分別是漕運的起發時限、行程歷和批書的管理與獎懲制度。
首先是漕運的起發時限。顧名思義，此項法規主要對物質的運輸時間加以限制，其根本目的是爲了防止負責押運的官員作弊，停泊過長時間從而將官方物資變賣，然後以各種理由謊稱物資遺失，例如雍熙四年有一押運官員“訪聞西路所發系官竹木栰拖緣路至京，多是押綱使臣、綱官、團頭、水手通同偷賣竹木，交納數少，即妄稱遺失”。除此之外，這項法規還保證了一些具有時效性的物資能夠完好的運輸到京師，例如茶葉“不得積留在彼，損惡官茶”。
其次是行程歷和批書的管理。這兩者從本質上來說都是爲了瞭解押運人員在押運途中辦事是否符合規章制度，從而以此爲根據進行獎懲，換句話說，這兩者是押運人員獎懲考覈的重要依據，如果押運人員行程歷損毀，即使將物資完好的押運到指定地點也是沒有辦法進行獎賞的。對此，《宋會要輯稿》載：“諸押綱人毀失行程歷被人毀失同。而無照驗，或妄稱毀失，及本綱附載未足，而不於經過處批書者，稽程礙賞雖有緣故，應豁除日限而不曾批書亦同。各部在推賞之限”。到達目的地後，押運人員糧綱行程批書將會被統一收集，彙總後一併上報，由相關機構審查，此爲批書的管理。
接着是獎勵措施。爲了鼓勵押運官員恪盡職守，宋朝對漕運人員設立了一系列的獎勵措施，例如押運鹽等易損之物，如果在途中散落遺失的數量小於規定的數量，那麼參與這次押運的所有人員將會得到不同程度的獎賞。再例如對於押運數年皆不犯錯的人，宋廷也會給予不同程度的獎賞，對於一年不犯過錯者，通常會給予減少磨勘和錢財的獎勵，對於五年不犯過錯着，除了給予錢財獎勵還會直接提升其官職。
最後是懲罰措施。
在運輸途中，宋廷是允許物資出現損耗的，規定汴河糧綱每八千碩，允許拋失四百碩以下，但是如果超越了這個限度，便將會受到徭役的處罰，因此一些押運人員往往在拋失過多的時候，會直接將包括運輸工具在內的所有物資都拋棄，然後謊報天災，從而避免受到處罰。這種行爲的存在極大的浪費物資，宋廷自然是知曉押運人員的所作所爲，但出於之前法規中並沒有描述這種行爲，所以一開始此風盛行卻也沒有辦法依規處罰。後來，針對這一弊病規定“自今如有拋失舟船，其殿侍、軍大將信縱有申報患狀，並不免拋失罪名”。如遇惡劣天氣，遭遇沉船也要極力搶救物資，且“如救及分，別無侵欺者，原其罪”。
具體拋失官物的處罰，以及審計機構人員的責任，《宋會要輯稿》中有詳細記載：
“諸押綱人、部綱兵級、梢工失覺察盜易欺隱本綱及本船官物，事雖已發而能自獲犯人者，除其罪。二人以上同犯，但獲一名亦是。諸綱兵級和僱人同。博易本船官物，罪至徒；杖罪兩火同。地分催綱、排岸巡檢、縣尉司干係人失覺察者，杖一百，命官減二等。三十日內能獲犯人者，不坐；二人以上獲一名，亦准此。”
然並卵，正如吃飯穿衣是人的最基本的需求一樣，看着可愛的小錢錢白白地從自己面前走過，實在是對個人品格的極大考驗。遺憾的是，古今中外，許多人沒能通過考驗。
即便宋太祖自立國初期就定下了“獨於治贓吏最嚴”的基調，不僅依據律法嚴懲犯贓官吏，而且還通過任官制度加強對官員行爲的監督和約束，對非死罪犯官員在敘用、擢升磨堪、舉薦和致仕等方面進行了嚴格的限制。
但再次然並卵，君不見即使明太祖法外用刑“剝皮楦草”，也並未使明朝的吏治清明到哪裡去。再說了，宋朝的官吏表示，咱用得着貪腐嗎，隨便做些生意，接受些投獻的土地，再加上朝廷優厚的俸祿（對於高官來說），根本不用做那些下三濫的事兒。
但是，沒有了外快，工作起來似乎老是感覺缺少了點什麼，就像加班沒有加班費一般，讓人提不起精神去做出一番成績來。再加上，宋朝官制疊牀架屋，好像很多人都管事兒，又好像很多人都不管事兒，推諉扯皮實在是再常見不過了。
爲此，宋廷承襲唐制，設工部和都水監以專司河湖管理與治理，行導引水源、清理淤積、加強防汛、植樹護堤之責，倒也收到了些效果。特別是關於運河的治理，往往都是皇帝指名某某大臣直接處理，再想推諉也不敢糊弄皇帝老子。一旦有失，必然是京畿震動、官民憂懼的大事，不好好幹就是在拿自己的前途和小命開玩笑了。汝以爲老趙家的刀不利乎？
因此，當方仲永乘船沿運河一路北上到山陽，溯淮河而上至盱眙，再過淮河北岸的泗州時，就算是進入了隋唐大運河的精華段——通濟渠（汴河）了。
用後世的說法，這汴河就是十足十的“黃金水道”。河中往來船隻絡繹不絕，岸邊所植樹木也都養護得當，河水也甚是清澈，間或還有游魚掠過。繁忙而不混亂，環境治理的也不錯，看來天子腳下就是不一樣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