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開封府，也許大多數人首先想到的是包拯、包青天，有上了年紀的說不定還會哼上兩句“開封有個包青天……”。
其實包拯權知開封府的時間並不長，僅只是從嘉祐元年（1056年）十二月至嘉祐三年六月，滿打滿算不過兩年半的時間，就升任右諫議大夫、權任御史中丞了。
之所以會被長期冠以開封府知府的名號，其實是後人——特別是編寫戲曲話本的人——對開封府知府的權力的誤解。
按照後世的想法，天子腳下，首善之地的長官級別一定高得不得了。
確實夠高，但那是開封府尹，位在尚書下、侍郎上，一般是從一品或二品官銜，若爲儲君擔任，則爲一品官銜。實際上擔任開封府尹的親王只是掛名，並不管事，管事的是少尹或是臨時委派的官員，官方說法叫“權知開封府事”。如范仲淹以吏部員外郎身份，臨時負責管理開封府一應事務。真論起級別來，不過是個五六品的小官而已。
但京畿重地，事務繁雜，牽連甚廣，非深受信任、智謀高絕者是絕不可能擔此重任的。縱觀北宋名臣的履歷，未曾擔任此職而爲相者寥寥無幾。而哪一位官員如果被任命爲權知開封府，基本上已經可以宣佈他已經進入上升的快車道了。
只要老老實實地與各方面搞好關係，共同努力保持京城的穩定繁榮，就是大功一件。雖然汴河裡王八的級別都有可能大過這位臨時的差遣官，但縣官不如現管。真要是鐵了心給人家治難堪，你信不信明天就停你的水、斷你的電、堵你的下水道？
當然了，范仲淹是個講究人，這種下三濫的事是做不出來的。
但保不住哪位想要替上官分憂的臨時工義憤填膺，做出些許不太合規距的事兒，咱身爲上流精英，也不好與他們一般見識不是？
所以，你好我好大家好纔是真的好。有什麼事大家商量着來，上能糊弄了領導，下能震懾得住屁民，自然就皆大歡喜、一團和氣了。
但這些都是尋常官吏的做法。
作爲一個自小就立下宏圖大志的漢子，雖已年屆半百（范仲淹生於公元989年，比晏殊還大兩歲），范仲淹卻從未因官職高低而改變過初衷。正如其自言，“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既然咱有幸高居廟堂之上，怎能不多爲那些如草芥一般的賤民多着想一下呢？
這不，上任伊始，范仲淹就大刀闊斧地整肅了一番吏治。
其所作所爲以後世人看來，其實並無多少新鮮。
其一，狠抓市容市貌建設。
司馬光曾有詩“紅塵晝夜飛，車馬古今跡”，描寫當時城市的繁華。別看用詞甚美，翻譯過來就是“無論白天黑夜都是塵土飛揚，而街道上還留着幾個月前的馬糞”。
爲此，范仲淹派出一幫臨時工，呃不，唐朝叫不良人，明清叫五城兵馬司，此時叫金吾街仗司，具體工作內容與性質參考後世的城管，專門負責市容市貌建設。
當然，爲了避免出現粗魯執法，民怨四起，范仲淹還是與尋常官吏的做法不一樣的。
限定時間，限定擺攤範圍，嚴令街司不得吃拿卡要。嚴令不得隨意傾倒垃圾，違者給六十板子。指定垃圾傾倒區域，安排專人定時清理垃圾。
一時，京城秩序大好，官員們上下班再也不堵車了，隨處可見的便溺垃圾也不見了，連空氣似乎都新鮮了許多。官員士紳交口稱讚，趙禎也自以爲得人也。
至於擺攤的小商販，似乎也沒什麼怨言。有地方讓你販賣就已經很不錯了，某街司拿你個西瓜吃吃，又當得了什麼大事？說不定，人家在城裡吃館子也是從來不掏錢的呢？
其二，狠抓社會治安。
與遊蕩鄉間的好漢們只知道打架鬥毆、偷雞摸狗不同，汴梁城裡的青皮們大多都有一顆上進的心。偷雞摸狗哪有竊玉偷香快活，打架鬥毆也不如一擲千金來得瀟灑。
但竊玉偷香、一擲千金都需要錢，那些青皮就拉幫結派，相互勾連，組成團伙，共謀大業。
“猛虎堂”、“黑虎幫”之類的純靠收保護費過活的是最沒有出息的，而且風險太大，一個弄不好就成了殺雞駭猴的那隻雞。智者不爲也！
有些頭腦的，就做些拐賣婦孺的勾當，而且產供銷一條龍。當然也有風險，被官府抓住，多半是要被咔嚓了的。仍然算不得上乘。
最高級的是組建個行會，壟斷某個區域的某行某業的經營，哄擡物價，囤積居奇。大棒開道，胡蘿蔔鋪路，當真是神鬼辟易，做得好大的生意！這一類也是最難管理的，不黑不白，亦黑亦白。加之該類型的組織都會自覺不自覺地找一個大傘頂在頭上，或者乾脆就是某官員勳貴家不成氣候的晚輩組織的，想要整治他們，難度不是一般的大！
但范仲淹是誰，那可是茅坑拉屎臉朝外的漢子，那可是被譽爲“九全之才”的一代人傑。區區蛀蟲，何足道哉？
青皮一律查明罪責，該咔嚓的咔嚓，該贈送“手鐲、腳鏈”的免費贈送，並附贈滄州牢營十年遊。
什麼？嫌手鐲的款式不好，腳鏈打磨的不夠細緻，十年的遊玩時間太長？好辦！咔嚓一下最省事，您要不要了解一下？
論起耍狠，比方仲永整治台州的好漢們還要強硬。
至於那些拐賣人口、殺人越貨的大盜，僅靠幾個街司是不夠用的了。范仲淹就責成本府衙役，會同刑部辦差高手，又奏明趙禎請禁軍從旁協助。任你有天大的手段，被幾百只強弩圍着，就問你怕不怕？
投降是死。
不投降？當時就死了。
何去何從？我太難了。
於是，這些亡命之徒或暫時遁跡於汴梁城下的溝渠中，或倉皇逃離，去一個吏治清明的地方繼續開展自己的“事業”去了。
其實，這都是小事，換做別的人才也能做個差不多。最難的是如何收拾那些背靠勳貴，拼命從百姓身上吸血的行會。
既是好友又是下屬的富弼勸道：“幾乎每一個行會後面都有一家甚至是幾家勳貴在撐腰，六爺您想要從他們身上開刀只怕不易呀！”
爲什麼富弼會喊范仲淹六爺呢？
還得從天聖四年說起。那年，范仲淹在泰州地區任職。其間，因與監管酒稅官員富言來往，認識了隨父而來泰州讀書的富弼。這位二十出頭的洛陽才子，儘管飽讀詩書，提筆成文，胸有溝壑，豪爽大度，卻還只是個秀才。
范仲淹一見之下，頗爲驚訝，覺得他資質不凡，將來必有大成。於是便揣着他的文章，去見時任御史中丞的晏殊，鄭重推薦說：“此人天下之奇才也，願舉於朝而用之。”
晏殊向以知人聞名於世，看罷文稿，頗爲稱許，聽說他尚未婚配，恰合東牀之選，就託范仲淹從中作伐，將自己的女兒許配給富弼。
天聖八年，宋仁宗頒詔制舉特科。范仲淹又對富弼說“子當以是進”，並薦他爲茂材異等。
經范仲淹指點和激勵，富弼得以步入仕途，並與范仲淹結成忘年之交，日久彌深。富弼比范仲淹小十五歲，向以父輩尊稱，故稱之爲“六爺”。
灌水完畢，轉回正題。
范仲淹對富弼的勸說是根本不在意的：“不過是些冢中枯骨而已，何足道哉？且本朝歷來重文輕武，這些勳貴多是些酒囊飯袋，靠着祖先餘蔭、官家仁慈，才苟延殘喘。我既受官家指派，自當還百姓一個朗朗乾坤，清平世界！且看老夫的手段，定把這些蠹蟲一掃而光！”
富弼再勸：“鹹平五年時，先帝感於衆多商戶挖開坊牆臨街開店，特下詔治理侵街之亂象。然衆多勳貴阻礙，至今仍無甚改觀。六爺，慎之呀！”
古往今來，似乎能成大事者都是在性格上有些偏執的，范仲淹也不例外。執拗起來，雖宰相、皇帝也照懟不誤，區區勳貴哪裡會放在心上。責令三班衙役、街司等清查各行會往來賬目略有紕漏者罰款，投機倒把者關張，作奸犯科者繩之以法。
一日，查到西水門碼頭米糧行會。罰款，不交；關停，不聽；抓捕帶頭者，言說去呂相府上述職了。
又一日，查馬行街鹽商公會。掌櫃的甚是囂張，言說此乃吏部侍郎與呂相的生意，你官太小，不配了解內情。
再一日，查汴河騾馬商會。范仲淹親自帶領，掌櫃的倒是給了些臉面，拿出賬簿來。只是不住地冷笑，說什麼“呂相的生意也敢查，官是不想做了”。你一個行腳的行當，也想用呂夷簡的名頭壓人不成？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范仲淹深恨之。
回到府衙，暗中調查一番，卻又驚出一身冷汗。
那呂夷簡世代簪纓，曾祖即爲後唐兵部侍郎，叔父呂蒙正乃太平興國二年的狀元，三次登上相位，門生故吏遍天下。呂夷簡更是深諳爲官之道，諂事劉太后，天聖六年即拜同平章事。朝中諸事，一言而決也。幸虧官家親政後，罷了他的相位，否則必成尾大不掉之勢也！
俗話說，計劃趕不上變化。
十月，太傅薛奎病重，趙禎親去慰問。
因陳堯佐老邁，不堪驅使，帝問及晏殊可堪爲首相，薛奎言:資歷尚淺，不可驟升。帝問:呂夷簡可否？薛奎不能答，遂逝。帝大慟，罷朝三日。
旋即，呂夷簡起復，任平章事，加右僕射，封申國公。
范仲淹聞訊大驚，這樣的門閥日後必爲禍患，不得不防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