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鈞雖然把兗州孔府的根兒都拔了，但他其實不反對儒學，甚至覺得孔子、孟子，很多四書五經講的很有道理。
即便是萬曆維新浩浩蕩蕩，大明的丁亥學制，並沒有拋棄儒學，因爲儒學裡面有很多的內容，也是值得借鑑的，無論是個人的修身，還是國朝問題，都有重要意義。
比如孟子曰：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也就是朱翊鈞所說的，國朝最爲危險的就是鮮花錦簇日，歌舞昇平時。
如果沒有任何的危機意識，國家滅亡就是必然的，作爲統治階級，不能沉湎於鮮花錦簇和歌舞昇平，而是應該看到水面下暗流涌動的危機。
因爲一旦沉湎於鮮花錦簇和歌舞昇平，就必然會帶來一個可怕的結果，那就是飾勝，把一切的一切都包裝成爲勝利，輸也能變成贏，最終在不斷的贏贏贏的掌聲中，走向滅亡。
大明在晚明到南明這段時間，就充斥着這種贏贏贏的風潮，闖王李自成被剿滅了數次，最慘烈的時候，身邊就只有二十一人，但很快他就再次拉起了百萬的農民軍，把大明王朝給斷了。
崇禎九年，第一代闖王高迎祥被剿滅，高迎祥被拉到京師凌遲處死，這對大明而言是巨大的勝利，從萬曆末年開始的陝甘寧三地的民亂，看似是畫上了一個句號。
崇禎皇帝贏了，但其實也沒有真正的勝利，因爲他沒有解決民亂爆發的根本誘因。
朝廷欠餉，讓三邊軍屯衛所的基層軍官都開始逃離衛所，加入了農民軍成爲了基層的組織者，讓農民軍有了正面對抗官軍的實力；
其次，陝甘寧三邊大旱，沒有糧食賑濟災民，無窮無盡走投無路的百姓，只能跟隨闖王。
最重要的還是人地矛盾，自萬曆十年張居正離世後，天下再無人敢抑制兼併，因爲地主官僚階級對張居正爲首的張黨，展開了最深入的清算，任何和張居正有一點關係的人，都要被徹底打倒，地主官僚階級勝利了，再沒人敢抑制兼併了。
消滅農民軍對於大明官軍而言不是難事，一直到崇禎十五年，大明官軍對農民軍依舊是優勢，洪承疇對農民軍幾乎完勝，但贏，已經沒什麼用了，可是如何讓百姓安頓下來，不再成爲農民軍的兵源，纔是最大的矛盾。
而矛盾說提供了一種切實可行的觀察問題的方法論，現象、問題、原因、方案、實踐、修正、再推行、再修正，這一套的方法論，無往不利。
大明贏學要真的贏，要建立在矛盾說的基礎上、建立在華夷之辯的基礎上，而不是飾勝。
大明士大夫普遍可以接受在陽明心學上建立的矛盾說，也可以接受在華夷之辯、矛盾說上建立的大明贏學，而不是蠻夷飾勝贏學。
但大明士大夫階級，其實真的很難以接受階級論。
大明士大夫在大明思辨成果文集的傳播過程中，對矛盾說的註釋進行自己註解，但對階級論則採用刪減、修改的方法，來對抗階級論的傳播。
在許多讀書人的眼裡，矛盾說很好，甚至值得深入討論，可階級論得看統治者是否認可。
張居正寫出第二卷分配，就直接燒了，不是皇帝挽救及時，根本不會刊行。
而階級論第三卷乾脆就是朱翊鈞寫的了，連張居正這個革故鼎新的改革家、變法者，都難以接受第二卷，更別說第三捲了。
朱翊鈞和袁可立伸出了同樣的手，就是告訴袁可立，他的立場，他們在志向上相同，在行爲上相同，在階級認同上相同，同志同行則同樂者。
“陸樹聲到全楚會館索人，朕不認可，他自己選擇私門小利，以個人利益爲首，那是他的自由，自私在朕看來，是個中性的詞，人不自私，那就不是人了。”朱翊鈞頗爲確切地說道：“但他不能以自己的行爲標準，去要求別人。”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自己不願意的事兒，也不要強加於他人，這句話強調的是勿施於人，不要把自己的那套利己思維，強加於別人身上，這纔是有修養，人和人各有不同。
“先生主要是擔心袁可立沒有人給他撐腰，扛不住一些風波。”熊廷弼爲張居正說了句好話，殿試之後，單獨宣見了兩名學子，這是告訴天下人，袁可立是皇帝罩着，可之前袁可立可沒這等殊榮。
人要活在現實裡，自己承擔不了的風波，要極力去避免，那不是迎難而上，而是找死。
“現在有人給禮卿撐腰了。”朱翊鈞當然清楚張居正的擔心，怕百年之後，袁可立還沒成長起來，沒有保護自己的力量。
拜師陸樹聲，做個看起來有點傳統的讀書人，對於袁可立而言，是不可接受的，否則他就不會罵萬曆皇帝了，還罵的那麼難聽。
朱翊鈞看着袁可立說道：“禮卿會試的文章，朕看了，你的文章寫的很好，六千舉人，只有七十份說了這萬曆維新的弊端。”
袁可立在歌功頌德和鍼砭時事上選擇了後者，他其實早就做出了選擇，而不是陸樹聲上門，才做了選擇。
貢院會試多了一個規矩，因爲是皇帝發考籃，所以所有的草稿紙張，不得帶出考場、不準丟棄，而緹騎會將每一張草稿紙收集起來，對每一名中式貢士進行覈驗，防止弄虛作假。
搜檢懷挾官仍然常設，因爲有些人會把夾帶藏進穀道裡，雖然非常噁心，但確實發生過，這塞進穀道裡，總不能是有人栽贓嫁禍了。
在搜檢之外，現在會試，多了一套驗證的程序，沒有人的文章是一氣呵成的，尤其是這會試，需要多次謄抄，力求寫到完美，那麼草稿紙，就成爲了覈驗的重要工具。
等到確定無誤後，這些草稿紙會被打碎放入池子中，放入白土漂白後，再次做成紙張。
浪費是極其可恥的。
因爲有核驗的程序，所以袁可立寫了一篇錦繡文章，修改好了，最終卻選擇了鍼砭時事，這是勇氣。
而袁可立的文章寫的極好，主要是萬曆維新的新政，在推行過程中，出現的問題，新政在河南地方是非常成功的，但仍然存在一些新的矛盾和問題。
袁可立從河南本身出發，探討了內陸地區的發展困境。
大明已經形成了一種路徑上的依賴，大明貧銀貧銅、內部貨幣錢荒、內部需求不足、海外有金銀銅、產業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區、大規模生產用商品換到貴金屬、再投入擴大再生產、而後逐步輻射腹地。
這種路徑有兩個巨大的弊病。
第一個生產再擴大仍然在滿足外部需求，而非內部，甚至因爲外部需求不夠旺盛，陷入了惡性競爭的困局之中，擴大後的生產，並沒有逐步輻射到腹地。
造成這種原因也簡單，內地的錢荒問題，沒有根本性改變；
這個弊病是極爲可怕的，因爲無法完成內需的建設，大明空有商品優勢，完全無法發揮商品經濟的優勢，從海貿中，獲取更多超額的利潤的同時，還會增加離心力。
價值受勞動強度、勞動時間、勞動難度影響，而價格圍繞着價值、供需、成本進行波動，這是生產圖說裡關於價值和價格的討論。
大明沿海地區產業豐富，大明內部無法消化，就得依靠外部需求，這個時候，主動權就交給對方。
這就走入了一個怪圈，產業越豐富，越密集，越要壓價，利潤降低，越不賺錢的困境。
大明是個整體，但兩京一十五省五大總督府，也有個嫡庶之分，在重大危機面前，還有可能各地趨同，可是涉及到了各種細分的產業利益瓜分，親兄弟也要明算賬的。
如何在萬曆維新中，保證向心力，不因爲利益分配的問題分家，是朝廷必須要考慮清楚的。
簡單而言，就是外向型經濟，造成的地域發展不平衡的矛盾；內需建設不充分導致內需不足之間的矛盾，這兩個矛盾影響國朝根本。
第二個問題，就是老生常談的人口流失、人口不足的問題了，而袁可立用一句俗語，解釋了這個現象背後折射的問題：窮的不生，中人之家也不生；
原因也簡單：幹活的時候嫌人少，吃飯的時候嫌人多。
窮是討不到媳婦，就是討得到，生出來養不起，所以不生，但中人之家，也不生，就非常詭異了，大明很多的中人之家，即便是有了孩子也會溺死，不是養不起，而是供不起。
大明天下，窮人和中人之家佔據了絕對的多數，他們不生，大富大貴、頂層向下開枝散葉，又能生幾個？王崇古家裡足夠有錢，他就兩個兒子，還有一個英年早逝，留下一個王謙，而王謙一共就兩個兒子，兩個閨女，說什麼也不肯生了。
而袁可立在會試的文章裡分析了問題的癥結。
小到一個家庭，大到大明江山，都是如此。
幹活的時候，希望人多多的，一起創造財富，等到分配的時候，又開始嫌吃飯的人多，即便在鄉野之間，耕種農桑最需要勞力，可是一個勞力從小到大，吃的又多了。
袁可立在皇帝面前，侃侃而談，絲毫沒有露出任何怯懦，將自己的想法解釋的非常清楚。
對第一個問題，他提出了三個主要解決的辦法，大建馳道進行分配、黃河歸故讓兩淮地區擺脫黃河帶來的困擾、而後疏浚淮河、長江，讓沿海的富裕順着大江大河馳道，向腹地輻射。
當然這都是遠景規劃，現在大明的生產力，還是對黃河有些無能爲力，讓黃河歸故才能疏浚淮河，讓長江黃河流域，輻射到大明大部分地區，沒有大江大河的地方，則依託於馳道。
這個思路是完全正確的，但是時間尺度在百年之上。
第二個問題，則主要聚焦于田政之上，清丈還田、營莊減租，四管齊下，期許在有生之年，能夠徹底執行下去，最終奠定了萬曆盛世的堅實根基。
相比較還田，袁可立更加推崇營莊法。
在他看來，還田之後，這些田土最後還是會被兼併，營莊集體所有，反而會讓鄉野之間達到一種微妙的平衡，大富大貴不敢想，但吃得上飯還是可以期許的。
朱翊鈞叫袁可立入通和宮，其實沒什麼正事，就是一種立場宣示，他就是個學生，經驗不足，討論的內容，十分的空洞，他需要不斷的成長，在實踐中不斷的積累經驗，修正認知。
“陛下，臣欲往倭國。”熊廷弼看袁可立說完了，終於輪到自己了，他已經迫不及待了。
去倭國當然是殺倭寇，即便是東征九捷，大明完勝倭寇，但圍繞着礦區的小規模戰爭還在繼續，他前往倭國就是爲陛下看好銀山。
“這麼急的嗎？”朱翊鈞略有些不捨的說道：“要不還是去綏遠吧，綏遠現在道路通暢，若是有事，也方便回來。”
綏遠近，而且綏遠交通方便，回京坐着火車就回來了，現在去倭國，一年幾封信，幾年都見不到一次了。
而且倭國石見銀山也是個窮鄉僻壤的地方，要什麼沒什麼，去那邊就是吃苦。
“綏遠已經安穩了。”熊廷弼滿臉笑容的說道：“陛下，殿試之前，陛下和先生都以科舉爲重，不讓臣出門，臣已經錯過了入朝抗倭，無論如何，都不能再錯過前往倭國的機會了，否則臣會懊悔終身。”
綏遠已經很安穩了，已然不用拼命了，去倭國可能會死，但不去，一輩子都會後悔。
就熊廷弼而言，他寧願不考科舉，也想入朝抗倭，他其實還喜歡走武夫的路線，簡單而且直接。
“當謹記萬宗伯所言，夷狄狼面獸心，畏威而不懷德；還有那句，倭人有小禮而無大義，固擅下克上也。”
“到了倭國，切記，不要相信任何的倭人，你這個年紀，還有些年少天真，總覺得有些人是可以信任的，但朕看來，人心隔肚皮，沒有翻臉的時候，根本不知道他究竟什麼想法。”
“全楚會館的老木匠樑叔樑壽堅，朕見過他好多次，完全沒想到他會這麼做。”
“保住自己的身家性命，只有活着，才能爲大明盡忠。”朱翊鈞最終還是選擇了放手，雄鷹長大了要翱翔於天際之間。
“臣謹遵聖誨。”熊廷弼再俯首，他要去的地方是石見銀山，要做的事，就是擊退一切膽敢染指陛下銀礦的倭寇，這是利益之爭，根本不可能有什麼溫情可言。
對於袁可立而言，樑壽堅的行爲頂多是栽贓陷害。
但對於熊廷弼而言，他的書箱被放了夾帶，樑壽堅的行爲是背叛，樑叔作爲他成長經歷中極其重要的人，這種背叛，讓熊廷弼深切的明白了，人心隔肚皮是多麼傷人。
熊廷弼也第一次理解了，爲何陛下總是更喜歡把關係建立在利益上，而不是情感上，比如陛下對總督府的管理，就是利益爲先，而非情感。
利益關係雖然冰冷，但是牢固。
朱翊鈞示意馮保取來了兩本書，讓馮保遞給了二人，笑着說道：“送你們一本書吧，這是王次輔的暢銷書《論五步蛇的自我修養》。”
“額…”袁可立滿是錯愕，陛下的禮物居然是這本書，別說袁可立疑惑了，連熊廷弼都是眉頭緊蹙，顯然十分的意外。
熊廷弼非常不喜歡王崇古，這就是個奸臣，要不是萬曆元年之後，再無作奸犯科，早該上刑場的人了。
朱翊鈞語重心長的說道：“哎，人心裡的成見就是一座大山。”
“王次輔這本書要好好讀，這裡面，都是做官的學問，是你們缺的東西，這可是海總憲推薦過的書，徐成楚也有一本，是海總憲贈送的，要對付敵人，要做的就是知己知彼。”
“如果你對敵人不夠了解，又如何言勝呢？”
“陛下聖明。”熊廷弼和袁可立互相看了一眼，滿是瞭然，原來是爲了瞭解敵人！
那就必須要好好讀了，讀通透，讀明白，知道敵人所思所想，才能立於不敗之地。
王崇古是個奸臣不假，但王崇古不是個反賊，是否有那個心思，朱翊鈞不知道，也無從得知，但王崇古的行爲上，沒有走上反賊的道路，這是關鍵。
張四維安排人刺王殺駕的時候，王謙給張四維下毒，張四維找死，王家人可不想一起死。
王崇古早些年殺過倭寇，到了宣府大同，他雖然藉着北虜發財，但從來沒有讓北虜犯境，而且自萬曆三年回京，領了工黨後，已經成爲了大明的中流砥柱，國之柱石。
這也符合《自我修養》這本書的內容，奸臣是奸臣，反賊是反賊，奸臣是濁流，清流濁流，皇帝都要用，奸臣總是會自己找到出路。
奸臣做什麼，很多時候，主要看皇帝的命令，因爲奸臣的目的是升轉，而不是和反賊一樣顛覆大明。
朝中還公認，萬士和是個諂臣，不影響人家死後殊榮，也不影響皇帝陛下把萬士和掛在嘴邊。
袁可立回到全楚會館後，就打開了書開始看，第一遍看，他對裡面的觀點嗤之以鼻，簡直是胡言亂語，要天下人都這樣，天下能好纔怪。
他合上之後，又打開看了許久，他照着裡面奸臣的標準，和自己的行爲對比之後，發現無意間，奸臣竟是我自己！
簡直是簡直了，袁可立看完了《自我修養》，有些呆滯了起來。
奸臣的第一原則，崇上，上司的指示高於一切，無論如何要引起上司的注意，無論要贏得上司的認可，你做的一切，都要讓上司看到，否則就是白做；
圍繞着第一原則，有三個規矩。
第一，抓住一切和上司接觸的機會，要引起上司的注意，而且還要留下好印象；
第二，着力做出讓人肯定的成績，並且一定要讓上司瞭解其中艱難；
第三，做好總結，給上司留好功勞，宣傳上，一定要有上司英明領導；
想要升官，這一個原則三個規矩，就要熟練掌握，圍繞着萬曆維新的新形勢，王崇古也給出了新的辦法，因爲考成法的推行，這三個規矩的權重也發生了變化，第二個規矩上升到首先遵循的規矩，即做出成績。
因爲考成法，只要多數人認可的成績，那上司一定能看到這份成績。
而在上司詢問的時候，作爲奸臣，一定要把困難告訴上司，大倒苦水，在一些旁支末梢的環節，要求助上司，給足上司參與感，這一點非常非常關鍵。
王崇古之所以要這麼做，是王崇古入仕以來這麼多年，他的頂頭上司，多數時候，都是一無是處的酒囊飯袋，根本提供不了任何實質性的幫助還會拖後腿，他入仕這麼多年，大部分時間，都是在給上司的異想天開、一廂情願擦屁股。
旁支末梢的地方，讓上司有參與感，大事方面，上司就沒有那麼多興趣指手畫腳了，當事成之後，上司也可以合理的拿到一部分的功勞。
這就是王崇古的向上管理，他這麼說，也這麼做，但有的時候也會出問題，這套行之有效的辦法，有的時候也會失效。
王崇古特別舉了個例子，比如皇宮中軸線鼎建，這可是天大的事兒，陛下蒞臨現場，講可以用建築垃圾回填，講可以把未曾澆築完全的水泥柱，用抹灰人，抹一遍灰了事，而不是拆了重建。
這件事，完全符合旁支末梢的部分，請陛下蒞臨指導。
但王崇古真的沒法幹。
王崇古當初就很想大聲的告訴陛下，這是皇宮，皇宮！神器所在！皇帝是覺得反正沒有多高，而且也不重，完全足以支撐了，能省則省，總歸是塌不了。
這違反了自我修養的第一原則，崇上，上司的指示高於一切這一標準，王崇古沒那個膽子在皇宮鼎建上偷工減料。
如果能力不足，做不成事，又當如何？
王崇古的答案是，無能不要做奸臣，因爲做奸臣要比忠臣更有才能，這樣上司纔不捨得拋棄你，無能也不要做忠臣，因爲你不比奸臣有才能，你的忠誠一文不值。
無能就是無能，回家種地纔是最好的歸宿。
而袁可立會試答卷，就有點像是爲了吸引陛下注意寫的，符合第一規矩要引起上司的注意，而且要留下好印象，毫無疑問，他給陛下留下了極好的印象。
當然這本書對袁可立而言，最大的收穫，是學到了狗鬥術，無論是奸臣也好，忠臣也罷，都要會的技能，如果不會，輸了，你跟大局就沒有任何關係了。
張居正也是鬥贏了，才一步步的走到了元輔的位置。
殿試很快就張榜了，皇帝沒有更改會試的排名，直接發榜，熊廷弼從會元變成了狀元，袁可立是榜眼，探花依舊是吳道南。
而在發榜當天，大明準備已久的《大明軍東征記》和《東征英豪錄》正式刊行了，之所以要這個時間刊行，完全是爲了迎接大軍凱旋做準備，降階郊勞之禮在緊張的籌備中。
東征英豪錄裡，有二十八星宿，比如婁虎駱尚志。
駱尚志原來是一個普通的農夫，浙江餘姚駱家灣人，說是駱賓王之後，他是世襲百戶，衛所敗壞後務農爲生。
他不是武舉出身，也不是捐納升遷，而是完全靠着天生神力，人送外號駱千斤，他的臂力驚人，能舉千斤，能開虎力弓十五箭，次日可再戰的悍勇之人。
從地方遴選入京營後，在萬曆九年就參加了討伐俺答汗之戰，而後在萬曆十三年入朝抗倭。
在東征九勝中，他打了八場，他作爲京營把總出戰，本身卻是陷陣先登。
在平壤，他堵住了小西行長的退路，才導致小西行長被朝鮮花郎踩死；
在開城，他一手舉盾、一手持戟、攀雲梯攻城，爲第一先登；
在仁川、在漢城，他是馬山館爭奪戰的大功臣，斬倭寇物見隊百人，僅次於出身菜戶營的趙吉；
在忠州，他是打忠州山城的陷陣軍，九進九出，首級功二十七人；
在釜山，他率海防巡檢、墩臺遠侯二十七人，一人三馬，一晝夜長途跋涉二百四十里，打的倭寇措手不及；
在蔚山，披堅執銳、身先士卒，被倭寇投石所中，依舊力戰奪城；
在對馬，他率先攻入邪馬臺軍港，配合陳天德，拿下邪馬臺山城；
在長門，他奇兵埋伏毛利輝元，斬毛利輝元領兵大將村上武吉，這是毛利家水師的最高軍團長，更是一切倭寇的源頭。
除了京都之戰，他沒有參與之外，其餘都是死戰不退。
陳天德作爲大明軍瞭山，也榜上有名，爲南天朱雀之首井宿，他的功績主要涉及到了情報方面的支持。
禮記·曲禮有云：軍陳象天之行：前朱雀，後玄武，左青龍，右白虎。
意思就是軍陣就像是天上的星宿一樣，朱雀七宿都和斥候、情報有關；而玄武主要和後勤、物資保證有關；青龍爲中軍，而白虎主殺伐，主要負責攻堅。
所以駱尚志爲婁虎，陳天德爲井雀，趙吉是奎虎，爲西天白虎之首奎宿。
李如鬆爲角龍，爲東天青龍之首角宿，而作戰英勇一樣英勇的副總兵馬林，爲亢龍，爲東天青龍第二。
至於戚繼光，他是奉國公，如果硬要給他弄個星官，他也是太微垣裡的上將星，或者北斗七星裡的破軍。
禮部可沒有糊弄皇帝的意思，真的在好好的宣傳，東征九勝裡涌現出的各種英豪。
大明贏學在穩步構建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