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進的主要部分是輪轂、輪軸、輪輻均採用鐵製，對四輪馬車來說，前輪有一個懸架裝置及一個裝在車軸上的活動轉盤，有點像石磨，在車伕位有一個左右轉動杆及一個前後輪同時“剎車”拉桿，當拉動時，前後輪轂上就分別被二個鐵製疙瘩磨擦抱死，起到減速及停止效果。這個裝置有點像是火車輪的剎車，因爲輪轂是鐵製，剎車的接觸片是生鐵製，當使用中，磨損的就是生鐵片，只要更換就成。當然最驚豔的就是輪子中間的大鼓包，一次性翻砂泥膜成型，後期內壁用“土車牀”加工後，按裝了一個“明朝版圓柱鐵軸承”所以顯的有點大，不過效果很明顯，車輪摩擦係數成倍減小，這一切在姜鐵匠的製作下，很多地方做的粗苯，這就要在往後的製造中逐步改進，比如輪軸、輪轂，用多少厚度的鐵，承載多少重量，如果只是坐人的兩輪馬車，除了縮小輪子的大小，還可以減少輪軸的粗細，或是不用輪軸，直接可以把輪子安裝在馬車前後兩根大梁上，這樣馬車就更加輕巧。
在箱體上裝部分就簡單了，全用木製，裝貨的只是一個平板面，四周帶上一圈欄板，四輪的馬車前輪轉向輪因爲比後輪小，所以在車底下面，而後輪很大用木板包出半圓形狀分割開來，這樣做塵土或是雨天時，就不會把地上的水漬翻上來，起到擋泥板的作用。
還有就是上下車的踏步，目前坐人的馬車上下車要搬一個小板凳子，因爲開口處從馬屁股後面上去，爬進車內。現在這種新式馬車上下就在前輪邊上，因爲前輪在車架下，從側面開一個上車門，加上一個可翻轉的木踏步，很方便地上下車，這樣做的最大好處是朝向前面做成了一扇玻璃窗戶，颳風下雨天也不會影響到車內，傳統的車箱，前面只能用一塊布擋着。
解決了傳動裝置，在車輪上下了一番功夫，翻砂泥坯出來的大輪子光是鐵用量很大外，沒有彈性，所以這種輪子做成了二片，中間還是用火烤木料後輮成弧形拼接而成，兩面就是鐵鑄出來輪子分別是一體成型的輪輻，看上去兩個鐵片中間夾上了木頭，用鐵釘貫穿在一起。這樣做有個好處，製作輪子更加容易，以前的火烤木料後輮成弧形，現在不用輮弧形，只要用木片拼接成外圓就成。
不管怎麼樣，道路硬化纔是馬車發展的方向，可是在明朝官道全是土路，好一點的地方有點碎石路面，只有在一些城裡纔有石板路面及青磚路，可是通過一些河道時，所造的橋不適應馬車通過，有階梯阻礙了車架行駛，可以說，在明朝百分之九十九的官道全是泥土路，而且全是驢馬道，在北方馬車還能通行，在南方只能當成短途旅行，大部分都出不了縣城以外，任重而道遠。
水泥的出現成爲了馬車通行的條件，爲什麼章子俊要把製作水泥推廣出去的原因，要想富，先修路不是五百年後才提出來的，其實在明朝更加迫切。
南京吏部給事中韋眷在給朝廷的奏疏中說道：“因連年天災，朝廷邊關用兵，國庫枯竭，然廬州知府的治理之法，營造出了一個商貿繁榮、農民增收的好辦法，利用房地產工商發達，農桑增產，望推廣之。”
而都察院御史胡靖，更加直接，回京後直接把一木桶水泥，一塊平板玻璃直呈上廷，讓工部的人用水泥加入河沙碎石後，在工部大院內澆築了一塊五尺成方，厚度三寸的“混凝土”，等到三日後，圍觀的官員越聚越多，此時的胡靖就像是一位得勝的將軍，好不自在，這就是廬城之法，聚沙成石，堅硬無比，如用此法鋪路，將告別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如用此法營造房屋… … 。
“請看，還有這一塊玻璃，可鑲嵌在門窗上，透光不透風，可替代目前的窗紙，再也不會擔心受潮和破損… … 。”
胡靖帶來的這兩樣實物，無需說明什麼，能站在朝堂中都是人精，都是目前大明最精明之人，全都看到了此物的好處。
爲此章大人的功勞之大無出其右，應該褒獎，恢復平安伯爵，調回京城任用。
有些人是喜歡像章子俊這樣實幹的作派，而有些人出於陣營表示也沒什麼，更多的人在觀望。如果這樣的事能得到皇帝的信任和看重，那麼像章子俊這樣的官員就會得到“恩寵”，可是現在是朱見深，只求穩定，又想做老好人，一團和氣，把心思全放在後宮上，萬事不管的主，那就另當別論了。
現在的章子俊正在頭痛朝廷的漁政稅收，廬州地界水系豐富，南臨巢湖，從洪武起，朝廷就設了許多的河泊所，且給每處河泊所劃定了管轄範圍，制定了徵稅額度——共分三檔：每年課米（一般折算爲鈔）五千石至上萬石者，設官三名（另有若干胥吏）；每年課米一千石以上者，設官兩名；每年課米三百石以上者，設官一名。明朝下發給各布政司及府州縣河泊所的堪合“皆以河字爲號”，“各記所收魚課米鈔若干，年終進繳”。這意味着朝廷設置的河泊每一處都設定了納稅額度，作爲河泊所官員的考覈任務。完不成課稅額度，河泊所的官員便要受罰。
問題是：在江河湖海里捕撈魚蝦，收成的不確定性遠高於在土地上種植稻麥。耕地可以按肉眼可見的肥沃貧瘠劃出等級，然後按田畝多少徵稅，是一件大體可控的事情。
向江河湖海徵收魚稅則不然，水面寬廣不代表魚多，卻是官府制定納稅額度的主要依據。此外還有許多運氣成分——今天收穫頗豐不代表明天也能有相同的收穫，今年湖裡魚多不代表明年也多；洪水會影響捕魚的收成，築壩攔水與過渡捕撈等也會影響捕魚的收成。收成充滿了不確定性，稅額卻有定數，河泊所的官吏們爲了完成任務，便只能依靠擴大徵稅的覆蓋面（將以前不徵魚稅的小水溝小水塘全都納入徵稅範圍）和加大徵稅強度（強搶百姓的漁網魚簍來逼迫他們繳稅）。
更有甚者，當朝廷派人前來追索欠稅時，河泊所知道從漁民身上已榨不出錢來，便會與地方官員勾結，將欠稅攤派給其他百姓。
朝廷有統一的夏稅，茶椒仍要納糧，果絲仍要繳稅。原產地已納過一次稅，運輸經過的每處關津還要再納一次。對百姓的掠奪何其密集。因爲疾病致死或逃亡棄失之類的原因，貧窮之家勞動力不足時常常被迫拋荒。如此，土地上的產出已不如往日，徵收聚斂的稅賦卻仍是往日的額度。里長胥吏不上報，州縣官府也不管。百姓只好賣掉田產來補足欠稅，只好拿錢來補足勞役。田產減少了每年的稅額不變，人口減少了每年的勞役不變，惡性循環之下百姓越來越慘。
明代的“商稅”並非僅以商人爲徵收對象，而是“行齎居鬻，所過所止皆有稅，……惟農具、書籍及他不鬻於市者勿算”——出門帶的東西，居家賣的貨物，經過關口駐留城鎮時皆要納稅，只有農具、書籍與不曾出現在市場上的物品除外。實際上是一種針對全民的消費稅。
從洪武時代起的商稅稅率，是按商品價值的三十分之一徵收。實際操作中，則不問產量的多寡與價格的高低，一律對徵稅點實施定額攤派。
這是一種典型的懶政。朝廷實施這種懶政的根源，是既想保證稅收總額，又不願提高徵稅的行政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