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過去這一年，作爲朔方太守，河套地區最高行政、軍事長官的程不識，在將主要的精力，放在河套及周邊地區的軍事戰略安排的同時，也將相當一部分精力，放在了觀察、瞭解治下河套部族的生活方式、社會運轉邏輯之上。
經過長達一年的觀察、總結，以及長安天子榮三不五時以書信提點，程不識也已經對遊牧之民，有了一個比較全面的瞭解。
瞭解過後，程不識也愈發覺得遊牧之民，是可以通過非軍事手段征服的了。
——首先，相較於華夏農耕文明，遊牧之民最大的一點不同，無疑便是主要生存手段。
遊牧。
用長安天子榮的話來說，便是通過週期性的遷移，追逐水草的畜牧。
與漢家百姓以農耕爲主要生存手段不同的是：遊牧之民‘遊牧’，是無法固定起生產、生活地點的。
漢家的農人，多半是田畝在哪裡，家也就在附近。
幾百幾千戶人家的田畝相連，這幾百幾千戶人家，也就會聚居於這片農田附近，形成村落，乃至於鄉鎮。
農田帶不走，搬不動，所以漢家的農人，多半一輩子都不會搬家，甚至一輩子都不會走出家鄉所在的城鎮，乃至於鄉里。
生產生活場所長期固定，且是以數十上百年、幾代人爲單位固定在一處，針對漢家農人的統治、治理，自然是相對輕鬆一些。
而遊牧之民，以牛羊牧畜，而非田畝作爲生產資料。
田畝搬不走，牛羊牧畜，卻是可以，也必須趕着走的。
一塊水草，牛羊啃食十幾日，遊牧之民便要遷移換一塊草場。
這導致遊牧之民的人口流動極爲頻繁、流動範圍極大。
再加上草原特殊的地理特徵，也根本不存在設置關隘，監控、掌握人口流動走向的可能性。
在漢家，在農耕文明的社會運轉邏輯中，人口流動，是社會動亂最根本的源頭。
因爲人口流動與否，對於一個縣、一個郡而言，治理難度以及治理所需的精力，是差着十萬八千里的。
在人口流動幾乎被禁止，且受到嚴格管控的當今漢室，一個縣需要治理的，就是當地戶籍的幾千、幾萬戶農人。
不單人口數量穩定不變，甚至就連被統治的人，也幾乎是不變的。
張三李四王二麻子，一天是本縣之民，便一世都是本縣之民。
沒有流動人口，沒有外來因素對當即社會生產、經濟等各方面的影響。
對於一個縣令而言，唯一需要做好的事，便是將治下，這固定的幾千、幾萬戶人家治理好。
甚至可以根據具體的狀況，進行鍼對性的安排！
比如：張三種不好地，得隔三差五派個農稼官去指導一下，然後讓張三帶帶左右相鄰；
李四年輕時在街頭混過，有個啥事兒需要打聽，找李四準能問到蛛絲馬跡；
孫五祖上當過官兒，在官場有點人脈，有需要的時候可以讓他幫忙牽線搭橋，與周邊郡縣，亦或是上一級屬衙往來聯絡；
錢六老實本分，兒子也多，有個啥兵役勞役的，從他家徵丁準沒錯。
在如今漢室健全的戶籍制度下，每個縣，幾乎都能以‘人’爲單位，將治下百姓歸入檔案，構建原始版的‘人才庫’，並作出針對性的治理指導意見。
而且，由於戶籍制度完善，人口流動又被嚴格控制，就使得社會治安狀況，也能憑藉極小的成本，就維持在一個極高的水平。
殺人放火之類——有外來人就查外來人，沒外來者，就查本地那些個地痞流氓，或脾氣火爆的人，準沒錯。
而且大傢伙也都認識，在一鄉、一里都生活幾十年，甚至好幾代人了，彼此是個什麼吊樣也都門兒清。
真要惹了事兒，沒有官府的傳、引，也根本逃不出多遠——不是落草爲寇，慘死深山老林，就是在逃到隔壁縣時被抓獲。
好處數之不盡，弊端約等於零。
而到了草原，到了遊牧之民身上，華夏農耕文明賴以維護社會穩定的人口流動控制，卻成了徹頭徹尾的空談。
漢家，或者說是華夏文化，爲什麼那麼討厭、鄙視商人？
因爲商人居無定所，動不動就要去天南海北貿易行商，一走就是大半年，甚至好幾年。
什麼時候走，他不跟你說，往往是說走就走。
什麼時候回，他也給不出個準確時間，什麼時候想回來就什麼時候回。
外出的這大半年，乃至好幾年，這廝去了哪兒，幹了什麼，是否在深山老林殺人越貨，亦或是死在了其他殺人越貨的商人手中，也根本無從得知。
說白了：商人在封建社會的原罪，便是其獨特的生產生活方式，無法被田地限制與一鄉、一縣。
作爲無法被控制流動的人口，商人羣體，極大的太高了政府的治理成本，耗費了極大了政府經歷，又對社會治安、和諧穩定造成了極大的威脅，同時，卻又在自己謀取龐大利益的同時，並沒有爲國家帶來相應的稅賦、勞動力貢獻。
一說要徵兵，一看商人，出去遊商去了。
一說要徵勞修個水渠，也根本找不到了。
連他去了哪兒、做了什麼都控制不了、無從得知，自更別提從他手裡收取稅賦了。
而草原遊牧之民，對處於封建時期的華夏農耕文明而言，就像是一羣數之不盡的商人，共同生活在一片土地上。
尋常的郡縣，千兒八百號人裡纔會出一個商人、一個不受控制的刺兒頭，不安定分子。
而草原遊牧之民，卻是成羣結對，以部族爲單位聚居、生活的刺兒頭，不安定分子，佔據了整個社會成員結構！
治理一片完全由遊牧之民組成的遊牧區，對於漢室官員而言，就等於管理一個沒有農民，全是商人的郡、縣！
這有多恐怖、難度有多大，也就是可見一斑的了。
無法控制人口流動，對於封建政權而言，可謂是禍亂根源。
因爲這個時代，沒有監控、沒有天眼，甚至都沒有像樣點的人像留存手段。
在這個時代發生命案，官府破案的唯一方式，便是猜。
——我猜，多半是隔壁那個外來客。
——我猜，是村口那個脾氣火爆，手裡見天兒都揮舞着菜刀的屠夫。
——我猜，會是街頭那幾個好吃懶做，心術不正的地痞無賴。
通過控制人口流動，來將天下按郡、縣分割成無數份，然後根據案件發生的地點，來將嫌疑人範圍確定爲：案件發生地所在的縣，乃至鄉、裡。
再從這個範圍中，去找有可能犯罪的不安定分子，然後審問也好，拷打也罷，總歸是能查清真相。
因爲人口流動被嚴格把控，所以犯下事兒的人，是跑不掉的。
又因爲知道自己跑不掉，客觀條件不允許民衆抱有任何僥倖心理，所以大多數人，都會竭力不去犯事兒。同樣的邏輯，在人口不受控制的草原，卻根本行不通。
跑不掉？
嘿！
你當我馬白喂這麼健碩的？
我一刀捅下去，人還沒斷氣，我都能策馬狂奔跑到百八十里外了！
等有人發現屍體，我說不定都從河套北上幕南、西至河西，甚至是跑到漠北去了！
你就查吧。
一查一個不吱聲。
社會關係，犯案動機，也同樣無從查起。
因爲不定居，所以遊牧民族的生活，除了部族內部會綁定較強外，部族與部族、不同部族的個體之前，往往都是萍水相逢，而且是遊牧途中意外偶遇。
再加上游牧與農耕的根本邏輯差異，使得遊牧民族在一片區域的人口密度，也遠低於農耕文明下的農民。
農民的田畝往往是阡陌連野，彼此相連於平原，故而聚居爲鄉、裡。
而遊牧之民，哪怕是同一個部族，也可能是幾百戶人家，分散於方圓幾十裡的遼闊草場。
一個遊牧之民家庭，周圍幾裡地都沒有第二戶人家，在草原是稀鬆尋常的事。
被偶然光顧，期間與人發生爭執，甚至出現命案，多半是直到屍體腐爛發臭，引來禿鷲等食腐動物，纔會被察覺。
就像是漢人地界，人跡罕至的深山老林，便有可能發生殺人坑屍，毀屍滅跡的命案。
而草原，就是一片方圓數百上千裡，乃至數千上萬裡的超大型深山老林。
於是，在華夏農耕文明社會屢試不爽的控制人口流動、降低治理成本，以最小的成本維護社會基本治安的邏輯，在草原上就成爲了空談。
草原上的人口流動，就像是鳥類翱翔於天空，不受控制，甚至不受監控。
近乎完全遵循野生動物自然法則的人口流動頻率、範圍，也是的遊牧之民的社會運轉邏輯，無限接近最原始的叢林法則。
和自然界的每一種動物一樣——遊牧之民之間的關係，往往並不存在恩義、友誼，亦或是仇恨之類。
我比你強，我就肯定會在餓了的時候吃掉你。
我比你弱，我就肯定躲着你走。
強者‘吃’弱者，旁觀者也不會覺得有什麼不對。
目睹弱者被強者‘吃’掉，旁觀的弱者也不會兔死狐悲，而是會說：做強者就是好！
我也要努力成爲強者，然後吃其他的弱者！
所以，華夏人才會說：蠻夷茹毛飲血，率獸食人。
因爲無論是從社會體制、社會運轉邏輯，還是文明根基來看，遊牧之民，都和豺狼、虎豹在內的野獸，沒有任何根本性的差異。
非要說有差異，那也就是長了個人的模樣，會說人的語言，會製造工具。
等於說是人形態的高級野獸。
而一個高級文明，想要對這樣一個極度落後，甚至都沒能從野蠻原始人時期完全脫離出來——乃至根本沒有脫離出來的低級文明，達成徹徹底底的統治，其難度可想而知。
如果沒有長安天子榮的書信不是提點自己，程不識只怕是早就要絕望，然後得出‘蠻夷不可以王道治之’的結論。
但劉榮的提醒，卻是給程不識撥雲見霧，指出了一條最簡單直接，同時也是最好理解的道路。
——農耕之民也好，遊牧之民也罷；
高級文明也好，低級野蠻文明也罷。
歸根結底，都不外乎：生存二字。
華夏農耕文明下的百姓農戶，爲了生存而春耕秋種，辛勤勞作。
匈奴遊牧文明下的遊牧之民們，也都是爲了生存而春出秋歸，遍草原的放牧。
真要說矛盾，別說是‘神秘而又令人無法理解’的遊牧之民——便是漢家農耕之民，也是一籮筐，數都數不清。
但歸根結底，無論農耕還是遊牧，核心矛盾永遠都不外乎生存二字。
華夏農耕之民，只要吃得飽肚子，只要還有活路，那就能承受駭人聽聞的稅賦，以及官府的無下限壓迫。
直到活不下去、全然沒有活路的那一天，農耕之民纔會揭竿而起，王侯將相寧有種乎。
放在草原遊牧之民身上，邏輯其實也是通的。
——如果能輕輕鬆鬆保證生存，誰又願意刀尖舔血，去搶別人家的牛羊？
所以，在劉榮看來，解決草原問題、解決遊牧之民問題，對遊牧之民達成根本統治最基本，同時也是最直接的方式，便是圍繞生存二字做文章。
想當年，太祖高皇帝篳路藍縷，立漢國祚，天下百姓卻大半躲進了深山老林，說是逃避戰火，實則卻是落草爲寇，破壞天下治安的同時，讓漢家根本收不上來稅、賦。
如此棘手的局面，太祖高皇帝也只是大筆一揮，一手賜民田爵，就讓深山老林的隱民們乖乖走出桃花源，種地納稅了。
對草原、對遊牧之民，其實也是一樣的道理。
甭管有多棘手，就一句話：給他們找條活路，指一條只要勤奮，就能大概率餓不死，且並不需要和人拼命的路徑。
生存得到保障，吃得飽肚子了，他們就不會再想着爭強鬥狠，而是和每一個華夏農耕之民一樣，思考着如何攢下一筆錢，給自己的孩子、後代找一條好路。
從文也好，從武也罷——總歸是學得文武藝，貨與帝王家。
再不濟，就子承父業，繼續種地、放牧嘛。
但也總歸是要一代比一代好的。
只要這套思維邏輯，開始在遊牧之民腦海中成爲常態，那即便他們身着胡服，也已經是如假包換的諸夏之民了。
只是對於程不適‘如何解決遊牧之民生存問題’的提問，長安天子榮的指導意見，卻是讓程不識一陣摸不着頭腦。
“篝火晚會······”
“能有用？”
“這不是軍中提振軍心士氣的路數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