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宗羲制定的這條規則，雖然使參政院的效率提高了不少，其實也存在這很大的漏洞，也就是如果有人想故意搗亂，還是可以把某一項提案給攪黃的。***商毅當然不想把這次提案的討論給真的攪黃，但可以拖延幾天時間，看看其他議員對這一提案到底是什麼態度，然後再根據情況，做出應對的辦法，當然也有可能什麼辦法都不用想。
果然就在第二天，參政院對南京政府是否應該出兵南征的提案進行討論，就在黃宗羲宣佈了可以開始提問之後，就立刻展開了一番脣槍舌戰。而且很快就分成了涇渭分明的兩個陣營，開始了激烈的爭辯。
支持這一提案的議員當然不是從大局的角度出發，而是死死的抓住“誰是正統“這一點不放，堅持認爲商毅是明朝的舊臣，舉行南征就是以下反上，以臣反君。但反對這一提案的大臣也毫不相讓，雖然他們也承認，商毅確時曽是明朝的舊臣，但歷史上以臣反君的事情多了，二十二朝的更替，絕大多數都是以臣反君，比如周代商、晉代魏、唐代隨、宋代周，結果不都建立了新朝嗎？而且唐宗宋祖都被公認爲一代明君，如果按正統的觀點，他們不都是反叛之人了嗎？因此明朝氣數己盡，商毅取代眀朝，建立新朝，又有什麼不對呢？
支持的議員當然不能接受這種觀點，於是引經居典，找出種種聖人之言、著名經典上言論，從三綱五常，到天理人道，來證明以臣反君絕對是大逆不道。在這方面他們確實有優勢，因爲儒家的先賢、經典基本都是以維護統制階層的利益爲主，決不會認可以臣代君的行爲。當然儒家思想能夠在中國思想、學術方面取得統治地位，這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原因。
但反對的議員也早有準備，在引經居典上，他們找不到多少可以與對方抗衡的武器，但可以抓住各種實例，就像開始所說的，二十二朝的更替，絕大多數都是以臣代君，歷史上己經無數次的出現過了，在大量的現實面前，任何空泛的經典言論都是無效的，因爲如果完全按儒家的說法，二十二朝都是謀朝篡位的叛臣，沒一個是好人了，而出仕各朝的儒家先賢聖人，豈不都是在幫助叛臣了嗎？
這時參政院裡一共有議員三百一十七人，來自社會各層，士農工商基本都有一定的比例，當然也有一部份是商毅安排的人選。但從總體來看，支持這一提案的人並不多，總共只有三四十號，而經常發言爭辯的，只有十幾個人，其他不過是幫腔助威，而大多數人都是反對這一提案的，而且發言的人也多出了許多，搖旗吶喊，站腳助威的人就更多了。
明朝的遺老遺少其實只有一小部份，絕大多數人其實都是認可了商毅代明自立，一方面是事實不可改變，另一方面也是自己的利益己經和商毅捆綁在一起，商毅完了，自己也好不到那裡去，還有一部份議員實際是把參議院當作自己晉身的擡階，希望通過在參議院裡的表現，引起商毅或內閣的注意，獲得晉升的機會，因此凡事也都從維護內閣，維護商毅統治的角度出發，這一次正是自己表現的機會，當然也要顯露一番。
但發言是一個一個的來，不是誰的人多就誰佔優，而支持提提案的人數雖較少，總也有幾十號，也能有一些聲勢，另外明朝的遺老遺少也多是飽讀詩書的人，肚孑裡多少也有一些貨，胡攪蠻纏也能對付幾句，當然不會被說得無言以對。因此雙方的爭辯也算是針鋒相對，互不相讓的。
不過隨着辯論的深入，討論也和過一樣的出現了跑題，如南明朝廷算不算明朝的廷緩；明朝是否算是氣數已盡，不可挽回；朱元璋起兵反元，是造反還是舉義；朱元璋箅不算是趙宋的遺臣；甚致越跑越遠，到了孔孑孟孑周遊列國，爲什麼不去扶保周天子，而去投奔各諸候國等等，也確實應了那一句話：思想有多遠，就能走多遠。
而這一條提案當然也不出人們預料的成爲了剩餘提案。再隨後的幾天時間裡，參政院每天都要用一個時辰的時間來討論這條剩餘提案，但雙方一直各不相讓，而且每天每天的拖挻，也正好給了雙方充足的時間，去翻閱資料，尋找對自己有利的證據。
在自己的陣地上無法取得進展的時候，雙方也都不約而同的把目標放到了在對方的陣地上取得突破，贊同派從史料中尋找一些雖然掌握了大權，但依然恪守臣節，沒有非份之舉的例子，如比周文王、諸葛亮；而反對派則從經典中找到不少證明自己言論的聖人語錄，如孟子說過：民爲重，社稷次之，君爲輕；姜太公也說過：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則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則失天下。
因此就這樣在幾乎無休止的爭辯中渡過了一天又一天的時間，也使這一條提案一直無法進入投票表決的程序。而轉眼就到了新年，參政院也廠放假了，衆議員們也要回家過年，黃宗羲也只好宣佈，等新年的假期結束之後，再重新開始討論這一提案。
而在自己的王府裡，商毅還在偷着好笑，看來一切都是和自己預想的差不多，當然這裡有一部份是商毅故意指使，但對方也確實是在全力的配合，才使這一條提案一直拖到了現在，而且從參政院的反應情況來看，就算是進行投票，這條提案被否決的可能性極大，這當然也是最好的解決辦法，就在參政院規定的範圍內來解決。
現在參政院運行了兩年的時間，商毅也認爲有必要對參政院進行一些改進的地方，畢竟這將是未來國會的雛形，在運行了兩年之後, 也取得了一些經驗，並且這形式也得到了社會各界的認可，因此也可以對它進一步的完善功能，並且發揮更大的作用。
另外在這個時候，商毅也覺得自己應該多考慮在真正統一中國之後，應該怎樣治理這個龐大的國家，畢竟這時離統一中國的目標己經並不遙遠了，甚致可以說是水到渠成。而且在軍事上，已經沒有多少地方需要商毅勞神費力，中華軍己經是一支有戰鬥力的軍隊，前線有各級的指揮官付責，南京有統戰部統一佈置安排，無論是對南對北的戰爭，商毅也都可以放心的讓他們去完成，而自己完全可以把精力轉移到內政方面來。
畢竟打天下是一回事，但治天下又是另外一回事，這是經過無數歷史事實證明的道理，更何況自已的目標並不是要重複以前的老路，而是要對中國進行一次大變革，改變中國的歷史發展道路，把中國納入正確的，與歷史發展規律相同的發展軌道道路上來。那就更不能馬虎大意。
雖然商毅知道歷史發展的正確趨勢，並且也有一些近代國家在發展過程的經驗可以做爲參考；另外他也在浙江干了差不多有七年，在南京也幹了三年，積累了一些實際的治國施政經驗，但這並不等於自己就能管理好整個中國，在歷史上並不乏能治理好一州一府的地方官，但晉升到中央去之後，把地方經驗向全國推廣時，卻弄得一團糟，最典型的例孑，莫過於是北宋的王安石。因爲中國幅員太大，地域太廣，而且各地之間的發展水平、經濟情況、風土人情也都有很大的差異，因此自己決不能拿南京、浙江的經驗去硬套在其他地方。
相對來說，東南沿海的商業更發達，對外的接觸較多，民風要開放一些，對外來事務，新的觀念的接受力也強一些，而西北內地則還是以傳統的小農經濟爲主，民風習俗相對就要保守得多，因此自己主張發展工商業、促進商人辦產業辦實業，全面走向海洋等等措秩變革，雖然都是正確的，符合歷史發展，在南方、沿海地區或許能十分順利的推行，但在北方內陸地區也許就會遇到不小的阻力。
對於這些情況，都必須要有充份的思想準備，治國不同於打仗，凡事不能硬來，只能慢慢引導，另外就是因地置宜，針對每個地區俱體情況的不同，活動運用。
當然商毅也有優勢的地方，就是現在自已建立的是一個新的政權，而一個新的王朝建立，總會施行一些與前朝不同的制度，另一方面由於在王朝之初，即得利益階層還沒有出現，或者說還十分弱小，因此在遇到的阻力也會小一些。因此這也有利於自已推進新的政策。
因此商毅也決定，在新年之後，這些事情，就要開始運行起來。南京府的政策和自己的工作重心，也都將會有一個大的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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