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戰國之際，儒墨齊名，直到戰國時期，墨家弟子仍“充滿天下”、“不可勝數”，故史稱“孔墨顯學”。這個學派創建人——墨子，名翟，魯國人(一說宋國人)，大約生於公元前468年，死於公元前376年，比孔子要晚一些。他出身於手工業勞動者，當過木匠，造過車子。其技術與當時的名匠公輸班齊名。同時，墨子也是一個自然科學家，在物理、數學方面，有許多傑出的成就。墨子做過小官，讀過許多書，參加過政治活動。因此，他很能瞭解當時的社會政治鬥爭情況。他也熟習古代的經典，常與儒家學派辯論，形成一大學派。
由墨子及其弟子組成的墨家團體，其成員多是“耕稼樹藝”、“紡績織紝”的手工業者，也有少數是來自社會下層的“士”。墨家的團體，在墨子死後，其首領稱爲“鉅子”，代代下傳。他們有嚴格的紀律，其違禁者，輕則開除，重則處死。今存〈墨子〉一書，爲墨子的門徒所編，代表了墨子和後期墨家的思想。
墨子處在奴隸社會快要瓦解，封建社會已經興起的時代。這時的孔子已提出了“舉賢才”的主張，但他強調的是在貴族範圍內選賢。而墨子則進了一步，認爲即是農夫工匠，“有能則舉之”。因此，墨子在政治上提出了“尚賢”的主張。在他看來，“官無常貴，民無終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原來貧賤的“農與工肆之人”，只要有賢能的就應當舉用，原來富貴的人，無賢無能的，就得降爲貧賤。這是墨子主張打破儒家所維護的等級制度和宗法親親制度。由此，墨子進而談到國家的產生問題。他以爲最初沒有政治法律，每人都有不同的是非標準，意見不統一，互相爭奪，所以才選出賢者爲“天子”和各級“正長”，統一是非，建立了國家，因而這些賢者們都是“兼愛”的，推而廣之，人人都“兼相愛、交相利”，即所謂“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財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勸以教人”。墨子以爲這種相愛相助的社會，就可以去掉社會上的禍亂，天下太平。而對於那些侵犯弱國小國的戰爭，他表示痛恨，主張“非攻”，要人們修城造械，制止以強欺弱的戰爭。前面《班門弄斧》那篇有名的“止楚攻宋”的故事，就是墨子反對戰爭的一個實際行動。但是，墨子不懂得國家起源和戰爭的階級本質，而他以小生產者之間互愛互利的想法，擴大到社會上不分階級的“皆相愛”，這是小生產者階級的天真幻想。
墨子在政治上的這種觀點，反映在他的宗教思想上，提出了超越於人間之上的天。這個天是有意志的上帝。上帝能賞善罰暴，人間最高統治者的天子，也要服從這個上帝的意志。這個上帝的意志是叫人們“有力相營，有道相教，有財相分”。上帝是愛人的，他爲民興利除害，反對“強之暴寡，詐之謀愚，貴之傲賤”。墨子以這種“天志”，作爲地上的統治者的標準。不僅如此，墨子還相信有超越於常人能力的鬼神存在。這種鬼神的形象，也和他提出的上帝一樣，不是危害人民的，而是爲民謀利的。墨子這些宗教觀點，是按照小生產者的願望，塑造出來的上帝和鬼神，是他們這個階級的幻影，企圖擺脫階級壓迫和社會災難的表現。這種宗教觀，雖然它的內容是對統治者的反抗和控訴，然而它終究是這個階級在政治上軟弱無力的表現，它雖然不同於奴隸主階級傳統的宗教觀，但它畢竟還是一種唯心主義的宗教現。
在哲學上，因爲墨子重視實踐，認爲一切言行要有實際的價值，反對那些空話廢話的“盪口”之言。這樣，墨子在強調實踐的基礎上，就有可能在認識論上產生唯物的思想。墨子說：“聞之見之，則必以爲有，莫聞莫見，則必以爲無”，認爲認識是來源於感官的實踐。墨子這種帶有初步的唯物主義認識論，在“名”與“實”的關係上，提出了“實”是第一性、“名”是第二性的正確觀點。對於如何認識客觀事物的方法問題，墨子提出“三表”(又叫“三法。)，作爲判斷是非真假的根據。他提出“言必有三表。何謂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乏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所謂“本之者”；就是要根據過去的歷史教訓，所謂“原之者”，就是在個人的經驗之外，還要察看羣衆的親身經驗；所謂“用之者”，就是要看看它是否符合“國家百姓人民之利”?其中，所謂“用之者”，是墨子“三表”中最重要的思想方法。他以此反對戰爭，反對貴族的世襲和特權，提倡節用、節葬和非樂等等。他也以這個標準，批判命定論在歷史上是沒有根據的，在實踐上也是有害的，強調了實踐的效果。因此，墨子的“三表”，是唯物主義的認識論和方法淪，在人類認識發展史上是一個很大的進步。但是，墨子的認識論，還停留在感性階段，沒有上升到理性階段，不能認識事物的本質。所以這種認識論也可以說是屬於經驗論。而經驗論就有它的片面性。同志在《實踐論》一文中，曾經分析過這種情況。他說：“這種理論的錯誤，在於不知道感覺材料固然是客觀外界某些真實性的反映(我這裡不來說經驗只是所謂內省體驗的那種唯心的經驗論)，但它們僅是片面的和表面的東西，這種反映是不完全的，是沒有反映事物本質的。”(《選集》第一卷，第267—268頁)這種原因的造成，對於墨子來講，是由於他代表的小生產者這個階級的狹隘性。
以上，是墨子在政治、宗教以及哲學上的觀點。這些觀點是根源於墨子所代表的小生產者階級。這個階級是處在春秋未戰國初由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的轉變時期，他們在政治上經濟上與奴隸主階級是對立的，與新起的地主階級也是對立的，因此在思想的各個方面提出了他們自己的要求和願望，然而又表現了他們的軟弱無力，甚至他們把希望寄託在“王公大人”的統治者身上。可是，王公大人們從來沒有采納過他們的思想。
由於墨家所代表的小生產者這個階級，並不是獨立的階級和獨立的政治力量，所以隨着社會的急劇轉變，就導致墨家集團和其思想的分化。這在墨子死後的戰國時期，比較明顯。正如儒家在孔子死後，就“儒分爲八”，而墨家在墨子死後，也“墨離爲三”了。
因此，墨家從春秋到戰國，在其思想上也有了發展和變化。一般的就把墨子在世時稱爲前期墨家思想，墨子死後的戰國時期稱爲後期墨家思想。至於後期墨家的思想材料，主要是依據《墨子》書中的經和經說上下及大小取等六篇。這六篇也稱爲“墨經”。
從“墨經”中可以看出，後期墨家繼承了前期墨家的進步思想，而克服了前期墨家思想中的唯心主義成分，在認識論、邏輯學和社會政治思想上以及科學思想上，大大向前發展了一步。
在認識論上，後期墨家認爲人的認識；是主觀與客觀相接觸而來的。而認識的過程，認爲是先通過感覺得來的知識，再經過思維的作用，就可以獲得真正的知識。並且，對於知識來源問題，分爲“聞、說、親”三類，聞、說是指傳聞和推論得來的間接知識，親是指直接的知識。三類之中，又以親知爲主。由此，後期墨家在認識論上，對於概念、認識、動機、行爲(“名、實、合、爲”)，能與社會實踐聯繫起來，並且把動機和效果也聯繫起來，這比起前期墨家的經驗論和“三表”法，不但細密而且深化了一步。
邏輯思想是後期墨家思想的最大貢獻，也是中國哲學史上最早建立在唯物主義基礎上最有體系的邏輯理論。這種邏輯理論，在過去的史籍上稱爲“墨辯”，它不同於當時莊子和名家當中的一些人帶有詭辯的思想方法。詭辯論多在概念以及判斷，推理上做文章，這固然在邏輯思想史上有片斷的貢獻，但它終究要流於唯心的概念遊戲，諸如白馬不是馬(“白馬，非馬也”)，就是詭辯論者有名的一個典故，而後期墨家的邏輯是建立在客觀存在的基礎上。並且，他們所以重視邏輯，是爲了有益於社會政治的目的，即爲了要“明是非”、“審治亂”、“處利害”、“決嫌疑”等等，不是爲了概念的遊戲。因此，他們在概念、判斷、推論等方面，強調要驗之於人們所親知親聞的社會實踐，而且要有益於社會實踐。故在邏輯思想上，不但豐富和深刻，並且比起先秦其它各家有更多的科學內容。
在社會政治思想上，同前期墨家比較起來，後期墨家更強調君主要順從人民的意志。過去墨子也講“利害；是善惡的標準，但利害的內容並不太清楚。而後期墨家認爲，利就是老百姓“所得而喜”的利，其害，就是老百姓“所得而惡”的害。把利害即善惡觀，使之下合於百姓人民，而不是上符於統治者。由此，後期墨家又把利解釋爲“義”，即所謂“利，義也”，認爲義就是利，義和利並不矛盾。這就不同於儒家孟子義、利對立的思想。至於利，後期墨家不主張個人的小利和眼前的利，而是大家的利和長遠的利，個人的利能夠與大家的利一致起來。這是發展了墨子“兼相愛交相利”的思想。
至於在自然科學和自然科學思想方面，墨家在先秦時代也是比較突出的。例如圓與四方形的幾何學和數學，折射與倒影等等的光學和物理學，進而對於運動與時間、空間的關係，以及解釋人的生命、夢幻等等的科學思想，在當時是具有很高的水平。
但是，在先秦一度與儒家併名的墨家“顯學”，到了秦代，尤其到了漢代獨尊儒家以後，墨家思想消沉下去了。這是因爲他們所反映的小生產者階級的社會政治思想及其哲學思想，不適合封建統治者的需要，因而被壓抑和排斥。然而，墨家思想中的認識論、邏輯學和科學思想，還是被荀子及以後的進步思想家繼承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