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嶸，字仲偉，穎川長社(今河南長葛)人。大約生於南朝齊高帝建元二年(公元480年)，死於梁元帝承聖二年(公元553年)，享年73歲。
鍾嶸出生於官宦世家，他的祖上許多人做過大官，如東漢時期的鐘皓做過廷尉，鍾繇任過曹魏的相國和太尉(也是古代書法家，與東晉王羲之合稱“鐘王”)，東晉時鐘雅任過尚書左丞，鍾嶸的父親鍾蹈在南齊時任中軍參軍。他的哥哥鍾屼和弟弟鍾嶼也曾做過官，雖然官位不高，但他們都是當時的學者，有一定的知名度，並有文集流行於世。
鍾嶸本人也很好學，齊永明中(公元488年前後)，他在國子監學習，通曉《周易》。當時國子監祭酒(領頭的學官)王儉看到鍾嶸人才兼美，很是賞識，就親自舉薦他爲本冊秀才，建武初年，鍾嶸開始進入仕途，做了南康王的侍郎。儘管這只是王府的侍從官，但士族子弟做官大多都從這個官職做起。
當時齊明帝蕭鸞對國家大小事務都要親自過問，生怕別人把事辦壞，弄得那些官員無所適從，六署九府及郡縣的日常事務都向齊明帝彙報、請示。一些年老有功之臣更是大小事都找齊明帝，根本不把選部的安置放在眼裡，文武大臣和皇室親友都不歸吏部考覈任免，許多人就憑藉着權勢相互推薦，進而得到重用。齊明帝因此忙得不亦樂乎，下面的官員對皇帝則是應付了事。鍾嶸對齊明帝的這種做法很有看法，就上書齊明帝說：“古代英明的君主憑着選拔人才輔佐朝政，三公九卿可以辦理不少事情，天子只要面南而坐督察就行了。”齊明帝看後大爲不快，問身邊的太中大夫顧嵩：“鍾嶸是什麼人?膽敢幹涉我的事，你認識他嗎?”顧嵩對齊明帝平時的做法也有些看不慣，但又懾於帝王的威嚴，有話也不敢說，看到鍾嶸大膽說了，便回答說：“鍾嶸雖然位末名卑，但所講的話還是可以採納的。繁瑣的雜事各有主管的官署，現在陛下卻都要插手，做皇上的越是辛苦，做臣僚的越是逸樂。這是越俎代庖，或是爲木匠砍削木材。”明帝聽顧嵩這麼一說，又沒有理由反駁，所以對鍾嶸也就沒有追究。但他仍然不肯接受這一意見，還是同以前一樣，永元末年，鍾嶸被任爲司徒行參軍。
南樑建國以後，許多齊末時憑藉着行賄或靠關係當上大官的官員們仍是趾高氣揚，頤指氣使，互相勾結。鍾嶸看到這些很是氣憤，梁武帝天監初年(公元502年)，他又書武帝說：“現在所謂的散騎、都尉、郎官、將軍並肩接踵，在大街小巷招搖過市，瞧他們官銜高貴，官服尊麗，還是幹着奴婢的勾當，這樣名不副實，真是罕見。”梁武帝把這封書交給尚書省辦理。
入樑以後，鍾嶸任過衡陽王蕭元簡和晉安王蕭綱(即後來的簡文帝)的記室，專管文牘，而後人稱他爲鍾記室。雖然鍾嶸做的只是小官，沒有什麼官位，但他學識淵博，才富五車，尤其對五言詩有較深的研究，對當時華豔的文風是很厭惡的，對那些一天到晚吃飽了飯沒事幹的膏腴子弟的無病呻吟和咬文嚼字的詩文很是不滿，對那些嗤笑曹植、劉楨古詩的人非常生氣，他罵那些人是根本不懂詩歌的輕薄之徒。鍾嶸還反對寫詩處處用典的寫法，認爲那隻會使其作品呆板，沒有生機，他還認爲詩歌不要太講究聲律，主張詩詞不要受玄學的影響。爲此，鍾嶸寫下了有名的文學評論著作《詩品》。
《詩品》又名《詩評》，共有3卷，是關於五言詩的作家和作品的評論。從漢朝開始到樑朝結束，所評的詩人共有120多位，根據作家的成就，分別把他們列爲上、中、下三品，每品的前邊都有一個序作開頭。列入上品者有11人，中品者39人，下品者72人，對這些人的創作特色，給予了十分有見地的評論，每品中的人物“略以時代爲先後，不以優劣爲詮次”。
在《詩品》中，鍾嶸首先抨擊了“四聲八病”之說，主張詩歌貴在自然和諧，詩是感情的表現，寫詩要有感而發。其次，反對作詩用典，主張直抒胸臆。例舉了一些沒用典故但清閒可愛，人人傳誦的佳句如；曹植的“高臺多風”，張華的“清晨登隴首”，徐幹的“恩君如流水”，謝靈運的“明月照積雪”等。另外，《詩品》還提出了詩歌“滋味”說，認爲詩的風骨與辭采應並重，他說；詩的描寫要深刻細緻，情景要融爲一體，做到文已盡而意有餘。
鍾嶸在《詩品》中對於如何繼承過去的文學傳統，如何接受文學遺產等也提出了見解。
《詩品》是我國第一部系統地評論詩歌創作的專著，同時也是對我國五言詩歌發展的一個階段作了某種總結的重要文獻。它不僅是一份珍貴的詩歌理論遺產，也是我們研究古代詩歌史的重要參考資料之一。
《詩品》是我國專門評論詩歌的最早的一部作品，和《文心雕龍》一樣同爲南朝齊、樑時代文藝批評的重要著作。但由於受時代的侷限和當時詩風的影響，有些評論摻雜着個人的偏見，如把建安風骨的曹操列爲下品，把陶淵明、鮑照的詩列爲中品，而把陸機、張協等人的作品列爲上品是有些欠妥的。儘管《詩品》的評論有這樣那樣的缺點，但它仍不失爲一部古代詩歌理論的好作品。
鍾嶸才華橫溢，但他一生只做到六品幕僚，雖然他在官場上不得志，但他的《詩品》卻給後人留下了珍貴的研究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