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嘉庚的童年時代，正是祖國面臨列強垂涎、民族危急的歷史時期。清政府極其，農村經濟凋敝，農民生活極度貧困。陳嘉庚的父親陳杞柏被迫隻身出國謀生，並在經商時少有積蓄，使得少年陳嘉庚能入私塾讀書。1890年，陳嘉庚隨父親去南洋經商。1905年，陳嘉庚用7000元貸款，自立門戶在新加坡開辦了菠蘿罐頭廠和福山菠蘿園。他發憤創業，慘淡經營，幾年內還清“了父親破產欠下的債務。看到橡膠的發展前途後，他又把投資的重點轉向橡膠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成了當時海內外知名的實業家，被稱爲華僑三大鉅富之一。
陳嘉庚雖然富有，但是他想到的不是個人的揮霍享受。在異國他鄉，他飽嘗了海外漂泊的辛酸，所以渴望祖國迅速強大起來，使海外的遊子不再受欺凌。陳嘉庚經常面對波濤翻滾的大海，朝着家鄉的方向自言自語：“餘久客南洋，心懷祖國，希圖報效，已非一日。”
1901年，孫中山到南洋宣傳革命，這使陳嘉庚的眼前豁然開朗。他毅然加入了同盟會，並慷慨解囊捐助革命事業。當孫中山宣佈中華民國成立時，陳嘉庚毫不猶豫地寄去5萬元新加坡幣，他覺得能爲令他神往的共和國做事，是一種極大的榮幸，他感到異常的欣慰和滿足。
辛亥革命後，袁世凱竊取了革命果實，祖國又陷入北洋軍閥的黑暗統治之中。陳嘉庚在孫中山的激勵下，決心走教育救國的道路。
陳嘉庚回到家鄉後，把昔日的小漁村變成了擁有中小學和專科學校的全國獨一無二的“集美學村”。後來他又出資100萬新加坡幣，創辦了一所設備完善的廈門大學。創辦大學不易，要維持一所設備先進的大學更難。陳嘉庚希望南洋的其他富商共同資助，但是他的號召無人響應。於是，陳嘉庚毅然擔負起集美學校和廈門大學兩個重擔。這兩個學校每個月要支付3萬元經費，爲了籌款，他不得不變賣一部分自己苦心經營的產業。後來，陳嘉庚的企業受到世界經濟危機的衝擊，債主強行將他的財產交由債權人指定的監控者監管，只給他保留了公司總經理的職務。陳嘉庚提出的惟一條件是：必須保證提供集美學校和廈門大學的教育經費。有人看到他的處境這樣困難，就好心勸他停止支付學校的經費，但是陳嘉庚堅定地說：“餘不放棄義務，毅力支持。蓋兩校如關門，自己誤青年之罪小，影響社會罪大，在商業尚可經營之際，何可遂行停止。一經停課關門，則恢復難望。”
陳嘉庚傾資辦學，蜚聲海內外。他一生捐助給教育的經費，相當於他企業全盛時期的全部不動產。
抗日戰爭爆發後，陳嘉庚已經爲祖國的教育事業傾盡家財，但是年逾六十的陳嘉庚愛國之心不減，他成爲南洋華僑抗日救亡運動的領袖，並第一個挺身而出揭穿汪精衛對日本的“和平談判陰謀”。
1940年3月，陳嘉庚以南僑總會主席身份回國考察和慰問。在重慶考察期間，他開始認識到蔣介石的反動面目。蔣介石拉他入國民黨，他憤然拒絕。鑑於“蔣介石處心積慮陰謀消滅，實較消滅日寇更爲迫切”，陳嘉庚決定到延安考察情況。在延安訪問期間，他親眼看到了軍政人員在領導下堅持團結抗日、反對妥協投降的事實，很受鼓舞，得出“國民黨政府必敗，延安必勝”的結論。陳嘉庚回到南洋後，向華僑宣傳延安精神，使廣大僑胞瞭解到國民黨統治的黑暗，也看到解放區的光明，積極推動了南洋華僑的抗日愛國運動。
抗戰勝利後，陳嘉庚曾致電美國總統和參政兩院，反對助蔣內戰。解放戰爭期間，他創辦《南僑日報》，同國民黨反動派的污衊展開論戰。他還在各地作報告和講演，充滿信心地指出解放戰爭勝利在望。
新中國成立後，陳嘉庚放棄優裕的物質生活，不要一個子孫陪同，回國定居，爲新中國的繁榮和發展繼續貢獻力量。
1961年8月12日，陳嘉庚病逝於北京。在處理他的私人遺產的遺囑中，他沒有把自己的財產留給子孫後代，而是全部捐贈給自己親手建立的集美學校，並將國內銀行的300萬元存款全部獻給國家。
陳嘉庚的一生是愛國的一生。他對祖國和人民做出了不朽的貢獻，他的光輝業績將永垂青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