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晏，是我國曆史上繼西漢時期著名理財家桑弘羊之後，又一著名的大理財家。
劉晏(公元716—780年)，字士安，曹州南華(今山東省東明縣境)人。開元十三年(725年)。唐玄宗爲仿效秦皇漢武，誇耀他的“文治武功”，前往泰山封禪。當時不到10歲的劉晏，寫了一篇《東封頌》，頌揚皇帝治國的功業，並趕到行宮獻給唐玄宗，玄宗奇其幼，命宰相張說試之。劉晏出口成章，答對如流，張讚口不絕地說：“國瑞也”。隨即送往京城長安，並授秘書正字，號神童，名震一時。天寶年間，劉晏凋任夏縣(山西省夏縣)縣令。到任後，廉潔奉公，扶持地方生產。併爲地方財政增加了收入，“未嘗督賦，而輸無逋期”。舉賢良方正，劉晏調補溫縣（河南省渴縣）縣令。亦辦了不少惠及百姓的事，因而“民皆刻石以傳”。
天寶十四載（755年），爆發了“安史之亂”，它是唐代歷史上一次大規模的封建割據戰爭，成爲大唐帝國由盛轉衰的轉折點。戰亂對社會生產破壞極爲嚴重，當時號稱北方政治經濟中心之一的洛陽，則是“百戶無存一”的局面。（《新唐書·劉晏傳》）許多地方也是“蕭條悽慘”、“農耕盡廢”，黎民白姓十分困窘。因而造成人口不斷流徒，大量逃亡，社會動亂不安，到了代宗李豫時代的戶口已是“十不存一”。(《唐會要》卷85《逃亡》)至德宗李適時代，各地節鎮更是擁兵自守，紛亂的割據形勢，更加深了唐朝的政治經濟危機，並造成唐王朝財源的枯竭。就是在這種嚴峻的形勢下，唐朝政府還要支付鉅額的軍費、戰費，而且宮室貴族官僚們的生活和行政開支亦十分龐大。同時，官場的揮霍貪縱更爲嚴重，“自天寶以後，風俗奢靡，宴席以誼畢沉緬爲樂；而居重位秉大權者，優雜倨肆於公吏之間，曾無愧恥，公私相效，漸以成俗，由是物務多廢。”(《舊唐書·穆宗記》)
唐肅宗李亨即位以後，劉晏被任命爲戶部度支郎中兼侍御史，負責江淮一帶的租賦。劉晏到達吳郡(江蘇省蘇州市)後，吳郡太守李希言請劉晏分兵鎮守餘杭，以抗擊永王李磷的叛亂。在此次平亂中，劉晏對保障江浙有功。因而又召拜彭原(今甘肅省寧縣)太守，隴(今陝西省隴縣)，華(今陝西省華縣)二州刺史，又遷河南尹。上元元年(760年)，調任京兆尹，同時進戶部侍郎，兼御吏中丞，度支、鑄錢、鹽鐵使，開始接手了唐朝中央政府的部分財政經濟領導工作。在任京兆尹之際，司農卿嚴莊，曾誣劾劉晏泄漏皇帝在宮中的禁語，而一度被貶爲通州(今四川省達縣)刺史。李豫繼位後，立即於寶應元年(762年)召回劉晏，復爲京兆尹及戶部侍郎、兼任度支、鹽鐵轉運使，負責將各地徵收的物資轉運京城長安。還兼任鑄錢、租庸使。
安吏亂後，京師長安供糧不足，糧價飛漲，鬥米千錢。禁軍有時缺糧。京城附近的農民，不得不將尚未成熟的青穗捋下以充軍糧。當時宰相元載，將京兆漕運之事，委之劉晏辦理，劉晏得盡其才。當大量的物資運到長安，皇帝李豫大悅，遣禁衛軍以鼓樂迎於東渭橋，並稱贊劉晏說：“卿，朕酇侯也”。“歲致四十萬斛，自是關中雖水旱，物不翔貴矣”(《新唐書·劉晏傳》)。
大規模的糧食及物資的調運，需要大量的運費，久經戰亂的大唐帝國，國家財政已是十分困難。廣德二年(764年)，任命劉晏爲東都、河南、江淮轉運使和租甫、鹽鐵常平使。由於他在改革漕運方面的成功，而晉升爲吏部尚書，又兼益、湖南、荊南、山南東道轉運、常平、鑄錢使。爲了解決國家的財政困難，他積極改革鹽政。在唐代前期，國家允許自由開採經營鹽業，不予干涉限制，因而一些商人發了大財。還在寶應元年，劉晏兼任鹽鐵轉運使時，就積極進行鹽政方面的改革，這是他在理財方面首先抓的一項工作。他把鹽業的自由經營改爲專賣，由國家直接控制與掌握鹽業的產運銷工作，以解決國家迫切的財政危機。即所謂的“正鹽官法，以裨國用。”(同上書)永春二年(766年)，唐朝實行財賦分區管理的辦法，劉晏以戶部尚書的身份，分管都畿、河南、淮南、江南、湖南、荊南、山南東道。他認爲：“因民所急而稅之，則國用足”。此時自許(今河南許昌)、汝(今河南臨汝)、鄭(今河南鄭州)、鄧(今河南鄧州)各州之西，皆食河東池鹽；汴(今河南省開封市)、滑(今河南省滑縣)、唐(今河南省唐河縣)、蔡(今河南省汝南縣)之東皆食海鹽。這些地區的鹽業，均由劉晏親自掌握。他認爲，興辦鹽務的好壞，不在於官多，而在於得人。鹽官多，開支增大，會騷擾百姓。爲此，他在興辦鹽務時，首先整頓組織領導，精簡元載時期所設的鹽政機構，裁汰冗員。在產鹽區只設置10個鹽監和4個鹽場，具體負責鹽政。同時還在各主要城市設置巡院13處。巡院除管理“亭戶”生產、監禁私販外，又招募“駛足”，置驛相望，調查四方鹽價行情及其利弊，以便及時採取對策。另外，整頓“亭戶”制度，強調生產技術，使民制官收，鹽盡歸政府掌握。在運銷方面，則鼓勵商人經營，就場糶鹽，收價後，商人便可自由運銷。這就形成了民制、官收、商運、商銷一個完整的產銷體系。劉晏這一鹽政的改革，既保障了食鹽的民需，國家又能從中獲取稅利。這一鹽業專賣政策，收到一定的成效。在他開辦鹽務初，江淮鹽利不過40萬緡，至大曆末年，鹽利增至600萬緡，佔全國財政收入的一半，對解決唐朝政府的財政危機，起了相當大的作用。
在財政改革中，稅法改革更是有着重要的意義。在這方面，劉晏採取了以戶稅和地稅取代過去的租庸調的辦法，適當減免了農民的負擔。把那些過去不承租、庸、調義務的所謂不課戶，也就是擁有特權的貴族官僚地主，正式納入國家財政賦稅的軌道。這一新稅法的實行，經濟上損失大的，是貴族官僚地主階層。但對朝廷而言，則擴大了稅面，增加了財政的收入。在漕運轉輸方面，劉晏通過改革，解決了過度徵用民力而造成的社會動盪。在他主持江淮漕運10多年中，一改過去那種無償的強制勞役從事轉輸的辦法，而採取了商業經營方式，由政府主持運輸事務，用僱傭勞動取代了強迫性的勞役徵發。這對社會的穩定，起了積極的作用。劉晏爲了進一步安定人民的生活，還竭力做好糧食的調劑和糧價的調節工作。在他任江淮地區常平使時，恢復安史之亂後的“常平倉”。總之，在大曆年間，劉晏的一系列財政改革的舉措，對穩定社會，促進唐朝經濟的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正如《資治通鑑》中評價劉晏的政績時所說：“由是民得安居其業，戶口繁息。”
劉晏以地方官進入中央政府，負責唐朝的財政經濟工作，前後達20餘年。他理財的中心思想是着重發展生產，安定人民的生活，認爲這是增加財政收入的根本的前提。正如劉晏自己所說的：“理財須以愛民爲先。”所以他反對那種加重賦稅，掠奪，搜刮百姓的辦法，無論在徵收租稅，鹽業專賣，以及糧食流通方面，都能適度地照顧到百姓的利益。劉晏作爲封建政權的一位官員忠心耿耿，認真負責，他“質明視事，至夜分止”，“事無閒劇，即日剖決無留”。而個人則是十分清廉儉樸，“所居修行裡，粗樸庳陋，飲食儉俠，室無媵婢”。
當唐德宗李適繼位後，楊炎被提升爲宰相。原來在大曆十二年(777年)任吏部尚書的劉晏，曾負責審訊前任宰相元載一案，因事涉楊炎，楊炎因而坐貶。當楊炎重新執政當了宰相，對劉晏銜宿怨，於建中元年(780年)二月，將劉晏貶爲忠州(四川省忠縣)刺史。同年七月，又派太監到忠州，將劉晏秘密殺害。終年65歲。劉晏的親屬亦被髮配到嶺南，並籍沒家產。但抄出的全部家產僅是“雜書兩乘，米麥數斛”而已。象劉晏這樣清廉的官吏，在整個唐朝也是僅有的。
劉晏死後，韓洄、元繡、裴腆、李衡、包佶、盧徵、李若年等，繼續管理唐朝的財政，而他們仍然沿襲了劉晏的理財思想和辦法。劉晏不愧爲我國曆史上一位傑出的理財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