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爲一國之主，卻不惜以皇帝之尊，先後幾次捨身佛寺爲奴，再由皇室臣僚們用高價將他“贖”出；這種咄咄怪事，不僅在中國歷史，就是在世界歷史上，也是不多見的。其始作俑者，乃是南朝梁的開國皇帝—一梁武帝蕭衍。
蕭衍(464—549年)出生在一個世代信奉道教的家庭，博學多才，不僅對佛學、道學、儒學有精深的研究，在文學、音樂、書法方面也有一定的造詣，撰寫了各類著作一千多卷，在歷代皇帝中，算得上是個才子。蕭衍當上皇帝的時候，正值外來的佛教與一向被奉爲正統的儒教和異軍突起、土生土長的道教之間，爲爭奪意識形態領域裡的霸主地位，鬧得不可開交。他從維護皇權利益出發，以一個皇帝所特有的機敏和狡黠，對三教的長短反覆權衡，百般玩味，發現三教雖然旨趣不同，儒教講忠孝節義，道教講羽化成仙，佛教講四大皆空，但它們都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要求人們接受現實，滿足現狀，安分守己，放棄反抗和鬥爭。從這個共同點來看，儒教要人們恪守倫理道德，道教勸人們不要計較得失，佛教把人們召向極樂世界，無疑是各有妙處，異曲同工。因此，在獨具“慧”眼的梁武帝看來，儒、道、佛三教之間，不是矛盾，而是相通的，可以互爲補充，相得益彰。基於這種認識，梁武帝提出了“三教同源”說，尊稱三教的始祖孔子、老子和釋迦牟尼爲“三聖”，極力調和三教的矛盾，似乎三教同等重要，不可偏廢。然後，他仔細比較了三教異同優劣。覺得佛教的教義和修行方法，簡便易行，對老百姓更具吸引力，所以，就想辦法擡高佛教在三教中的地位，把佛教定爲國教，把儒、道二教說成是佛教派生出來的，從而構建了一個以佛教爲主體，以儒、道二教爲補充的實用理論。爲了提高這一理論的說服力，梁武帝居然把周公、孔子和老子說成是如來佛的弟子，接受過如來耳提面命之教。三教始祖之間的關係本是三教弟子爲在統治者面前爭寵、刻意擡高自己教派地位而編造出來的，如西晉道士王浮，炮製出一本《老子化胡經》，說老子曾去西天，教化釋迦牟尼，因而釋迦牟尼是老子的弟子。佛門弟子當然不甘心受此侮辱。於是如法炮製，編造了佛祖曾派遣他的三大弟子——孔子、顏回、老子到震旦(中國)來傳教這樣一個典故，以示回敬。諸如此類信口胡謅出來的所謂典故，當然純屬無稽之談!可笑的是，梁武帝竟然在他的堂堂《詔書》裡，也深信不疑並加以襲用。除“三教同源”說之外，梁武帝還調和佛教內部般若學和涅槃學之間的矛盾，說般若是因，涅槃是果，二者互相依存，不分優劣。經過他這種解釋，主張客觀萬有皆是“空(非有非無)的般若學和主張人人皆有佛性的涅槃學就統一起來了。在此基礎上，他又把佛性納入到儒家所講的善性中去，用善性解釋佛性，強調內心清明，平時行善，如此方能保全佛性，這便是所謂的“真神佛性”說的主要內容(真神即指人的善性)。
梁武帝提倡“三教同源”說和“真神佛性”說，試圖把儒、道、佛三教融爲一體，在儒學基礎上建立起富於中國特色的儒化了的佛教，使三教更好地爲其所用，以便鞏固封建秩序，加強封建統治。梁武帝爲調和三教矛盾所做的嘗試，在中國文化史上，還是有一定影響的，它爲隋唐時期的統治者消滅三教衝突提供了借鑑，再後來的南宋理學，也是沿着這條思想線索發展和完善起來的，不過，這是他始料未及的。
如果說，梁武帝抱着實用的態度，在理論上爲擡高佛教地位，調和三教矛盾所做的解釋，大膽到信口胡編，無所顧忌的地步，那麼，他在實踐上的所作所爲，毫不遜色，同樣令人“刮目相看”!且看：
1．歸佛受戒；梁武帝稱帝不久，便於504年下了一道詔書，鄭重其事地宣佈：他從今而後，不再事奉道教，而皈依佛教。下過詔書後，梁武帝親自率領僧俗人士兩萬人，在重雲殿裡手抄這道詔書，以示決心。15年後，在等覺殿屈尊受菩薩戒，從此，他就被稱爲“菩薩皇帝”。他不僅自己受戒，還號召王侯子弟、嬪妃姬妾，直到黎民百姓，都去受戒，當時響應的各界人士達4．8萬人之多，可謂上行下效!既然受戒，就應當守戒，梁武帝一點也不含糊，受戒後，每天只穿草鞋，着布衣，睡草蓆，吃敉飯，喝豆湯，不沾一點肉腥味，整個就是一個苦行僧!本來佛教並不主張絕對吃素(所謂蔬食)，樑代以前的僧侶一般都吃葷，只要這葷肉是爲自己殺的，自己既沒看見，也沒聽見宰殺場面或聲音就可以(所謂“三淨肉”)。是梁武帝改變了這一習慣，他自己帶頭不吃葷，最後勒令所有僧尼一律不可以吃葷。爲配合這一主張的推行，他一連寫了4篇《斷酒肉文》，舉出種種禁食酒肉的道理，最後以威脅的口吻說，如有哪個僧尼膽敢冒犯這一規定，照樣吃葷，“只要他(她)還是樑國的臣民，就別怪我不客氣而要治罪了”。由於皇帝的威嚴，僧尼們哪敢不從！從此，便形成了出家僧尼和在家信徒一律吃素的傳統。迄今爲止，包括我國藏、蒙、傣等各兄弟民族的佛教徒在內的世界各國佛教徒，仍然可以吃葷(酒，是一律禁止的)，唯獨我國漢族佛教徒不殺生，不吃葷，一律素食。這一傳統的形成，始於梁武帝的行政命令和強制手段。
2．集衆講經：梁武帝皈依佛門後，非常熱衷於佛事活動，多次舉辦大規模的法會，允許佛門弟子自由參加，互相交流、切磋。在舉辦法會時，時常進行大赦，以示慈悲爲懷。除舉辦法會外，梁武帝一有空閒，就親自爲衆僧尼講解經義，規模一般都在萬餘人以上。533年2月(農曆)的一次講經活動，爲一個經題，他就整整講了7天，而包括皇太子、文武百官和外國使節在內的各界聽衆竟達31．96萬多人，真是盛況空前!在這種佛事活動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梁武帝創立的“經懺法”——在佛、佛法和佛僧即所謂“三寶”座前自我表白、求哀懺悔。在他以前，佛教雖有“梵唄”，即唱經活動，但那只是在譯經或講經時，由和尚們按照佛經中的某些韻文、讚語進行吟唱，表示讚頌之意。而梁武帝創立的“經懺”法，卻使佛事活動日趨商業化、世俗化，因爲，打那以後，誰想請和尚“唸經”或“拜仟”，就得付出一定的報酬，佛經懺文成了有價商品，更有甚者，一部分僧人就成了以叫賣“經懺”爲生的“生意”人。這種情況，直到今天，在我國的某些地區，依然可見。佛教的“經懺”化，加速了佛教的腐朽和僧人的墮落。顯然，這要歸咎於梁武帝，儘管經懺商業化不是他的初衷。
3．建寺佈施：粱武帝出於鞏固自己統治的需要，先後爲一些名僧法師以及他本人和他的父母修建了光宅寺、開善寺、同泰寺、大敬愛寺、智度寺、同行寺等許多名寺，這些寺廟無一例外地都被建得富麗堂皇，殿臺樓閣，應有盡有。爲了營建寺廟，梁武帝甚至可以逼奪朝廷大官的私有財產，對普通百姓，就更不用說了。更可氣的是，梁武帝不光大建佛寺，還非常地“樂善好施”。向寺廟佈施，一次就能慷慨地奉上錢物價值千萬以上。手頭拮据的時候，他就去勒索臣民，臣僚們誰向他貢奉的錢物多，誰就被看作“稱職”。其結果，大小官員們爲了討得他的歡心，竟相聚斂，殘酷壓榨小民百姓。老百姓苦不堪言，民不聊生。
4．捨身佛寺，梁武帝身爲一國之主，本該日理萬機，對各種佛事活動的熱衷，已佔去他不少的時間，可他還嫌不夠“虔誠”，又一而再，再而三地“捨身”於佛寺，甘爲寺奴，而置國家大事於不顧。據史書記載，梁武帝先後於公元527年、529年、546年和547年共4次捨身同泰寺，每次都脫下皇袍，穿上僧服，不吃肉，不近女色，乘車、用具一律從簡。這些戲劇性的捨身爲奴事件，短的只有4天，最長的達37天，最後都由羣臣用“錢1億萬”將他贖出，並在羣臣齊集同泰寺東門或風莊門，再三叩請的情況下，纔回宮執政。就是這個醉心佛門、不理朝政的梁武帝；在樑朝短暫的56年江山中，卻能獨享48年，真夠他“幸運”的!
梁武帝深知“榜樣”的力量，所以，以身作“則”，以菩薩皇帝的身份，從理論和實踐兩方面，不遺餘力地推廣佛教，擴大它的影響。他這樣做的目的是什麼呢?難道僅僅是出於對佛教的熱愛嗎?梁武帝曾反覆表白，說自己不貪天下，說皇帝的寶座在他眼中不過是一根草而已。其實，他真正視爲草芥的是老百姓的生命，因爲就是他，多次發動戰爭，攻城掠地，殺人盈野，爲的是保住皇位。連《資治通鑑》的作者、宋代著名史學家司馬光都說，他的暴虐行爲不僅爲儒、道二教所不容，也使他成爲佛教的罪人。而他卻偏偏以“菩薩皇帝”標榜自己，想方設法把自己裝扮成以慈悲爲懷的觀音菩薩。有一次處決一個惡貫滿盈的罪犯時，他裝模做樣地整天悶悶不樂，以示心慈。對梁武帝玩的這套把戲和伎倆，司馬光曾痛斥爲“欺天”。可見，梁武帝表面上是一個十分虔誠的佛教徒，骨子裡完全不是這麼回事，他只是想通過敬佛來美化自己，籠絡人心，企圖集宗教領袖和政治首腦於一身，做一個穩穩當當、平平安安、菩薩面皇帝心這樣的“菩薩皇帝”!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佛祖並沒有“保佑”梁武帝這個虔誠的弟子。公元548年，叛東魏降樑的侯景發動兵變，第二年，梁武帝在四面楚歌聲中，飢餓加疾病，淒涼地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