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爲一名歷史學家，很少有人像他那樣，幾經亡國之痛，一生際遇坎坷。因爲聰明好學，爲人正直，得到朋友的敬重，卻又因爲不願趨炎附勢，得罪權貴，忤逆世俗，招致種種非議；所著史書，敘事得法，有人因此稱他爲“良史”，將他與古代著名史學家司馬遷等人相提並論，又因爲書中曲筆隱諱，記述失實，爲當朝統治者隱惡揚善，備受後人責難。這位集褒貶、譭譽於一身的史學家，就是魏晉時期的陳壽。
陳壽(233—297)，字承祚，出生於三國時代蜀國巴西郡安漢縣(今四川南充市)，歷經魏滅蜀、晉代魏的社會變故，病死於西晉惠帝元康年間，享年65歲。
陳壽少年時代拜頗有名氣的史學家譙周爲師，學習歷史。譙周認爲他聰明伶俐，文采過人。這段學習經歷對陳壽影響很大，所以在很早的時候，他就開始精讀古代歷史名著《尚書》、《左傳》、《史記》、《漢書》，研究撰寫史書的方法和體裁，並着手蒐集、整理蜀漢地區鄉邦人物事蹟，在此基礎上，寫出了《益部耆舊傳》十篇。同古代大多數知識分子一樣，陳壽也不例外地走上了“學而優則仕”的道路，出任蜀漢政權的觀閣令史，主管文獻檔案工作。這期間，宦官黃皓專政弄權，許多官員都阿諛奉迎，唯獨陳壽不這樣做，結果多次受到貶斥。偏偏他又不肯向世俗低頭，在父死居喪期間，不幸染病後，他不顧封建禮教約束，讓婢女給他調治藥丸。這下可招惹大禍了，人們議論紛紛，陳壽也因此被罷官；閒居在家。這已經是魏滅蜀、晉代魏之後的事。這樣過了幾年，經過愛才的晉朝中書令張華的推薦，陳壽先後擔任過佐著作郎和著作郎的職務。在任佐著作郎期間，他受人委託，編寫諸葛亮事蹟，最後於公元274年，編輯成《諸葛亮集》24卷。公元280年，西晉滅吳，中國統一，這時陳壽48歲；開始整理三國史事。在他之前，記述三國曆史的書，已有好多部，但都限於一國史事，或專記孫吳，或只寫曹魏，而且蜀漢沒設史官，國史缺而不錄。陳壽利用自己曾是蜀國人，熟悉蜀國曆史，又編過《諸葛亮集》、《益部耆舊傳》，瞭解寫史方法等得天獨厚的條件，並參考關於魏、吳歷史的其它著作，創造性地合三國曆史爲一書，最後撰成魏書、蜀書、吳書共65卷，定名爲《三國志》。張華看到這部書，很欣賞，遂推薦陳壽任中書郎。權臣荀勖嫉妒張華，轉而遷怒於陳壽，把陳壽從中央調到地方，擔任一個地方的太守，陳壽藉口母親年老需要照顧，堅辭不就。母親臨終時，囑咐他把她葬在洛陽，陳壽照囑辦理，又受到衆人的指責，說他沒有把母親歸葬原籍蜀中安漢，是不孝的表現，於是再次遭到貶抑。幾年以後，朝廷調他任太子中庶子一職，還沒來得及到任，就病死於洛陽。
陳壽很有才學，但身逢亂世，朝政，權臣肆虐，生性耿直、不肯屈就的他，自然是很不得志。正如常琚在《華陽國志》裡所說，陳壽所得到的地位、名望遠遠不能反映出他的才能，當時就有很多人爲他鳴不平。他生平所著，除《三國志》外，均已亡佚。即便《三國志》一書，也是他死後，經瞭解這部書的有關官員的請求，由朝廷命地方官派人到他家裡去抄錄，保存於政府才得以流傳下來的。
《三國志》完成後，得到的評價非常高。見到稿本的人都稱陳壽“善敘事，有良史之才”，張華甚至把他與司馬遷、班固相提並論，並且準備讓他寫《晉書》。當時有一個名叫夏侯湛的史學家，正在撰寫《魏書》，待見到《三國志·魏書》以後，自愧弗如，主動毀壞自己的書稿而作罷。這足以說明當時人對陳壽和《三國志》是何等的推崇!我們只須看看《三國志》的編纂方法，就不難理解其中的道理。
前面我們講過，陳壽之前，關於三國曆史的著作已有不少，但都限於記述一國史事，這本身就說明，想寫一本融三國曆史於一體的史書，絕非易事。而陳壽寫這本書，面臨的困難就更大了。你想，要把一個頭緒紛雜的時代，用長於人物傳記的紀傳史體歸納爲一書，反映出歷史的全貌，這本來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何況陳壽當時已做了晉朝的官，晉朝是承襲曹魏而統一全國的。在這種情況下，既要真實地反映出三國鼎立的歷史面貌，不能任意貶低蜀、吳兩國的歷史地位，又要不觸犯晉代魏而立這一政治現實，愛晉及魏，突出魏在三國中的特殊地位。爲了處理好這種關係，陳壽熬費了一番苦心。首先，他摒棄了當時人寫三國史以魏爲主，附記蜀、吳的做法，獨闢蹊徑，採用三國曆史並敘的體例，然後在體例形式上做了點手腳，讓《魏書》居前，並給曹魏的幾個皇帝分別加上“帝”字，而蜀、吳的皇帝只稱“先主(劉)備”、“吳主(孫)權”，均不加“帝”字，以示區別，但在記事時一律按年敘事，與記魏帝的本紀沒有實質上的不同，實際上還是把蜀、吳放在與魏同等地位的，而且書名也反映了他的這一意圖：分署《魏書》、《蜀書》、《吳書》，以明鼎足三分之態勢，全書又統署爲《三國志》，這就如實地反映了歷史的真實面貌，又讓當朝統治者無把柄可抓。在當時的政治背景下，對三國曆史能夠採用這樣一個總攬全局的處理辦法，足見陳壽是一位很有創見的史學家。另外，《三國志》的“列傳”覆蓋面很廣，舉凡三國時期政治、經濟、軍事、文藝、科技和學術思想領域的重要人物，都被網羅其中；文章簡潔，文字精煉，常常着墨不多，就能把人物的神態和心態表現出來；人物個性鮮明，評價公允得當，這些都是備受後人稱頌的《三國志》的優點。
《三國志》的優點固然不少，但它也有一些問題，引起後世的批評與責難。其中爭議最大、責難最多的就是所謂“正統”問題。《三國志》明顯是以魏爲正統的，魏國的帝王都列本紀加以記載，蜀、吳的皇帝則只用列傳記載。後人認爲應以劉姓的蜀漢政權爲正統，因爲它是承漢朝而立的，魏爲異姓政權，屬“篡逆”。當然，也有人贊成陳壽的做法，如宋朝大史學家司馬光。“正統”論隨政治形勢的變化而變化，完全是爲封建統治服務的，這種爭論在今天已毫無意義。後世對《三國志》的批評，意見比較一致和集中的是，沒能據事直書，曲筆迴護太多，替魏晉統治者隱惡溢美太過份了。這一批評，擊中了《三國志》的要害。例如，魏國齊王曹芳被廢黜一事，完全是司馬師一手策劃的，事前太后一點也不知道，《三國志·齊王芳紀》卻記載了太后的詔令，歷數曹芳無道不孝的罪惡，說明他應當被廢黜。魏蜀之間的戰爭，凡魏國取勝的就大書特書，而蜀國取勝的，則一筆帶過甚而隻字不提。凡比種種，說明陳壽屈從於當權者的壓力，替魏晉統治者隱惡揚善，這正是《三國志》思想性較差的具體表現。此外，《三國志》在敘述歷史時，大肆宣揚天人感應和皇權神授的迷信思想，過分誇大英雄人物的作用，爲鞏固封建統治服務，反映了他在歷史觀上的侷限性。沒有給當時的名醫張仲景和發明家馬鈞立傳，更是不可原諒的疏漏。至於只有紀傳而沒有志，簡潔有餘，文采不足等等，都是《三國志》的缺陷。鑑於《三國志》的缺點也不少，現在史學界一般認爲，《三國志》雖有很多優點，但比起《史記》、《漢書》要遜色得多，甚至不如範嘩的《後漢書》。
值得一提的是，《三國志》問世後130多年，裴松之在旁徵博引150多種書籍的基礎上，爲這本史書作注，寫出了著名的《三國志注》，同爲不朽之作。我們今天研讀《三國志》，必須同時看裴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