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人們經常說一句口頭語，叫做“三教九流”。這句話大多用來泛指宗教、學術中各種流派或社會上各種行業，也用來泛稱江湖上各種各樣的人。然而，這個成語的由來起始卻是中國學術思想史上的兩件大事。
所謂“九流”，便是春秋戰國時期形成的諸子百家，包括儒家、道家、法家、陰陽家、縱橫家、兵家、名家、墨家、農家等等；“三教”便是後來的儒、道、佛三家。南宋時期有個大學者陸九淵，在給王順伯的一封信中說道：“中國的學術流派以及各種思潮很多，儒家有儒家的學說，道家有道家的學說。佛家有佛家的學說，從大的方面劃分都可以歸入這三家中去。”雖然說西方基督教耶穌在時代上和儒家創始人孔丘、佛教創始人釋迦牟尼相先後，然而中國人並不知道耶穌降生之事。基督教在中國流傳從明清以來雖有四、五百年的歷史，但比起佛教來就微不足道了。儒、道、佛三教之間雖然沒有出現西方新舊教之事那種兵連禍結、殺人流血事件，卻也相互排擠。爭論不休，這便是隋唐時期的“三教論衡”。
三教中的儒家思想根植於中國宗法社會基礎之上，產生最早。春秋時期孔丘創立儒家學派，聚衆講學，弟子三千，成爲當時的顯學。戰國時期孟軻、荀況諸儒發揚儒家學說，思想體系更加嚴密。西漢武帝時期，穎川大儒董仲舒上疏要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使儒學在漢代定於一尊。兩漢時期名儒輩出，如伏生、韓嬰、孔安國、賈逵、馬融、鄭玄等等，儘管他們分門立戶，文爭今古，但對研究儒家典籍和社會禮樂制度卻做出了巨大貢獻，形成漢代經學盛極一時的局面。魏晉南北朝時期，玄學和佛教思想興起。但儒家學說在社會制度、法律道德、公私生活各方面影響仍然深遠，即使六朝上大夫號稱曠達，如竹林七賢等對抗名教，追求個性解放，但內心深處卻注重孝行，嚴禁犯其家諱，這些都是儒家遺訓。唐朝統治者仍然重視對儒家倫理孝道、綱常名教的倡導，證訂儒家經義，並以儒家文化作爲開科取士的標準。因此，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儒學因受玄學和佛學思想衝擊，雖然失去了昔日獨尊的地位，但在封建王朝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文化生活各方面的影響仍然根深蒂固，規定着中國傳統文化的特徵。
道教思想是中國本土上產生的文化，最早淵源於漢代張道陵的五斗米道，雖然它奉老子爲教主。但和春秋戰國時期道家的老聃、莊周思想沒有多大關係，也和魏晉玄學自然哲學毫不相干。南北朝時期，道家學派盛熾，各地名山大川都興建道觀，出家修道的人很多，例如在杭州西湖葛嶺練丹的葛洪，南朝陸修靜、北朝寇謙之等等。都是著名道家人物。道家學說宣揚修身養性、長生不老，具體做法就是煉丹服藥，葛洪《抱朴子》書中就記載了種種服食煉丹的事。南北朝時期的道教包羅廣泛，演變繁多，吸收了佛教、摩尼教內容，思想體系更爲完備。道教雖然吸收外來思想，但卻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在融合成完備學說之後，就堅持夷夏之論，排斥外來教義，產生了佛道之爭。唐朝尤其崇奉道教，原因就是李淵集團不是門閥世族，於是標榜關隴李氏集團出於老子，推崇道教。公元620年，山西晉州人吉善行在羊角山見到一位白衣老者，對吉善行說：“替我轉告唐朝皇帝，我的太上老君，是你們的始祖。今年可以平定各種武裝集團，天下太平。”李淵於是在當地立廟，祭典太上老君。這篇由唐朝統治者編造出來的神話，使道教在唐代地位大增，老子被封爲皇帝，全國各地都修造宮觀祭典，氣焰顯赫，由於朝廷推重，唐朝大臣們都不敢說話，更不敢反對，甚至賀知章、李鄴侯等人爲討好皇帝，還上書請求做道土，由此也可窺見道教盛行。
佛教自東漢明帝時期傳入中國，楚王劉英率先齋戒祀佛，漢桓帝又在宮中正式設立浮屠之祠。東漢時期譯佛經的人有支讖、安清、安玄等人，佛教教義逐漸爲中國人所認識。初期佛教和道教相結合，佛教所宣揚的靈魂不滅，齋戒求福和道教宣揚的長生不老、祠祀禱告有相同之處，成爲一種佛道不分的綜合形式。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社會分裂，政治動盪，人民生活極端痛苦。現實的苦難正是宗教最容易萌生增長的溫牀，遁世超俗之風日益盛行，出家爲僧的人也越來越多。在這300多年中，出了很多精通佛學的高僧，如釋道安、支道林、竺法深、釋慧遠、僧肇、竺道生等等，他們大都和玄學名士交遊。僧侶加入清談，吸引了大批名流傾心佛學，例如支道林和謝安、王羲之、殷浩等名士交往密切，他的學問言行深受尊重。殷浩精心研究佛教典籍，每有疑問，便去請教，可見他的態度有多麼認真!有一次支道林在會稽王府講《維摩詰經》，和許詢等人相互辯難，博得滿堂喝彩。其實坐在下面聽講的士林名士根本不管講得符合不符合佛理，即便聽不懂，仍然坐在講臺下面，聽起來津津有味。這份宗教的力量給士大夫一種多大吸引!因此，佛教也就和玄術道士分道揚鑣，獨樹一幟了。南朝梁武帝甚至把佛教宣佈爲國教，並且三次到同泰寺出家當和尚。“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南京城中雖有那麼一處夫子廟，卻有480處佛寺，孔聖人的地位顯得太寒酸了。到隋唐時期，佛教達到鼎盛，教義更加嚴謹，形成了涅槃宗、三論宗、毗曇宗、淨土宗、成實宗、攝論宗、地論宗、華嚴宗、天台宗、法相宗、律宗、密宗、禪宗13個宗派，佛教思想形成了比印度本土還大的宏偉體系，影響中國社會文化之深遠，也絕不在儒家之下。
儒、道、佛三家之所以能形成均衡態勢，除了各自思想在中國具有適用性外，還與封建統治者的提倡有關。歷代封建統治者在利用儒家綱常孝道統治人民的同時，還利用道教和佛教出世思想，把人們引入虛構的天國、仙境，藉以轉移人民鬥爭矛頭，緩和階級矛盾。三教並稱，始於北周，但佛道兩家時行時禁，還沒能取得與儒學對等地位。南朝梁武帝佞佛，把佛教宣佈爲國教，而指斥周孔儒學爲邪道，因此僧侶勢力迅速增長。唐朝統治者在極力推崇道教的同時。也扶植佛教發展。唐太宗李世民命玄奘赴印度求取佛教經典，並支持他在長安大慈恩寺翻譯佛經。現在西安大雁塔就是因此而出名；武則天也支持佛教。親自聽法藏講《華嚴經》，唐憲宗更熱心於佛教，親自把印度舍利佛骨迎入宮中供奉。因此，佛教和道教取得了更高地位，和儒家平分秋色，分庭抗禮。唐懿宗時期，有—次延慶節演戲，戲子李可及滑稽詼諧，身穿儒服。寬衣博帶，坐在高位自稱三教論衡。旁邊的戲子問他：“你既然說自己博通三教，請問釋迦牟尼是什麼人?”李可及回答：“釋迦牟尼是婦人，”問他的人非常驚訝道：“爲什麼這樣說呢？”李可及說：“《金剛經》上說他敷座而坐，如果不是婦人，爲什麼要等夫(敷的諧音)坐然後才坐！”旁邊的人又問：“太上老君是什麼人?”李可及回答：“也是婦人。”這人更不理解，李可及解釋說：“《道德經》上說他的患禍是因爲自身存在，如果虛無無身，還有什麼禍患。太上老君若不是婦人，爲什麼擔心自己無娠(身的諧音)。”唐懿宗聽後大喜。那人又問：“文宣王孔丘是什麼人?”李可及說：“還是婦人。”問話的人說：“你怎麼知道?”李可及回答：“《論語》說孔丘懷才待價而沽，若不是婦人，爲什麼要待嫁(價的諧音)。”唐懿宗聽後更加高興。這樣公開詆侮聖人，說明唐代儒家獨尊地位早已動搖了。
南北朝隋唐時期，也有人主張調合三教，一以貫之。公元573年，周武帝宇文邕召集羣臣、僧道集會，武帝親自辯釋三教先後，確定儒教爲先，道教爲次，佛教爲後。這便是三教論衡之始。此後，隋朝李士謙也論衡三教優劣，他說佛是日，道是月，儒是星，別人也無法駁倒他。唐朝形成固定制度，國家如有慶典活動就把儒道佛三教學士召集到宮殿講論，對這一制度，白居易曾有三教論衡評論。三教之中，儒家雖然在典章制度和文化生活方面影響最大，但它只重社會制度和倫理道德，在抽象思維和思辨體系方面不如佛道二家；佛道思想雖能震盪一時人心，但它的出世思想終究與現實制度和中國倫理傳統相沖突，不可能完全壓倒建築在宗法文化上的儒家思想。這種各有千秋的特徵決定了三教並存格局，只有以儒家文化爲骨架，吸收了道教和佛教的思辨體系的理學產生以後，才包容三教，標誌着三教論衡的終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