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啓超，字卓如，號任公，又號飲冰室主人。廣東省新會縣人。戊戌變法的重要領導者之一。
一提起中國近代史上的戊戌變法，人們總是把康有爲和梁啓超的名字聯繫在一起，甚至有人把戊戌變法叫做“康梁變法”。因爲梁啓超是康有爲的學生和得力助手。曾爲變法維新運動不遺餘力地奔走呼告、搖旗吶喊。
梁啓超出生在一個地主家庭。他自幼聰明異常，8歲即吟濤作文，12歲考上秀才，16歲中舉，在鄉里有“神童”之美稱。在他的少年時代，祖父和父親常給他講過去的仁人志士的高尚事蹟，這一切都在梁啓超幼小的心靈裡埋下了愛國報國的種子。
1890年春天，梁啓超應考歸途路過上海時，偶然看到了一些西方書籍，異國的新思想和新文化使梁啓超耳目一新。這年秋天，要求變法維新的康有爲從北京回到廣州，此時他已全國聞名。梁啓超得知後，馬上懷着仰慕之心拜見了他。康有爲說，《四書五經》是不切實際的東西，它們不能解決祖國的危機，有志青年不會爲追求功名利祿而去做閉目讀書的書蟲。這番話使求知若渴的梁啓超震驚了。經過一夜的思索，第二天一大早，梁啓超又去拜見了康有爲，請他收自己爲弟子。從此，梁啓超跟隨康有爲專心地研究西方的思想文化以及中國曆代政治的得失，探索救國救民的真理。不久，他就幫老師康有爲寫成了《新學僞經考》和《孔子改制考》這兩部宣傳維新變法的重要理論著作。
1895年，梁啓超和康有爲彙集十八省1300多名舉人發動了聲震全國的“公車上書”。由於官吏拒絕呈遞，沒有成功。這次運動吹響了資產階級改良運動的號角，揭開了戊戌變法的序幕。從此，梁啓超協助康有爲進行了切實有效的宣傳鼓動工作。他先後擔任北京《中外紀聞》報的負責人和上海《時務報》的主要撰稿人，發表了許多強烈批判封建、宣傳維新變法的文章。梁啓超的文章犀利流暢，很受當時有志青年的歡迎，因此，《時務報》在創刊幾個月的時間內發行量就猛增到1．7萬多份，創下了當時中國報刊史上的最高記錄。許多憂國憂民的愛國青年都深受感染。後來走上道路的民主革命戰士吳玉章同志曾回憶說：“當我讀到康梁(特別是梁啓超)的痛快淋漓的議論後，很快就成了他們的信徒。我一心要做變法維新的志士，對於習八股、考功名，便沒有多大的興趣了。”這樣的例子很多，可見梁啓超在維新變法運動中的啓蒙作用之大。
梁啓超在上海主編《時務報》的同時，還組織創辦了大同書局，編譯出版了大量宣傳維新的書籍。後來因運動的需要，他又到湖南開展宣傳活動。在這裡，他參與創辦了南學會和《湘新學報》等活動。由於梁啓超和譚嗣同等人的努力，湖南省成爲當時最有革命活力的省份。這引起了當地頑固派官僚的恐慌和極度仇視。他們污衊梁啓超妖言惑衆，是誤人子弟的亂黨，千方百計想趕走他。爲了避免同頑固勢力直接交火，保存實力協助老師康有爲將宣傳活動開展下去，1898年，梁啓超又回到北京，並和康有爲成立了“保國會”。在成立大會上，梁啓超發表了熱情洋溢的演說，強調此會的宗旨是“保國、保種、保教”以挽救國家危亡。由於頑固勢力的阻撓和破壞，“保國會”被迫解散，它雖然只存在了三天，卻爲即將到來的“百日維新”作了直接的組織與輿論準備。
在康有爲和梁啓超等人掀起的改良熱潮的推動下，光緒皇帝終於宣佈變法。在變法期間，梁啓超積極協助康有爲策劃各種改革措施。他還受到光緒皇帝的特別召見，專門負責辦理京師大學堂(今北京大學前身)和譯書局事務，並主管部分文教事業。
變法失敗後，梁啓超被迫流亡日本。
梁啓超是一位傑出的宣傳家，是改良運動的倡導者。爲了挽救危難中的祖國，他在中國資產階級改良運動中所做的貢獻是不可磨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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