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是我國奴隸制瓦解和封建制形成的時期，戰國是封建社會的開端。春秋戰國經歷着劇烈的社會變革，階級關係有很大的變動。反映在意識形態領域，出現了“諸子百家”和“百家爭鳴”的盛況。“諸子”，是指春秋戰國時期思想領域內反映各階級、階層利益的思想家及其著作。“百家”是表示著名的思想家很多。主要的有老子、孔子、墨子、楊朱、許行、商鞅、申不害、孟子、荀子、莊子、韓非子、惠施、公孫龍、田駢、慎到、宋鈃、尹文、關尹、鄒衍、張儀、蘇秦、呂不韋、孫武、吳起、孫臏等。“百家爭鳴”是指春秋戰國時期錯綜複雜的階級鬥爭在思想戰線上，反映出羣星燦爛的各種不同流派的學說，互相爭辯的異常活躍局面。
關於對“諸子百家”的論述，戰國時期的《孟子》、《莊子》、《荀子》、《韓非子》、《呂氏春秋》等書中都有記載。過去的歷史學家，如西漢初期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認爲：“諸子百家”主要是指“陰陽”、“儒”、“墨”、“法”；“名”、“道”六家。西漢末年的劉歆和東漢班固卻認爲“諸子百家”主要是指“儒”、“道”、“陰陽”、“法”、“名”、“墨”、“縱橫”、“雜”、“農”、“小說”十家。
應該指出，這些劃分並不全面。比如，在孟子看來，楊朱學派在當時學術界的影響不小，與墨家常常相提並論，應該是獨立的一家。楊朱與老子、莊子很不相同，並非道家，所代表的階級立場更不一樣。按“六家”或“十家”的說法，根本容納不了。後來研究先秦思想史的人們，往往按“六家”或“十家”的框框來套，因而把楊朱歸入道家，甚至說成是道家的始祖。這是不合適的。還有，兵家在戰爭頻繁的春秋戰國時期佔有重要地位，對後世的軍事史和哲學史都有一定的影響，而在《呂氏春秋》裡已經提到兵家孫臏。現在看來，應該把兵家單列爲一“家”。
還應指出，一家之中，隨着社會的發展變化，他們之中有代表性的思想家，也有着很大的差別。比如，孔子死後，“儒分爲八”，戰國時期重要的儒家學派，就分爲孟、荀兩家。不論是孟派荀派，都不是簡單的繼承孔子，而是各有發展。孟子固然在孔子所創立的儒家學說中，加進了許多新的內容。即使對孔子的禮治思想中加進了法治思想的荀子，其主要思想，仍承襲孔子，不失爲儒家大師。可見，同是儒家，變化很大。道家中也有同類情況，稷下學派的宋鈃、尹文的思想，和老子、莊子的思想，也有很大變化。如果以對哲學的基本問題，即思維對存在的關係問題的不同回答作標準來分析“諸子百家”，就會發現：同屬一“家”的人，在哲學上卻分屬不同的哲學陣營，相反，分屬兩“家”的思想家，在哲學上卻屬同一陣營。比如，孟子和荀子同是儒家，孟子哲學，是主觀唯心主義的，而荀子哲學則是唯物主義的。又比如，老、莊與稷下學派的宋鈃、尹文同屬道家，但老、莊哲學是唯心主義的，而宋鈃、尹文的哲學是唯物主義的。
雖然如此，司馬談、劉歆等、從每“家”的主體思想的繼承和發展關係來分類的做法，給先秦思想家的劃分標準和先秦思想史的研究工作，還是提供了重要的依據，所以它被後世一直沿用下來。
在春秋戰國的“諸子百家”中，存在着極爲錯綜複雜的關係。各家之間，互相駁難，既有思想交鋒，又有思想融合，因而形成“百家爭鳴”的局面。那種把“百家爭鳴”曲解爲儒法之爭，或以儒家及其同盟軍爲一個陣營和以法家及其同盟軍爲另一個陣營之爭的說法，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因爲當時“諸子百家”不是每一家代表一個階級，更不是凡屬儒家就代表奴隸主階級，也不是凡屬新興地主階級的思想家就是法家。歷史的事實是，在當時的意識形態領域裡，從“諸子百家”學術發展的源流看，在春秋戰國各階段，因階級鬥爭形勢不同，鬥爭的中心也有所不同。在春秋末期，主要是儒、墨顯學的對立和鬥爭。在戰國早、中期，則出現了儒、墨(子)；楊(朱)三家鼎立的局面。戰國早期，在齊國稷下，以黃老之學爲主的稷下學派發展起來，但在當時道家勢力並不大。只是到了戰國中期比孟子稍晚的莊子的出現，才把老子學說加以發展，使道家有較大的起色。當時的早期法家李悝、吳起、商鞅等，主要是在政治經濟領域從事變法改革，他們對儒家思想的鬥爭不是沒有，但理論並不完整，在思想意識形態領域所佔的地位並不重要。因此，孟子主要論辮的對手是楊、墨兩家。到了戰國後期，韓非總結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術”、慎到的“勢”，才使法家的理論趨於完善。法家對儒家比較系統的批判是從韓非才開始的。可以說在這時的儒法鬥爭才具有相當的規模。
不過，我們也要看到，在“百家爭鳴”過程中有過儒、墨之爭，儒、法之爭，儒、道之爭等等，他們的觀點互相對立，進行激烈的辯難。但這只是“百家爭鳴”的一個方面。在“百家爭鳴”的過程中，各家還有相互影響的一方面。班固的《漢書·藝文志》說，諸子百家“其言雖殊，闢猶水火，相滅亦相生也。仁之與義，敬之與和，相反而皆相成也”。這是說，各家主張雖然各不一致，相互如水火一樣不相容；但是並非毫無關係，往往是相滅又相生，相反又相成。在學術發展過程中往往互相補充。比如，老子首先提出“道”這個抽象概念，認爲“道”是萬物的本源。這種客觀唯心主義哲學，片面地強調了抽象思維的作用。墨子在認識論上特別強調經驗，即重視感性認識在認識中的重要作用。這就克服了老子哲學強調抽象思維的片面性。荀子吸取了墨子重視感性認識的長處，建立了他的唯物主義的認識論，同時又吸取了宋鈃、尹文的唯物主義的認識論，給理性認識以一定的地位。因而荀子的認識論在前人的基礎上大大提高了一步。又比如，老子強調天道無爲，忽視了人的主觀能動作用。儒家糾正了老子這一弱點，強調了人的主觀能動性?但是，孟子又過分強調人的主觀能動性，陷入了主觀唯心主義。荀子批判。了孟子的主觀唯心主義哲學，吸取了他重視人的主觀能動性的合理部分，繼承了歷史上的唯物主義思想傳統，形成了他的唯物主義思想體系。
在“百家爭鳴”中各家的相互影響，還表現在思想資料的繼承關係上，並不侷限於某家只繼承某家，而是各家之間互相吸取營養。比如，法家韓非批判繼承了老子的一些思想資料，他作《解老》、《喻老》兩篇，把老子的唯心主義的“道”，改造爲唯物主義的“道”，吸收到他的唯物主義思想體系中去。又比如，荀子本是儒家，但他改造了儒家的“禮”，給“禮”賦予“法”的內容，以適應新興地主階級的需要。而著名的法家韓非、李斯都是儒家荀子的學生。可見，儒法兩家並非壁壘森嚴；處於絕對鬥爭之中。歷史的事實倒是與此相反，儒法兩家逐漸合流。這種趨勢是從荀子開始的。所謂“荀、孟之爭”，並不是儒法鬥爭，而是儒家內部的派別之爭，是荀子對孟子思想的批判改造。這種批判改造正是儒法合流的先聲。因此，荀子是儒法合流的關鍵人物，也是開始總結“諸子百家”的第一人。韓非對儒家的批判也不是什麼兩條路線的鬥爭，因爲他不僅批判儒家，同時也批判墨家、楊朱學派和道家等，這是在荀子的基礎上進一步總結諸子百家。正是在這一過程中，韓非完成了法家理論的系統化，成爲先秦法家集大成的人物。
到了戰國晚期，呂不韋主持編纂《呂氏春秋》，“兼儒墨，合名、法”，使“諸子百家”融合在一起。這是政治上由封建割據走上全國統一的趨勢在思想意識形態領域的一種反映。
“百家爭鳴”是怎樣形成的呢？
春秋中後期，隨着奴隸制的土地制度的破壞，新的封建生產關係開始產生，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逐漸形成。到戰國時期，這兩個階級，構成了封建社會的兩大對抗階級。但是，奴隸主階級還存在，大量官私奴隸仍然存在。個體手工業者和商人在城鎮有相當大的數量。隨着社會生產的發展，過去的“官學”變成私學，有知識有學問的人多起來。他們分屬各階級各階層，這時以“學者”身分出現，對於各種學術問題，天文、地理、數學和物理爭論不休。對於政治制度，更是各有主張，而爭論不已。“百家爭鳴”局面的形成，就是由春秋戰國葉期複雜的階級狀況決定的。
春秋中後期，周天子地位衰落；戰國時期，新興地主階級在各諸侯國都先後奪取了政權，但處於封建割據的狀況。統一的封建政權還沒有形成。新興地主階級在各諸侯國都把主要精力用於政治、經濟、軍事方面的改革，而地主階級的意識形態，在相當長的時期內，落後於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其他方面。由於居於統治地位的地主階級，本身政權還不鞏固，他們的思想當然還沒有能成爲統治思想。這就爲“百家爭鳴”創造了條件。使春秋戰國時期社會的各階級的思想家，都能夠自由地著書立說和四處奔走宣傳自己的思想和主張。
還有，戰國時期“養士”的風氣很盛，如齊國在齊威王、齊宣王時，在都城近郊的稷下專門開闢了供“文學遊說之士”“不治而議論”的學宮。後來的大貴族“四公子”孟嘗君、信陵君、平原君、春申君“養士”多達幾千人。這對“百家爭鳴”起了促進作用。
“百家爭鳴”局面隨着秦統一六國；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的建立，也就相應地基本結束了。
總之，春秋戰國“百家爭鳴”局面的出現，對我國古代學術思想的繁榮有重要作用。它是我國學術思想史上一個重要的發展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