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愈(768—824年)，字退之，鄧州南陽(今河南南陽)人。他出身貧寒，通過科舉途徑擔任監察御史、國子博士等職，在政治上他傾向保守，反對以王叔文爲首的永貞改革。韓愈是唐代著名的文學家和古文運動的倡導者，同時他還是一位對宋明理學有重大影響的哲學家。難怪宋代大文學家蘇軾稱之爲“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尤其是在中唐時期反佛鬥爭中，他是一個最積極的人物。
唐統治者了達到麻痹人民的反抗意志，維護封建統治的目的，不遺餘力地爲宗教神學張目，佛教在隋唐時期得到空前發展。佛教自東漢末年傳入我國以後，經過兩晉、南北朝，不斷傳播擴大。到唐代逐漸形成了許多佛教流派，各教派主要宣傳的是靈魂不滅、因果報應、六道輪迴等內容，引導人民逆來順受，安心地生活。道教在唐代同樣也得到了發展，道教的創始人老子姓李名冉，而唐王朝的皇帝也姓李，所以從唐高祖李淵起各代皇帝就以教主的後裔自居，積極扶植道教，企圖藉助神權來鞏固皇權。公元666年，唐高宗下令尊老子爲太上玄元皇帝。唐玄宗派人畫老子像頒於天下，令王公以下皆學習《老子》一書。又封莊子爲南華真人，文子爲通玄真人，列子爲沖虛真人，庚桑子爲洞靈真人，以壯大道教的勢力，許多著名的道士被皇帝所寵信。當時長安和洛陽兩京和各州都建有玄元皇帝廟，道觀也很多，長安城就有30所，全國有1900餘所，道士有1．5萬餘人。
整個唐代，佛道二教的鬥爭一直很激烈。唐高祖、唐太宗把道教置於佛教之上；唐高宗爲了打擊極度膨脹的佛教寺院的經濟勢力，聽從道士的話下令滅佛；武則天爲了反對李唐高宗，又把道教置於佛教之下，大興佛教，修築寺廟。唐宣宗繼位後，又下令扶植佛教。但是由於佛教經過在我國多年的傳播，結合中國的實際，簡化了教義和修行方法，積極吸收儒家的一些思想，增添了世俗宗法色彩，逐步成爲有中國特色的佛教，加強了與道教競爭的實力。在這場鬥爭中，佛教一直比較佔優勢。
唐朝中後期，特別是安史之亂以後，唐王朝已經走向了衰落。藩鎮割據，社會動亂，連年戰爭，統治集團貪得無厭，大肆搜刮民脂民膏，朝中佞臣宦官擅權，民不聊生。一些人爲了擺脫賦役和徭役，轉而信奉佛教，社會上變爲僧尼的人越來越多，寺院經濟惡性膨脹，僧尼們擁有大量的田園土地和手工業，卻不承擔國家的徭役賦稅，直接影響了國家的財政收入，也大大妨礙了政府的徵兵徭役的來源。佛教的空前發展，不斷引起儒家正統派的批評和反對，早在唐初，就有一位韓愈的同鄉傅奕站出來反對佛教，他認爲佛教徒“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子；遊手遊食，易服以逃租賦”，“於百姓無補，於國家有害”，主張廢除佛教。安史之亂以後，韓愈則以孔孟之道的代言人自居，竭力排佛，反佛，主張“人其人(強迫和尚還俗)，火其書(燒掉佛經)，廬其居(改寺院爲民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同時從國家大計出發，認爲有必要抑制佛道的發展。他寫了《原道》一文，提倡孔子“性相近，習相遠”的心性論。韓愈自己從感情上深恨佛教，不但從理論上闢佛，還從行動上死諫佛骨。
唐憲宗時期，平定了淮西叛亂，社會逐漸有所安定，可是到了憲宗晚期，迷信起佛教來了，認爲平定淮西叛亂是藉助佛的神助取得勝利的，所以唐憲宗大興佛事。他打聽到鳳翔的法門寺裡，有一座寶塔，叫護國真身塔。塔裡供奉着一根骨頭，據說是釋迦牟尼涅槃以後留下來的一節指骨，每30年開放一次，讓人曕仰禮拜。這樣做，就能夠求得風調雨順，人人平安。唐憲宗給人說得相信了，特地派了30人的隊伍，到法門寺把佛骨隆重地迎接到長安。他先把佛骨放在皇宮裡供奉，再送到寺裡，讓大家瞻仰。下面的一班王公大臣，一看皇帝這樣認真，不論信或是不信，都要湊個趣。許多人千方百計想得到瞻仰佛骨的機會，有錢的，捐了香火錢；沒錢的、就用香火在頭頂、手臂上燙幾個香疤。也算表示對佛的虔誠。一時間舉國上下，如癡如狂。
韓愈是向來不信佛的，更不要說瞻仰佛骨了，他對這樣鋪張浪費來迎接佛骨很不滿意，就給唐憲宗上了一道奏章，勸諫憲宗不要幹這種迷信的事。指出迎佛骨之事，實在是傷風敗俗，笑傳四方，“臣實恥之”。他說，佛法的事，中國古代是沒有的，只有在漢明帝以後，才從西域傳了進來。他又說起南北朝時期的宋、齊、樑、陳時，皇帝信奉佛教，結果命運都不佳。很短時間便改朝換代，江山易主，那個三次捨身施佛的梁武帝?最後國破家亡，自己餓死。從而論證佛是不可相信的。他建議皇帝把此骨“付之有司，投潛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表示“佛如有靈，能伏禍害，凡有殃咎，立加臣身”。
唐憲宗收到這個奏章。大發脾氣，立刻把宰相裴度叫了來，說韓愈誹謗朝廷．非把他處死不可。裴度連忙替韓愈求情，唐憲宗氣慢慢平了，說：“韓愈說我信佛過了頭，我還可寬恕他；他竟說信佛的皇帝，壽命都短促，這不是在咒我嗎？就憑這一點，我不能饒他。”後來，替韓愈求情的人越來越多，唐憲宗沒殺韓愈，就把他降職到潮州去當刺史。儘管如此，韓愈仍不放棄自己的主張，曾寫詩說：“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欲爲聖朝除弊事，豈將衰朽惜殘年”，表示他反對佛教的堅定立場。他的學生勸他不要同佛道進行鍼鋒相對的鬥爭，以免別人攻擊，他回答說，我不是好辯，而是要“行道”。他認爲要爭取和維持孔孟之道的絕對地位，就必須同佛教進行一場你死我活的鬥爭。用他的話說就是要“不塞不流，不止不行”。
從長安到潮州，路遠迢迢，韓愈孤單一個人，被派到那麼邊遠的地方去，一路上的辛酸心情，就別提了。
韓愈到了潮州，想到自己的不幸遭遇，也考慮到百姓的生活；他把潮州官府裡的官員找了來，問當地老百姓有什麼疾苦。有人說：“這兒出產少，老百姓日子過得很苦；還有城東惡溪(今廣東韓江)裡有條鱷魚，經常上岸來傷害牲畜，老百姓真被它害苦了。”韓愈說：“既然這樣，我們就得想法把它除掉。”話雖那樣說，可韓愈是個文人，一不會動刀，二不會射箭，怎能除掉鱷魚呢?後來，他寫了—篇《祭鱷魚文》，專門派人到江邊去讀這篇祭文，又叫人殺了一口豬—頭羊，把它丟到江裡去喂鱷魚。在那篇祭文裡，他限令鱷魚在7天之內遷到大海里去，否則就用強弓毒箭，把鱷魚全部殺死。韓愈不信佛，怎麼會信鱷魚有靈呢?這當然只是他安定人心的一種手法罷了。事有湊巧，據說打那以後，大池裡的鱷魚真的沒有再出現過。當地的百姓認爲朝廷派來的大官司給鱷魚下的驅逐令見了效，都安心生產了。
一年之後，韓愈又回到長安，做了國子監。
由此可以看出，韓愈的反佛是站在儒家思想立場上進行的；他根據“華夷之辨”的傳統觀念。認爲佛教是外來的，是野蠻的“夷獨之物”，“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君焉而不君其君”，完全背離了中國的的倫理綱常名教，更何況“夫佛本夷狄之物，與中國語言不通，衣服殊制”，如果盡信佛法，將來必有亡國滅種的危險。韓愈還根據儒家積極有爲的人世精神，對佛教的出世主義進行批判。他說：儒家並非不講個人修養，他只講“正心誠意”。“正心誠意”就是要增強個人修養，目的是爲了“齊家治國平天下”。而佛教講的個人修養，目的卻爲的是拋棄天下國家，遁世無爲，逃避社會責任。大興佛教修築寺廟，寺廟內有大量僧尼不勞而獲，不耕而食，不織而衣，造成生產者寡而自食者衆，必然要耗費大量國家財富，加重百姓負擔，使民“窮上盜也”。所以要嚴禁佛教。沒收寺廟，燒燬佛經，令僧尼還俗，用儒家的思想進行教育，恢復儒家思想獨尊地位。
爲了與佛教相對抗，他還提出了“道統論”和“性三品”論。當時佛教爲了宣傳自己的學說，大講“佛統論”，認爲他們所講的是由歷代祖師爺一脈相傳下來的。韓愈爲了與佛教鬥爭，就模彷彿教的“佛統論”，爲儒家設計出一個“道統論”。他說儒家也有一個一脈相傳的道統，這個道統從堯開其端，“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結果是使佛教學說氾濫。這個道統論證明只有以孔子爲首儒家學說，纔是中國正統思想，佛教也自然成爲異端邪說。
韓愈所提倡的“道統論”，其內容就是指儒家的仁義道德，又稱之爲“先王之道”或“先王之教”，內涵則是“仁與義”。他說“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這是說，“道”是實現“仁”和“義”的途徑。依先王之教就是道德，就是仁義。“仁義”的涵義是確定的，故曰“定名”；而“道德”則各家可以作出不同的解釋，所以說是“虛位”，只要出自內心而不是靠外爲朝着仁義這個方向去行動，就可以稱作是有道德的人了。其所謂的“仁”，就是博愛，而博愛即是“一視同仁”。“博愛”必須遵守“親親而尊尊”的原則。“義”主要是指君臣父子之道即臣民必須忠於君王，子女必須孝敬父母。韓愈還極力鼓吹對君主的愚忠，凡是君主的命令必須服從，絕不能有所反抗，即使錯了，也只能自認爲有罪，還要感謝皇恩浩蕩。前面所說的他因上表諫迎佛骨一事險而被處死，此事明明是皇帝的錯，可韓愈卻反而立即上表謝恩，認爲既然免除了我的死罪。同時還繼續給我官做，給我俸祿，真是皇恩弘大，用天地之法也難以測量。
按照道統學說，仁義道德是否具備的程度如何，這將取決於人的“性”和“情”。韓愈把人性分爲上、中、下三品，認爲上品的人，生來就能夠按照封建道德標準來行事；中品的人，要通過修身養性才能做到這一點；下品的人，則是天生的劣性，只能用強制的手段使他因爲懼怕威力而減少罪惡。在韓愈看來，帝王都是天生應當發號施令的上等人，平民百姓則是天生應當受統治、受剝削的下等人，這是天命，也是永恆不變的。而“性”與“情”的關係，“性”是先天具有的，而“情”則是後天接於物而在人心上的反映，在一個人身上，性與情是統一的，有什麼樣的“性”，就有什麼樣的“情”，從而反對了佛教所提出的滅情見性，情不滅則性(佛性)不見的說法。
總之，韓愈反佛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套自己正統的儒家學說，來適應統治者強化思想統治的目的。他反佛的思想是積極的。韓愈的反佛思想及道統學說經過宋代周敦頤、二程、朱熹等人的繼承和發展，逐步形成宋明理學，成爲宋明理學的先驅。